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1977》谈上影集团出品的“主旋律电影”

    在艺术的功能系统内，通常把电影的功能区分为：审美功能（作者电影，或者说文艺片）、认识和教育功能（主流电影，在中国，更确切的称呼是“主旋律电影”）、愉悦功能（娱乐片）三类。在20世纪80年代，区分这三类电影并不困难，但自从中国电影开始面向市场，电影企业开始自负盈亏，尤其民营资本甚至境外（海外）资本进入电影制作、发行过程之后，电影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这时，不仅文艺片需要进行商业包装或制造一定的“卖点”，娱乐片也需要体现出一定的艺术水准才能被观众接受，而“主旋律电影”也开始重视票房，努力圆融商业性、艺术性和政治性。

　　本文以上影集团近年出品（部分为合拍片）的“主旋律电影”为论述对象，重点分析两部“建国60周年献礼片”：《黎明行动》（2008，导演包福明）、《高考•1977》（2009，导演江海洋），以见证“主旋律电影”在市场化背景下的三种创作倾向。

　　一、宏大历史题材的个体化表达

　　中国“主旋律电影”的主要题材是革命历史的回顾、伟人传记，以及时代英雄、时代精神的银幕再现。这样的题材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恐怕只可仰视而无法平等交流，这就需要寻求“宏大历史题材的个体化表达”，即选择一种个体化的视角来结构情节，从一个横断面来观照历史，使影片既有史诗般的厚度，又具有个体性的真情实感，达到艺术感染力和思想感召力的水乳交融，进而对当下现实产生积极的启迪意义。

　　如影片《高考•1977》，其背景是1977年“恢复高考”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这一事件是中国十年浩劫后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分水岭，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开始苏醒并探索前进的道路。但是，影片没有用高调的政治术语来为“恢复高考”作历史性的评价，而是聚焦于一群下放到黑龙江的知青在参加高考过程中的种种迷茫、阵痛、憧憬，以及他们为了改变命运而与现实、体制进行的种种抗争，进而挖掘“恢复高考”对于个体的意义：个体可以不再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永远与“大学”失之交臂，也不会因为领导的为难而寸步难行，他们可以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未来。这种改变，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变革，更是一种政治理念，乃至伦理环境的变革：从“集体伦理”到“自由伦理”。——注意影片最后老迟在广播里念的那份录取名单，那些在农场里只有一个抽象标签（知青）的群体，那些原来只能在抽象的民族、国家、集体的利益中发挥自己作为螺丝钉功能的“元件”，一旦身处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将恢复他们作为个体的种种差异性，呈现种种不同的个性偏好：有人读中文系，有人读数学系，还有人读法律系，有人读机械制造系，等等。

　　而且，影片《高考•1977》还从一个哲学高度来肯定“恢复高考”的意义，那就是将被异化为“政治符号”、“革命工具”的“人”还原为有血有肉有真性情的“人”。如影片中的老迟，作为“体制”的维护者，时刻把“组织”、“纪律”、“政策”挂在嘴边。他永远随身携带的那枚公章，象征着体制的权威和国家的意志，也是对知青进行管理和规训的一个紧箍咒。但面对这些“知青”为改变命运而进行的不屈抗争，尤其面对陈琼父亲那种大无畏的父爱，老迟冰冷坚硬的心开始融化，从一个专制的“国王”回归为一个严厉的“父亲”，从一个冰冷无情的“国家权威”形象还原为一个具有人情味的长者。这正是影片所要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人性的回归”。

　　可见，《高考•1977》没有“以大写大”，而是“以小见大”，通过几个人物的心灵轨迹来折射“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人”的解放与“人性”的回归），具有高度的历史浓缩性和主题的深刻性。

　　确实，“主旋律电影”要表达政治意识形态，要实现对观众的“教化”。但是，直白的政治宣传，概念化的人物塑造，空洞的标语口号，公式化的情节只会遭到观众本能的拒斥，只有让观众沉浸在一定的艺术情境和艺术感染力中，与影片中个体性的人物命运感同身受，才能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思想认知和价值判断。

　　二、“主旋律叙事”的时尚包装

　　麦茨在对影院机制和观影心理的讨论中，凸现了三个关键词：认同、窥视、恋物。 如果不惜损折麦茨理论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可以将这三种观影心理作通俗化解读，——观众的观影愉悦来自三个方面：对影片中人物或现实中扮演该人物的明星的认同，观看奇观性景象（不仅是女人的身体）的满足感，对电影中技巧、生产电影的技术设备、电影衍生物（如海报、衍生玩具、明星签名等）的迷恋。这三种观影心理在好莱坞商业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凸显，而且一些艺术电影也开始从不同角度来理解观众的这三种观影心理。这时，中国的“主旋律电影”要走向市场，让观众进入故事情境进而接受影片中承载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样要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三种观影心理作出呼应。

