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平：全面解析中影集团机制改革

　　机制改革

　　记者：作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试点单位，《赤壁》等一系列商业大片的成功为中影集团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起到了哪些积极的推进作用?中影集团是否把大型商业影片的投资、创作以及宣传发行实践同内部机制改革以及业务调整优化结合起来?取得了哪些进展，是否还有需要改进之处?

　　韩：有。

首先营销就是这样，通过《赤壁》的发行把这个环节独立出来。第二是制片，一个永远在生产1000万元投资电影的公司，它的队伍能壮大吗?再次，建这个基地，跟中影集团一系列大片的生产有密切的关系，否则我们不敢建这个基地。比如《赤壁》的设备，要几千万元的租赁费，它代表未来制作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就敢买几亿元的设备。

　　中影集团要建立一支品牌队伍，比如赵海城的制片品牌，蒋德富的营销品牌，许兵、赖诜的发行晶牌，傅若清、宋振山的制作品牌，陈飞、雷振宇的电脑特技品牌，黄宝荣的化服道设计制作品牌，朱宝生的美术制景品牌，吴凌的录音剪辑品牌，程阳的数字发行放映品牌，陈连宝的中影星美院线品牌。把这些队伍和品牌建立起来，中影就会更加强大，最后形成一个中影品牌。在中影，不仅可以合作拍摄电影还可以和它的发行、营销、化妆服装道具是合作，人家自然会找上门来。品牌队伍的建立，所以我是大力地下放权力，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环节中建立机制。就像人总有些实现不了的想法，要在儿女身上实现。我觉得他们干得都不错。

　　记者：2000年中影完成制片重组，成立5家制片分公司，2003年实行制片公司改制，相继成立了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多家新制片公司，它们目前在产权结构和管理机制上各自有什么新的变化?

　　韩：产权结构的改革应该说失败的和成功的都有，中影有几条经验，第一要控股，第二要有经营管理权。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建立结构，就一定要控股，必须要有话语权、经营管理权。这两个权力不能丢。如果成功，就是这两条的成功，成功的影片，全是我们控股的公司做的，或者全资的子公司做的。成功与否拿什么来考量，看产品。邓小平说，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产权结构很优化，但是没有好作品，这就说不过去。

　　这就是我对产权结构的改革总结出的两条经验，特别是制片发行放映这几个环节。另外，需要大额资金的项目可以来合资合股，不需要大额资金的，比如营销，不需要多少钱，因为它没有生产体系，没有生产机构，投不了多少钱，属于智力劳动企业，就没必要去合资合股。但一些生产厂，比如光盘加工厂，需要两三亿元的设备，完全靠集团的资金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个人的体会是，全资国有企业、全资国有的分、子公司，也不是绝对就搞不好，换一句话说，也不是说只要股份合作，多元资本进来，它就肯定能搞好。全国几百家上千家电影制片公司恐怕705‘都是民营的，甚至是外资的，也没见他们拍出了多少优秀的作品。一年四百多部电影，真正的重点影片也好，大型商业影片也好，如果说中影是龙头，现在仍然是全资国有啊!中影的股份并没有变，还是代表国家在经营。反过来说，那几百个民营公司，也没生产出多少优秀的影片，他们发行就特别好吗?我觉得核心问题不在这儿，特别是电影产业，核心部分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干。所以未必全资国有就不行，未必股份合作就肯定行。

　　中影这几年出的优秀电影，都是全资国有做的，但单个项目都是股份合作的。我们在项目当中去实行新的机制和体制。但在集团公司，它还是全资国有，并没有说把中影改成股份制，但是也不能全部实行全资国有。假如某一个项目，比如《赤壁》，全是中影投的钱，它就未必会是现在的结果。有些机制解决不了，积极性就焕发不出来。所以我的策略是，中影股权轻易不能动，比如说中影基地，就是全资国有，但是某些项目可以搞股份制，摄影可以，器材可以，交通车辆也可以。但是母体单一相对好些，至少决策迅速，当然，也可能失败也迅速。但是中国的股权结构公司未必就健全合理，赔了钱相互埋怨，赚了钱分赃不均打架，这种事很多。我们当然要改革，但未必一动就灵。中影不是8个月就取得了8亿元的国产片发行业绩吗?中影这几年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它的股权没动，产业结构没动，但真正产生好作品好效益是在下面的环节，制片环节、营销环节和发行环节。这些环节采用股份合作，吸引资金吸引人才吸引机制。我现在基本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记者：就机制改革来说，中影是否有仍然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来解决的深层次盾和问题?

　　韩：有。我觉得改革是两条，一个是改革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弊端，还有一条是面对今天新的形态形式和发展方向、发展趋势，改革自身，迎接未来，这是任何企业都面临的问题，私人企业也面临这个问题。 其实改过去很容易，就是两个方面，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多劳多得的观念大家都接受，中影不也一直在和吴宇森、周星驰、陈可辛合作嘛，投资不就等于是在用吗?当然分配机制也很重要，特别是管理层的分配机制、经营者的分配机制。比如一个公司，今年发行10亿元票房，明年发15亿元票房，后年发20亿元票房，收入却没区别，也不行，这些地方还是要改革。

　　无论什么企业，面对未来时，理顺机制，合理建立机构，正确地决定经营策略和方向，这是更重要的，比改过去还重要。我不改都没关系，一年一个《赤壁》，有四五亿元的票房我怕什么呢?相反，如果每年都是那种四五百万元投资的电影，七八百万元、五六千万元的票房，再好的机制也没用。总之，体制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体制机制不是考核一个企业优劣的最终标志，而是否生产出优秀的产品才是企业优劣的最终标志。因此，体制机制改革是手段，是否有优秀产品才是最终目的，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

　　机制改革

　　记者：作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试点单位，《赤壁》等一系列商业大片的成功为中影集团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起到了哪些积极的推进作用?中影集团是否把大型商业影片的投资、创作以及宣传发行实践同内部机制改革以及业务调整优化结合起来?取得了哪些进展，是否还有需要改进之处?

