谢飞导演

　　新人电影节（以下简称新）：您是50 年代进入导演系学习导演专业的，当初选择导演和电影专业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谢飞（以下简称谢）：准确的说，我是60年考入电影学院的。主要是从中学就喜欢电影和戏剧，60年我还考了中央戏剧学院，考上哪个是哪个，和现在的高中生是一样的。你中学时要有一种爱好，到时候也要看条件。

　　其实我差一点被选送到苏联学习，不过那边没有电影的专业，我可能会学习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历史，如果是那样，我现在应该在翻译俄罗斯小说，研究俄罗斯了。不过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选送的名额消减，我们就被淘汰了。后来就是因为喜欢电影所以第一志愿报的电影学院导演系，第二志愿是中戏导演系，考上了电影学院就上了。所以说人是有命运的，不光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个是自己要有理想有目标，另一个也要看时机。

　　选择电影有一部分是因为中学时产生的爱好，17，8岁的人总有很多理想。当时很明确自己喜欢文，不可能去走理科这条路，而命运安排我考上了电影学院，所以我就成为了导演和教师。我毕业之后就留校了，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拍电影，所以这三十多年来我的主要职业是教师。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个人能够完全决定的，人要有爱好去追求，但也要适应时代命运给你的安排，在有限的可能性中实现理想。所以现在的小孩子有时想的太简单了，你必须有自己的追求，也要适应时代和命运给你的机会。

　　新：您拍的几部电影都是改编自现当代的小说，当时选择这些作品是刻意挑选这种题材，还是机会使然呢？

　　谢：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受教育在文革前，受的是比较传统，甚至是比较左的教育。在文革之后，我们开始工作，拍片。而我的主要职业是老师，不是被分到电影厂专职导演，帮制片厂赚钱是他们的工作，所以必须拍一些商业片，宣教片。我的责任是教好书，文革后的三年里，我两年教书一年拍片，拍片不是为了帮制片厂赚钱，而是一种实践，为教学积累经验，所以我就想拍一些艺术片，拍一些能表达我对艺术、社会、生活看法，有艺术价值的片子。所以我选择的小说多数都是当时已经流行的而且符合我艺术追求的小说。所以我的９部片子里有大概有６部都是艺术片。当时拍电影作为我们这些在职老师的教学实践，我们都不愿意拍商业片或宣教片，想拍一些有艺术价值的片子，将来把这些片子给学生看和分析的时候，也说得出口阿。

　　新：您的片子一方面体现了您对现实社会的看法和思考，另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抒情惟美的风格，在两者的结合上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谢：其实这都是后面一些评论家总结出的东西，说我的作品大多是女性题材啊，悲剧色彩阿，抒情性阿。其实这都不是我有意做的，但是文如其人嘛。既然是做文艺片，里面一定带有很多作者本身喜好和情感的自然流露，我选《湘女潇潇》，《本命年》，《香魂女》这样的小说，原因就是这样的小说符合了我的观点，或者艺术风格是我喜欢的。即便是娱乐片，其实有时候也有导演自身的色彩，像冯小刚的贺岁片的幽默呀，世俗的风趣呀，也是他本身就具有的。所以说文如其人，大家现在这么总结我的作品，可能就是跟我本身的喜好有关。

　　新：您曾经总结过中国的６代导演，那么对于现在活跃在电影界的４、５、６代导演您是怎么看的？他们对中国电影会有怎样的影响？

　　谢：其实中国电影业出现的这种按代划分的现象是很独特的，是全世界都没有的现象。但是它很实用，国内外的理论家都是这么叫的，尤其是第５代，在国际上叫得很响，理论呢，只要它实用就有理论价值。