　　近年来，“主旋律电影”开始启用一些时尚明星（包括港台明星）来增加卖点，如《邓小平•1928》（2004，导演李歇浦）中就出现了香港演员余文乐的身影，这多少暗合了观众的认同心理。影片《高考•1977》中，不仅有演技派明星孙海英，还有青年演员王学兵。而且，对于饰演陈琼的周显欣，在一些报道中也有意无意提及她曾作为《周渔的火车》中巩俐的替身、在《高考•1977》中将有激情演出等“花边新闻”。在《黎明行动》中，也可看到台湾影星安雅、金马奖影帝谢君豪的演出。如果说谢君豪还算出色地完成了小分队队长何非的演出，安雅在影片中恐怕更多地充当“花瓶”的角色，影片常常似是不经意地凸显安雅身体的魅力，并有一场她在浴桶中洗澡的戏。

　　当然，对“主旋律电影”进行时尚包装不仅是启用明星来饰演角色，也不仅是增加一些商业卖点（如女性身体、刺激场面、电影之外的各种噱头，但这些卖点不能流于低俗），还包括对影片制作水准的重视，即在娱乐性、时尚性、观影效果上积极探索和努力构建，以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

　　《高考•1977》虽然是一部具有历史厚重感和现实感染力的影片，但也没有忽略对视听效果本身的追求。如那场烧荒的戏，熊熊燃烧的大火在特技摄影中更加“来势凶猛”，带着吞噬一切的力量，带着不可阻挡的气势，代表着青年心中那奔涌不止的生命激情，代表着扫荡一切禁锢的气概与决心，尤其这时阿三从收音机里为大家带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就巧妙地隐喻了时代变革即将到来。还有影片中经常出现的火车，通过特技的处理，非常到位地渲染出火车迎面开来的那种震撼力，带着大地的颤动，正如时代的脉搏，正如历史前进的脚步。

　　因此，面向市场的“主旋律电影”必须有意识地借鉴商业片的某些制作模式，还要借鉴商业片的营销推广模式。这样，在一定艺术质量的保证下，在商业元素的渗透中，影片所要传达的“政治主题”就不会因强制性而让观众拒斥，也不会因空洞而让观众漠然。

　　三、“主旋律电影”的类型化探索

　　使用类型的嫁接与杂糅来制造更加多元的观影愉悦，是近年上影集团出品的“主旋律电影”的一个新变化：在《紧急迫降》（1999，导演张建亚）、《极地营救》（2002，导演张建亚）中，可以看到“灾难片”的影子；《邓小平•1928》借用惊险片的样式制造了扣人心弦的观影效果；《天狗》（2006，导演戚健）则用悬疑的外壳和倒叙的手法，将故事讲述得跌宕起伏；《千钧，一发》（2008，导演高群书）也渗透了较多的悬念、惊悚元素；《黎明行动》更是在战争惊险片样式中还有一个“道路电影”的情节框架。

　　可见，“主旋律电影”不仅要重视其题材和主题，还要重视主题的传达方式和传达效果。这时，影片的外在形态和叙述方式同样非常重要。

　　《黎明行动》一开始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枪决与营救”，在交叉蒙太奇的剪辑中，充分营造了“最后一分钟的营救”的紧张感。而且，营救小分队从土匪窝里救出段景颐到搜救小分队接应到段景颐，完成了一段地理路程，而这段路程也正好是几个人物的心路历程，这是“道路电影”的情节模式。

　　《黎明行动》中，小分队一路转移的过程，伴随着一路牺牲，更见证人物心灵的嬗变：老爷子从恨段景颐，到理解段景颐对于佳木斯市百姓的意义，以及段景颐的处理涉及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立场；段景颐从最初并不信任共产党，到感动于同志们的牺牲精神，进而认同共产党，并从一个被救助的对象，成为救助刘菊的“男人”。这样，影片不仅有流畅的情节发展，而且观众在其中感受到了类型片的“熟知”与“亲切”，这就借助一个“通俗”的外壳表达了影片宏大的主题：“命令高于一切，人才高于一切，民生高于一切。”

　　因此，面向市场的“主旋律电影”，不仅要以“亲切随和”的面容出现在观众面前，以“感人至深”的情绪力量来打动观众，还要以“发人深省”的思想内涵来感召观众，让观众在一种艺术的情境中体验观影的愉悦，进而理解并接受其中的“政治主题”。在这方面，上影集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尤其是最新的《黎明行动》和《高考•1977》，更是获得了票房和艺术的双丰收，同时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这正是“主旋律电影”的努力方向。（龚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