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我不是天才，我只是有坚持的经验

    顾长卫，从小热爱绘画，后成为摄影师；和最出色的导演们长期合作，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影坛；用镜头说话，曾接受邀请在好莱坞等地拍片，被誉为“中国第一摄影师”；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会员，是奥斯卡的评委之一；成为导演之后，影片迎来无数好评……

　　与记者面对面，顾长卫这位不善言辞的电影人表示，对于所有电影参与者他都心怀感激，“我不是一个天才”，“无非就是人缘还不错，有坚持的经验。

　　项目、合同、施工从1982年电影学院毕业，到2004年第一部导演作品《孔雀》问世，顾长卫花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这期间，作为国内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他得到了无数赞誉和肯定，而这一切似乎要比直接拿自己的影片出来面对市场检验——做导演要来得轻松得多。他说自己是一个很懒的人，但面对一些内心的感受，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好在自己对于电影还有一些经验，就像一个工头，拿下项目、去谈合同，然后施工。这一切，促使他拿起了导筒。

　　顾长卫说自己是O

　　型血的人，作为万能输血者，这一类人更容易迎合周围的人，隐藏自己的个性。“我差不多知道自己的不足，勇于面对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是一无是处，可能有的时候，因为不觉得自己厉害，也不给自己更多奢望，面对市场和荣誉，面对一些利益的时候更从容，我觉得这是一种尊严的方式吧。因为原本就没想得特别高，所以也不存在没有信心的时候。”

　　他知道观众并非迎合就可以取悦，作为更注重艺术品质的导演，拍电影因为想要有所表达，他相信自己的影片善解人意，可以触动人心，“更多的担心的是内容是否丰满”。

　　价值观“好像股市一样，大的氛围会越来越好，全社会行动起来就可以形成更大的力量，就像这次赈灾中国人的表现。”顾长卫不愿意将自己局限于某一特定导演群体中，他觉得市场需要更加激烈的竞争来推动。

　　在顾长卫的影片中，几乎每个角色都有他自身的影子，看似悲剧的风格，却有励志的主题。无论是《孔雀》中的姐姐或是《立春》中的王彩玲，一个个特立独行，却最终都找到在社会中属于自己的位置。顾长卫不认为这是一种对社会的妥协或是认命，相反，他觉得这是一种新的价值观，是他在自己这个年龄对于生命的认识。“我想要通过电影去发现那些普通的生命，他们不具备很多英雄式的传奇，却同样精彩。我们不用担心梦想没有实现，也不用抱怨。也许我们的梦想太遥远，太高不可攀，但是我觉得只要相信有明天，只要相信有未来的延续就好。这种生命的东西，是我特别想歌颂的。“

　　因为这些个人化的观点和沉重感，也必然注定了顾长卫的影片并不能引起社会大范围的共鸣，但他似乎并不喜欢将自己的影片归类为艺术片或是小众电影，在他看来，好看的电影既有商业价值也有艺术价值，影片不分大小，所有的影片只是制作成本的高低不同。票房的多少不能完全代表影片的意义、能够影响多少人。“一些沉淀下来、经得起时间打磨的东西，才有质感。一个创意一种精神可能更具长久的价值，并且价值连城。”

　　票房作为导演，顾长卫自然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观众会关注他的影片。提起票房，这似乎是个尴尬的话题。不得不承认，尽管顾长卫的影片在社会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并且业内好评如潮，但在票房成绩上却差强人意。

　　如何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他的影片，无论何种方式，这似乎也是顾导的一种无奈。尽管他与妻子蒋雯丽在影片《立春》问世之后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但这类面向大众的宣传却与电影院的直接推关系不大，他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一种交流式的宣传，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会去电影院买票看电影，他们大部分会通过DVD

　　等方式观看。面对真正的目标人群，就像日用品广告，真正决定买什么东西的是在超市里购物的人——电影院的阵地宣传才是真正面对目标消费群体的。”

　　顾长卫对于营销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最新影片《立春》在放映前十天才匆匆敲定发行方，片子票房差强人意。相比“大片”的上千拷贝，《立春》只印制了40多个拷贝，在上海和广州也都只各安排了一家院线，且基本都被安排在了白天。“在北京，白天场一天也就是10个观众左右，任何影片都如此。但《立春》但凡晚场放映，都是场场爆满。”