　　那么出现这种分代现象的原因呢，就是这５０年来中国政治社会变化太大。４９年前后和文革前后，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人必然打上不同的烙印。像我们这代人是文革前受的教育，谢晋导演他们第３代导演是４９年前受的大学教育，。他们看了很多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片子，而我们长大的时候好莱坞的电影只看过几部，受苏联电影的影响很大。所以时代的不同使得我们的知识结构不一样。而第５代导演在文革前几乎连高中小学都没有上完，文革后七、八年接触到像新浪潮，日本新电影，美国新电影，德国新电影这样的电影，思想界也受像萨特这样的思想家影响很大，再加上文革十年的经历，他们表达的方式又跟我们很不一样。

　　其实现在第４代导演拍电影的已经很少了，但还有一些在拍连续剧。现在活跃在电影界的老一代的应该是第５代了，他们现在要算是我们电影业的中坚。但他们近５年基本在做一个向商业的转向，像功夫片，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转向。从卧虎藏龙开始，包括后面出现的一系列功夫片，都在国内外掀起了一些票房，但这东西很快就过时了。所以又有了各种贺岁片，中港合作的大明星的片子，包括主旋律的片子。这些片子对于中国电影市场和票房的探索是很有价值的，像这几年国产片的票房一直高于好莱坞大片，但这些片子在文化和思想上是比较差的，跟８、９０年代的大片是没法比的。陈凯歌的《梅兰芳》超不过他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现在的片子也超不过他的《秋菊打官司》，甚至《活着》。其实这不是他们的退步，是中国电影市场的需求。现在如果还像以前那样拍片子，收不回成本也找不到投资。所以我觉得第５代现在还是中国商业制片的中坚。

　　第６代和第５代的区别就是他们没有文革的亲生经历，那时候他们还是幼儿，他们的生活经历主要是改革开放这３０年。但从王小帅到贾樟柯，再到宁浩，他们的年龄差别很大，但都属于第６代，是因为中国这３０年来一直在追求经济的发展，社会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他们拍的东西只是有所变化而没有本质区别。就像西方电影界没有这样的代际区分，我觉得第６代会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代，第７代短期内不会出现。

　　第６代也有些导演现在开始尝试商业片，做的也不错，但他们的起家还是很边缘化的，这种“城市边缘化作品”是他们本身的社会身份的很真切的表达。所以他们在电影界产生了影响，他们在市场上不成功，但内容不错，也有艺术特色。所以我觉得第５代在未来还会是商业片的中坚，第６代会逐渐涌现出商业片新人。而真正的艺术作品永远是一个艰难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只有商业片，没有具有永恒价值的这种艺术片，这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残缺的民族。所以我觉得像贾樟柯的艺术价值要远高于第五代，这也是他在国际范围内得到这么高的评价的原因。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应该珍惜自己的艺术权利，拍出有永恒艺术价值的东西。我们也应该保护和支持这类艺术电影和严肃作品，给年轻导演一个希望：一个健康的电影市场应该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并存而且相互依赖的。

　　新：您怎么看我们的新人电影节呢？

　　谢：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有很多新人导演的电影无法进入主流电影市场，但他们的作品很有自己的价值和探索。这样的电影节给了他们一个展示和交流的机会，也给他们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所以我觉得新人电影节在中国主流商业市场统治一切的时候，给了这些新人导演支持和交流平台的一个很好的活动。所以我很欣赏主办方搞这个电影节的胆量，和你们的辛苦工作。希望你们的电影节能够一直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

　　你们上一届电影节放映了我的《湘女潇潇》，严格来讲这不是我的第一部作品。我的第一部片子是和郑洞天老师合拍的《火娃》，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片子。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实践，对于当时首次拍片的我们来讲很有价值。但今天看来，它没有什么艺术价值。我真正个人独立导演的第一部片子是《我们的田野》，这是我们从“阶级斗争为纲”，“文化为政治服务”这种思想中解放出来之后，拍的一部关于我们亲身经历和反思的片子。可以说是我９部片子里唯一有我个人情感和经历的片子。讲述了我们对自己那段青春的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是被耽误的后悔，一方面有那种青春的热情。现在回想，这部电影还是很幼稚简单的，但它很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