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马社总策划万方发言稿

　　从小对戏剧和舞台就有感情。很多年了，经常和自己说要写话剧，一定要写，很多想法在脑子里转来转去。有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一首诗，一读之下深深打动我，是这样的：

　　如果我不能做

　　我想做的事

　　那么我的工作就是

　　不做我不想做的

　　事情

　　这不是同一回事

　　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

　　事情

　　我感到这首诗以一种极端彻底的精神在回答一个问题：怎样活着。

正是这首诗使我写出了后来的话剧《有一种毒药》。现在龙马社的成立我觉得和这首诗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有关，关系还很密切。那就是：一帮喜欢话剧，热爱话剧的人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作为一个编剧，我所能做的只是写戏，写出剧本，但剧本需要在舞台上立起来，让观众看到，否则有什么意义。因此我感谢，敬佩这些为龙马社的成立而付出种种努力的人。

　　今天其实我很感慨，我们都在世上活了不少年头了，但很多人、甚至包括我自己，对究竟该怎么活着的的问题经常心存疑惑，有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答案，有的人似乎知道，但时时心存疑虑，就像我。答案分明、而又坚定不移，这样的人是少数。有时我们会感到无奈，感觉活得很辛苦，很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为生存奋斗，此外，还想活得更好一些，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有时候我们成功了，于是感觉满足，可这满足并不能长久维持，又会开始不安。还有比不安更糟的，有时候会陷入烦恼和焦虑。

　　而龙马社的第一部话剧，邹静之老师的《操场》，我感觉正是对此问题的一种思考。我曾经看过我父亲一篇谈剧作的文章，他说：“写一个剧本不在于要如何结局，这倒是其次，在于你怎样提出问题，这个问题提得深不深，提得透不透。怎样写出人物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操场》会在观众心里提出问题，引起一些思索。

　　我并不担心这样的戏是不是有点严肃，太不商业，因为我相信一条，人不能不思想。思想才让人称得上是高级动物。我从来不认为戏剧可以和影视相比，戏剧就是属于小众的。科技发展到今天，电影可以在宽阔的荧幕上极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感官的需求，大家也可以随手打开电视机，进行最为便利的挑选，各取所需。那么戏剧呢？戏剧的小众性恰恰是它的优势，它应该是为不完全以物质享受和娱乐为生活目的、有更多精神需求的那部分人存在的，因此戏剧就可以和他们进行生命体验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创作，本身也是满足了剧作者自己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就是说写自己想写的，说自己想说的话。《操场》正是如此的一部好戏，首先它是编剧自己所珍贵的，引起了导演，演员的共鸣，也会引起观众的共鸣。

　　说到我自己，我写过小说，也写过不少电视剧，而写话剧是我的写作经验中最好的经验，感到最过瘾。究其原因就在于难。很多惹人问过我一个问题，作为曹禺的女儿是不是感到有压力，以前我一直回答，没有。后来我忽然明白了，其实有。这压力就变现在我知道去年才写出话剧。其实就是因为我爸爸的话剧压着我，让我不敢写。直到自己觉得有了足够的写作经验才敢写。写戏确实难，有那么多的门道，那么多的规律，既是限制，又是它的魅力所在。我看到过一句话，绝对精辟：在剧本里面，无用的东西比无用更糟。只有在话剧创作中，我才切切实实体会到，一句废话都要不得。戏只要开场了，就要赢得观众的兴趣，越快越好，然后就要使他们的兴趣保持稳定，使之有增无减，直到最后。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既是挑战又是享受。

　　前些天和湖南卫视做了一个关于山寨话剧的讨论，我第一次听说山寨话剧这个词。除了我，还有冯远征，中戏的导演雷霆，还有新锐导演扎文白，本来人家只做几十分钟的节目，结果我们四个人谈起来就收不住，从下午谈到天黑，结果节目都结束我们还互相聊个没完。为什么，就因为对话剧的感情。

　　就冲这一点话剧的生命力就无可质疑。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编剧，导演，演员，观众，都被那种活生生的魅力深深吸引，活人面对活人的情感、思想，审美的交流是不可替代的。

　　最后祝《操场》演出成功，祝龙马社兴旺壮大，我会努力再写话剧，还有一句话，我的话剧《关系》在首都剧场小剧场演出，希望各位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