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蛋”下的音乐节命运交响

　　不经意间，北京国际音乐节成了北京严肃艺术的名片，甚至是古典音乐乐迷集中聆听高水平古典音乐演出的唯一机会。

　　即将开始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走过了第十一个年头。作为在新中国开始的最早的音乐节之一，却在新变化的演出市场中，不得不面对一个日益尴尬的窘境。

　　2007年第十届音乐节举办了24场演出，2008年第十一届，从10月2日至19日，共16场，演出场次下降了1/3。

　　今年音乐节的最大亮点，非柏林德意志歌剧院原班人马带来的瓦格纳歌剧《汤豪舍》，与理查·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莫属。而如此浩荡和宏大的歌剧制作，却未能进入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依旧放在保利剧院进行。其实今年的音乐节在演出场所方面已有拓展，将首都剧场和北京音乐厅囊括其中，但依旧没有国家大剧院的身影。

　　大剧院成音乐节变化的分水岭

　　音乐节的概念缘起于欧洲，是在演出季间隙的夏天，放了假的乐师们寂寞难耐倾巢出动的产物。欧洲盛行的音乐节在中国仅有两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其一是丁善德创建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也为新中国最早的两个音乐节之一；其二便是余隆于1998年一手创建的北京国际音乐节。

　　2005年，第八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邀请到了纽伦堡国家歌剧院整套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全集、西蒙·拉特尔爵士与柏林爱乐乐团以及诺灵顿爵士和斯图加特广播交响乐团，在笔者看来是难以超越的一届，也代表着音乐节迄今为止的巅峰之作。2006年第九届，波利尼和杰基耶夫的驾临，弥补不了穆蒂缺阵的遗憾；2007年第十届，虽有数支大团光顾，但音乐节俨然成了郎朗的个人走台秀。

　　如果说七年之痒，十年一坎的话，那2007年不仅是音乐节的分水岭，也是整个北京乃至中国古典音乐演出界重新洗牌的元年。

　　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内部，包括节目总监、市场总监、媒介总监和商业赞助主管四大巨头纷纷离职，其中包括曾伟——音乐节创建伊始余隆的左右手。由香港著名乐评人周凡夫撰写的回顾音乐节十年历程的书稿，因为这一人事变动不作出版，音乐节转而邀请美国乐评人司马勤(Ken Smith)另起炉灶。几个元老级的赞助商也从赞助名录中消失。

　　如果说这些内部变动引起的振动，远不足以撼动音乐节这艘彼时北京音乐界旗舰的话，那同年建成并在音乐节期间依旧低调试运行的国家大剧院，注定会是一艘航空母舰。随着2007年12月国家大剧院以杰基耶夫的《伊戈尔王》开幕，它便以一种百慕大的漩涡效应抢夺了北京几乎所有的古典音乐演出项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形容说，“国家大剧院一下子打破了演出市场的均衡和规则”，它使得保利剧院、北京音乐厅和中山音乐堂这些原本在北京互相制衡和分羹的剧院和演出商面临一种窘境。

　　KLASSIKOM音乐资讯中心根据中国最大的演出票务门户网站“永乐在线”的历史演出目录一览表，统计了2007～2008年2到5月同期的北京主要演出场所中的古典音乐和芭蕾演出明细——那是传统意义上演出界的常规时期，而不是旺季(如新年时段)或淡季(如暑期时段)。2007年是大剧院的真空时段，2月至5月北京共有演出42场，2008年同期北京的演出达到100场，较2007年同比增长58场，涨幅达到138%，其中国家大剧院包办了63场。

　　国家大剧院外的主要演出场所，2007年2～5月间演出，2008年同期共37场，相比2007年的42场，属于合理范畴。

　　中山音乐堂在室内乐、爵士和独奏音乐方面占有优势。保利剧院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在杂技和综艺方面力拔头筹。北京音乐厅的民乐和中国音乐历来是亮点，世纪剧院依旧长期处于真空状态。

　　如果按这组数据和统计看，国家大剧院的建成对北京其他演出场所的演出并没有构成威胁和较大影响，反之将北京演出的场次和数量都翻了一番。可如上数据显示的仅代表数量，而在演出质量方面并无任何体现。

　　有一点值得重视：在各大演出场所演出容量远未达到饱和的情况下，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激增，究竟能否培育演出市场的良性发展，还是靠竭泽而渔地抢夺他人的地盘？她起到究竟是引领作用，还是垄断作用？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观察。

