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举行的上海电影节主席讲坛上，三位名导丹尼·博伊尔、姜文和斯蒂芬·戴德利鬼使神差似的开了个“诉苦”大会。本来大家准备畅谈如何“做简单的电影”，却集体埋怨拍电影“一点也不简单”，且“困难重重”，还特别表示对严格的拍摄日期规定不满。当然，他们的借口用姜文的话说就是“搭点工夫才能出质量”。

　　“诉苦”大会上姜文认为，“中国现在是同情资本家的人比较多”，显然姜导的意思是人民群众对导演不太同情，起码是同情得不够。其实这并不是老百姓同情什么资本家，而是另一码事——像我这样的老百姓就只认一个拿钱干活的死理儿。谁拿了投资方的钱，谁就得照顾投资方的经济利益，按照当初的合约行事，包括别一味抱怨拍摄时间太短。

　　作为普通电影观众，我不知道业界项目进程与经济利益之间有啥关系，但我发觉越来越多的导演动辄把“追求质量”作为“失责”“失误”的遮阳伞和挡箭牌，这确实有点不厚道。导演拿了投资者的钱，等于是在为投资者打工，导演的身份这时候演变成了一份工作，就像某人在单位上班，不能按时保质完成规定任务，还算个合格的“工作人”吗？质量当然是第一位，但如果老是以此为理由来赖工护短，起码可以认定该人职业道德出了问题。

　　其实某导演要是真无法确保在预定拍摄期内完成电影，又是个特别的理想主义者，完全可以一开始就选择不与投资方签约。你可以拿着照相机、摄像机满世界跑啊跑，或许灵感顿然来袭，诞生出一部跨国版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