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业，曾经完全是国有电影厂的天下，卖厂标都能过日子。随着电影行业的开放，特别是电影许可证向民营公司的开放，国有电影厂的优等地位寿终正寝，民进国退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在市场化已经20多年之后的今天，大多数国有电影制片厂才刚刚或者开始转制为企业。

    越来越高的市场门槛，越来越强的传统惰性，使姗姗来迟的国有电影制片厂的转制变得不仅代价巨大而且前途难卜。资产归属不清，市场主体不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利益差异，既得利益与新增利益的冲突，存量资源和增量分配的冲突，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混杂，国家救济与市场运作的矛盾，纠缠不清，内耗不断，为国有电影企业的未来蒙上层层阴影。

　　当然，国有电影企业也有日子好过的。拥有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电影频道、进口电影专营业务、多条重要电影院线、国家投入的数字电影基地和各种得天独厚的政策资源和垄断资源的中国电影集团公司，2008年独立生产和合作生产了《梅兰芳》、《赤壁》、《长江7号》等近20部电影，出品和发行国产影片150部，创造票房超过12亿，而参与和协同发行的影片票房也接近10亿，加上近8亿的进口影片票房，总票房达27亿，占全国全年票房总量的67%。2009年的献礼大片《建国大业》也是一路凯歌，成绩斐然。中影集团凭借其不可复制的优势和地位，成为中国电影业当然的龙头企业。

    此外，上海电影集团在各个地方国有电影企业中，则显示了一定的活力。2008年，该集团生产和合作生产18部故事影片，其中《大灌篮》、《画皮》、《木乃伊3》市场反响强烈。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葫芦兄弟》、上海文广集团出品的动画片《风云决》在2008年更是为国产动画带来了突破和希望。上海，在动画片、合拍片等方面正在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然而，除这两家以外，大多数国有电影制片厂在目前电影市场的大潮中都在被边缘化，大多相当依赖各级政府和其他渠道的非商业性投资来维持电影运转，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农村电影计划；或者依赖电影以外的第三产业来维持电影厂的运转。国营厂的体制机制和观念惯性都严重影响着国有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国有电影制片厂在中国电影进入黄金时代的时候，却成为电影行业一道难题。

　　虽然一直陷入“等靠要”怪圈，但国有电影制片厂其实有自己的一些优势，比如一般来说都有一定的电影工业的积累，有相当可观的固定资产，有一定的电影品牌资源，也有一些专业技术设备和人员。关键问题在于，要将制片厂改造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到市场上去交换资源、整合资源、优化资源；而要成为市场主体，就必须解决产权归属，使主体真正能够进入市场流通；同时，还要解决企业管理者的身份、利益与资产的关系，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用具有合法性的渠道来选择经营者，否则权力寻租、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难以避免。

　　多种经营、对外合作、责任承包、制片人制等等，当然都是国有电影企业转制后可以采取的对策。但应该说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策。转制往往只是形式。只有解决了体制问题，有了利益驱动，有了经济目标的单一性，有了经营管理的合法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有了资产的流通可能，国有电影企业才能真正解决跨区域、跨行业、跨国之间的合作机制，才能进入资本市场，才能进行产业整合，才能出现人员流动和人才集聚，才能产生企业活力和企业生机。当年我们是“事业体制企业管理”，转制以后往往可能陷入“企业体制事业管理”。国有电影厂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有待时日，然而又时不可待、机不可失。电影行业的门槛将越来越高，产业集中度日益加剧，国有电影企业现有资源的贬值越来越明显，不改不进不脱胎换骨，大多数国有电影厂被淘汰就将成为宿命。

　　（尹鸿，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