　　余陈之争升级？

　　2008年4月底至6月中，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首届“中国交响乐之春”拉开序幕。这一庞大的项目邀请到中国内地42支交响乐团中的37支到国家大剧院举办音乐会。在缺阵的乐团当中，除去因为编制、经费不够和之前在大剧院多次亮相的三支乐团未出席外，另有两支格外抢眼，分别是无论在经费还是艺术水准均处于国内顶尖行列的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

　　两支缺席擂台的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与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均为中国指挥家余隆。不可避免地让人回想到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陈佐湟与余隆之间的恩恩怨怨。

　　早年余隆创立中国爱乐乐团之际，从时任乐团音乐总监的陈佐湟手中的中国交响乐团“借走”大批人马，导致“国交”一蹶不振，陈佐煌也黯然离职。因此当陈佐湟由吴祖强教授推荐出任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之后，“陈余之争”大有升级到各自所代表阵营的互相较劲之势。

　　国家大剧院目前与上海大剧院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并越来越多地与东方艺术中心联动演出。陈佐湟是上海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并极有可能在明年染指深圳交响乐团。余隆手中握有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广东国际音乐夏令营和2009年即将建成的广州大剧院，也是2009年上海交响乐团现任音乐总监陈燮阳退休之后的三位继任的有力竞争者之一(另两位是汤沐海与吕嘉)。

　　抛开“余陈旧怨”和国家大剧院不做场租的清规不谈，同为北京严肃艺术的名片，2008年北京国际音乐节未能与国家大剧院形成任何形态或方式的合作，也是一个危险而让人刺痛的信号。

　　这一信号所蕴含的更深一层次的意味是演出市场之争。体现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和国家大剧院，相争的有三方面：资金、演出资源和市场。

　　两者同为北京市政府下辖，资金来源为政府拨款和商业赞助，国家大剧院已在资金方面打破了过去音乐节一统天下的局面。第十一届音乐节的新闻发布会上，音乐节负责人称，日后的音乐节重点将从单纯演出转移到教育项目上，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他们将从高成本制作转向低成本运作的另一种说法。在演出资源方面，国家大剧院利用其雄厚实力和庞大的人力资源，加之其三座大厅的剧场资源吸引国外团体和艺术家，而剧院“国字号”的金字招牌和与众不同的外表也使演出团体趋之若鹜。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音乐节的质量和发展。而摆在艺术管理者面前的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即使不是整合国家大剧院与北京国际音乐节，也需要在双使形成合作和资源共享。

　　开拓新的战场

　　而双方的即使竞争再激烈，对于乐迷而言，同一场演出，保利剧院与国家大剧院、东方艺术中心与上海大剧院，除去音响效果和票价上的细微差别之外，也许仅有交通路线的不同而已。况且，这种分庭抗礼的局面也将逐渐被打破了，余隆阵营与国家大剧院也将很快结束“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

　　余隆阵营之一，也是最为“铁杆”的中国爱乐乐团(不久前刚结束历史性的梵蒂冈演出之旅)，迄今为止尚未进入过国家大剧院演出。

　　据最新的演出情报，中国爱乐乐团将于2009年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而指挥将是现任中国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的青年指挥家李心草。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上个月发布了2008-09演出季上半部分名单，其中桂冠指挥汤沐海与首席客座指挥邵恩双双失踪，就连常任指挥李心草也只指挥一场开幕演出，曲目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可演出前李心草突然胆囊炎发作住院治疗，于是从整个上半个演出季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陈佐湟指挥数十场。

　　李心草缺席“国交”，自然将会出现在其他乐团，中国爱乐乐团无疑为上佳之选。而同属保利文化管理的东方艺术中心则已有越来越多的演出与国家大剧院联动，如即将来华的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皇家管弦乐团和罗马交响乐团，以及已经来华的比利时弗莱芒什管弦乐团等。作为“东艺”音乐总监的余隆和监管方保利文化显然已经对“东艺”失去了控制力。

　　而余隆本人也在2007年第十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时，坦言要渐渐从音乐节淡出，让年轻人组成的团队引领音乐节步入下一个十年。

　　从1998年建立北京国际音乐节和2000年创建中国爱乐乐团，余隆当然不会甘心到此为止，种种迹象表明，余隆正在将职业生涯中心南移，致力于广州交响乐团与星海音乐厅“厅团一体”的探索，并极有可能接替陈燮阳入主百年老店上海交响乐团。

　　这种“转移”，最大的受益者无疑将是听众。 ★

　　(作者为古典音乐观察家，KLASSIKOM音乐资讯中心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