　　事实上，《立春》确实没有再现《孔雀》66个拷贝创造近千万票房的“奇迹”。在顾长卫的无奈中，我们也看到了小成本文艺片在发行放映中所遇到的尴尬。电影院如果不认同，相应的影院宣传力度和排档肯定就不会特别理想，这些自然会对票房产生负面影响。

　　不过，对于顾长卫来说，他更看重影片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自己的影片，无论通过何种方式。 因为原先就没有给自己压力，面对《孔雀》300

　　万元的票房，顾长卫同样认为这是一种额外的收获，值得感激。但院线可不这么认为，一位院线工作人员曾告诉《综艺》：“人们到电影院是寻求一种视觉和听觉的享受和放松，同类题材，表达和处理方式可以有很多种，能让观众接受的方式更有很多种。没有票房价值的电影，如何获得投资回报率，又如何存在？”

　　对此，顾长卫感叹这个时代是一个话语权的时代，谁有更多的资本谁可能就拥有更多话语权。

　　对于什么样的票房算做成功，顾长卫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主流话语权引导的体现，“他们制定了游戏规则，引导观众对影片的认识，决定了什么样的票房数字算做成功，商业营销的程度决定了人们的看法，影响了社会的审美价值观”。

　　“很多人以为明星加巨资打造就是商业片，但在讨论票房的高低时却忽略了投入产出比。其实很多小成本的影片质感反而更好，因为本身宣传费用几乎为零，可以说回报率更高。”

　　文艺片生存之道文艺片是否就是拿别人的钱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如果票房上不能获得很好的成绩，那么导演是否每拍一部电影都要重新找一次投资人？

　　顾长卫笑着反问，“如果一直赔，如何会有继续投资？”他以他的投资人董平为例，作为一名艺术商人，董平的公司从1998年起步时的十个人到现在六七百人的规模，“他的成功依靠的是品质而非市场”。

　　顾长卫认为文艺片追求的市场不仅体现在影片票房上，更多贴近艺术品收藏的性质，取得的社会效应、所获的奖项都成为其价值衡量的一部分，社会成本的投入产出都给小成本文艺片带来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有这么多导演能够融到资金一部接一部拍片子，就说明了市场的认可，说明它能够赚钱。”

　　“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一套经营方法。”面对当前市场下小成本文艺片的生存压力，顾长卫很乐观，或许这样的乐观源于他的性格，源于某种如他所言的自己电影中所追求的精神层面的意义，“没有压力，自然就会有信心。”

　　记者手记喜悦不仅仅来自收获，整个过程都很精彩顾长卫说话很慢，声音厚实、平静，一如他影片的节奏。与他对话更像是拉家常，这也是他喜欢的方式。拍摄照片时，顾长卫谈起了自己的儿子，他说，儿子小的时候，他喜欢看他睡觉的样子，安静详和而透明。接着，他又说起小麦的故事，回忆童年时如何在麦田里嬉戏，躺在高高的麦田里如何不被大人发现。春天用脚踩麦子，夏天收割。拾麦穗，这一切，他认为充满乐趣，“喜悦不仅仅来自收获，整个过程都很精彩，一如拍电影”。

　　采访过程中，他对问题的回答并不直白，很含蓄，有时会扯得很远，会说及一些看似无关的话题。采访完毕，整理采访录音时，反复听，反复琢磨他的话，这些“很远的话”仿佛一种电影意境。

　　很多时候，有些道理说起来浅显，听后却容易遗忘。就像一些“商业片”用直白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直白的故事，我们在观看的时候很放松很投入，却很少能够长久留存于记忆，往往是出了电影院之后大骂一句“什么玩意儿”，之后感叹上当和不值。

　　怎样才算是一部好的电影作品？ 顾长卫说拍电影是对人生的感受，对内心的抚慰，他喜欢用电影和周围的朋友交流，他说好的作品应该有一种传染力。

　　我并不赞同顾导的所有观点，但他的话如他的电影一般，给我带来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