　　韩：有。首先营销就是这样，通过《赤壁》的发行把这个环节独立出来。第二是制片，一个永远在生产1000万元投资电影的公司，它的队伍能壮大吗?再次，建这个基地，跟中影集团一系列大片的生产有密切的关系，否则我们不敢建这个基地。比如《赤壁》的设备，要几千万元的租赁费，它代表未来制作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就敢买几亿元的设备。

　　中影集团要建立一支品牌队伍，比如赵海城的制片品牌，蒋德富的营销品牌，许兵、赖诜的发行晶牌，傅若清、宋振山的制作品牌，陈飞、雷振宇的电脑特技品牌，黄宝荣的化服道设计制作品牌，朱宝生的美术制景品牌，吴凌的录音剪辑品牌，程阳的数字发行放映品牌，陈连宝的中影星美院线品牌。把这些队伍和品牌建立起来，中影就会更加强大，最后形成一个中影品牌。在中影，不仅可以合作拍摄电影还可以和它的发行、营销、化妆服装道具是合作，人家自然会找上门来。品牌队伍的建立，所以我是大力地下放权力，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环节中建立机制。就像人总有些实现不了的想法，要在儿女身上实现。我觉得他们干得都不错。

　　记者：2000年中影完成制片重组，成立5家制片分公司，2003年实行制片公司改制，相继成立了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多家新制片公司，它们目前在产权结构和管理机制上各自有什么新的变化?

　　韩：产权结构的改革应该说失败的和成功的都有，中影有几条经验，第一要控股，第二要有经营管理权。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建立结构，就一定要控股，必须要有话语权、经营管理权。这两个权力不能丢。如果成功，就是这两条的成功，成功的影片，全是我们控股的公司做的，或者全资的子公司做的。成功与否拿什么来考量，看产品。邓小平说，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产权结构很优化，但是没有好作品，这就说不过去。

　　这就是我对产权结构的改革总结出的两条经验，特别是制片发行放映这几个环节。另外，需要大额资金的项目可以来合资合股，不需要大额资金的，比如营销，不需要多少钱，因为它没有生产体系，没有生产机构，投不了多少钱，属于智力劳动企业，就没必要去合资合股。但一些生产厂，比如光盘加工厂，需要两三亿元的设备，完全靠集团的资金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个人的体会是，全资国有企业、全资国有的分、子公司，也不是绝对就搞不好，换一句话说，也不是说只要股份合作，多元资本进来，它就肯定能搞好。全国几百家上千家电影制片公司恐怕705‘都是民营的，甚至是外资的，也没见他们拍出了多少优秀的作品。一年四百多部电影，真正的重点影片也好，大型商业影片也好，如果说中影是龙头，现在仍然是全资国有啊!中影的股份并没有变，还是代表国家在经营。反过来说，那几百个民营公司，也没生产出多少优秀的影片，他们发行就特别好吗?我觉得核心问题不在这儿，特别是电影产业，核心部分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干。所以未必全资国有就不行，未必股份合作就肯定行。

　　中影这几年出的优秀电影，都是全资国有做的，但单个项目都是股份合作的。我们在项目当中去实行新的机制和体制。但在集团公司，它还是全资国有，并没有说把中影改成股份制，但是也不能全部实行全资国有。假如某一个项目，比如《赤壁》，全是中影投的钱，它就未必会是现在的结果。有些机制解决不了，积极性就焕发不出来。所以我的策略是，中影股权轻易不能动，比如说中影基地，就是全资国有，但是某些项目可以搞股份制，摄影可以，器材可以，交通车辆也可以。但是母体单一相对好些，至少决策迅速，当然，也可能失败也迅速。但是中国的股权结构公司未必就健全合理，赔了钱相互埋怨，赚了钱分赃不均打架，这种事很多。我们当然要改革，但未必一动就灵。中影不是8个月就取得了8亿元的国产片发行业绩吗?中影这几年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它的股权没动，产业结构没动，但真正产生好作品好效益是在下面的环节，制片环节、营销环节和发行环节。这些环节采用股份合作，吸引资金吸引人才吸引机制。我现在基本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记者：就机制改革来说，中影是否有仍然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来解决的深层次盾和问题?

　　韩：有。我觉得改革是两条，一个是改革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弊端，还有一条是面对今天新的形态形式和发展方向、发展趋势，改革自身，迎接未来，这是任何企业都面临的问题，私人企业也面临这个问题。 其实改过去很容易，就是两个方面，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多劳多得的观念大家都接受，中影不也一直在和吴宇森、周星驰、陈可辛合作嘛，投资不就等于是在用吗?当然分配机制也很重要，特别是管理层的分配机制、经营者的分配机制。比如一个公司，今年发行10亿元票房，明年发15亿元票房，后年发20亿元票房，收入却没区别，也不行，这些地方还是要改革。

　　无论什么企业，面对未来时，理顺机制，合理建立机构，正确地决定经营策略和方向，这是更重要的，比改过去还重要。我不改都没关系，一年一个《赤壁》，有四五亿元的票房我怕什么呢?相反，如果每年都是那种四五百万元投资的电影，七八百万元、五六千万元的票房，再好的机制也没用。总之，体制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体制机制不是考核一个企业优劣的最终标志，而是否生产出优秀的产品才是企业优劣的最终标志。因此，体制机制改革是手段，是否有优秀产品才是最终目的，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