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银幕非常有趣，第六代在讲性别战役，第五代在回望历史，《左右》左右不了票房，《立春》也和中国电影的春天没有关系，只是从幕后走出来的顾长卫像在某个时间的刻度上敲了一下，说了句潜台词：这些年，身边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控制，过去还有点可爱，包括第五代。
蒋雯丽凭借《立春》夺得罗马国际电影节影后
县城春梦 “看见每一个拎着包离开这个城市的人，我都很羡慕。”离开的愿望像魔咒一样捆缚了《立春》里的男人女人，关于“生活在别处”的强烈幻觉驱动着每个人挣扎着要跳出和艺术格格不入的周围世界。在北京和鹤城之间呼啸往返的列车载负着中心和边缘、大城市和小城市、艺术和日常之间的爱恨情仇。它们穿过夜晚，穿过白天，但是这遥远的距离和巨大的鸿沟不可能被艺术狂热消弭掉。
作为简单、孤独的个人显然无法抗拒体制带来的绑缚，不可能跳出国家对社会整体的庞大设计，在区域和区域之间命定的权力关系必然导致大量的关于“知识改变命运”神话的破灭。
黄四宝放弃了关于北京的所有冲动，毅然南下深圳，胡金泉忍受不了既定性别社会的挤压，主动冒犯主流社会规范投入权力的监禁，王彩铃不再寻求谎言置换来的短暂快乐，不再提中央歌剧院也不再引用巴黎，收养了一个孤儿以母爱放逐了艺术。只有高贝贝通过一场单调的骗局，借助中央电视台这一巨大的传播机器，以主流意识形态惯用的人道煽情伎俩打通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可能。
边缘对中心的想象就像一场春梦，醒来现实照旧。在价值天平的两端，北京代表了艺术、梦想、更大的权力、更幸福的生活，可是北京同时也代表了制度的冰冷和不平等（户籍制度），代表了一种不诚实的品德（天桥下边倒卖户口的老北京）；边缘城市代表了偏见、无知、乏味，可同时也代表执著、狂热、想像力。这样的审美控制和价值分配策略是我们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抚慰机制，因为实际上小从来没有放弃对大的想象，边缘也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心的强烈渴望，而在大的二元结构之中，小和边缘注定是首先要被忽略和牺牲的，这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悖论也是苦。
大写的个人 “大写的人”，是新时期社会的话语体系中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个重要的能指，思想解放的波涛推动着对人性的呼唤，对个人和集体关系的重新考量，作为社会机器中每一个单独的个体从来没有像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中被如此放大。
在物质社会来临之前，个体价值的砝码集中在理想、艺术等普遍的价值追求上，个人私密的欲望必须裹着高尚的外衣被书写出来。黄四宝和王彩铃之间扭曲的性别关系必须通过艺术、通过凡·高来维持，但是世俗的、被否定的价值观念依然在左右着表意空间，王彩铃脸上的疙瘩和丑不可能因为她会唱歌剧就被欲望的目光饶恕，黄四宝酒醒之后的发作正是两种价值体系的交锋，也是对“为艺术的目的”的有效解构，大写的个人并不能完全摧毁小写的个人。
片头，周瑜从乌合之众中抬起头来，是异于日常生活的另一种价值观对他的提醒，是美对日常社会的点拨，他用四个菠萝赢得了学习艺术的机会，最后却导致了和黄四宝之间甚为可笑的争风吃醋关系，他的艺术训练课程“狗喘气”则成为个人被历史疯狂驱赶的一个确切隐喻。
《立春》的回望，一方面充满热情和喜爱，另一方面也保持了清醒和淡漠，这是物质社会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必然导致的忧伤，因为新的价值体系里艺术是拍卖行的商品，艺术已经拒绝再成为社会整体狂热的一部分，它已经成了个人简单细微的诉求。
全知或无意识 《立春》大量运用长镜头，场面调度也比大部分中国电影娴熟、有技巧，可是在视角的转换上有种不自觉、不自知，有一种单纯的技术盲目。《立春》镜头基本上被一种无所不知、温和、悲悯的全知全能视角所统御，在转向个人主观视角的时候暴露了导演对看与被看关系的潜意识判断，或者说导演做了一些纯粹技术上的选择但是完全忽略了场面调度带来的价值判断。
王彩铃作为一个被看被剥削的对象一直被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被冰冷的摄影机粗暴地扔在了银幕上，就像一条落网之鱼永远被一个男性的、强大的、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目光捕获，但是基本上断绝了由网内向网外瞭望的可能，片尾字幕“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铃”更是以一种不可置疑的口气夺取了王彩铃梦想的权利，这样一个王彩铃孜孜以求的大梦都是以一种被给予的方式组织进了影像的终点处，而不是通过王彩铃个人狂热的自我虚构能力。
黄四宝大闹学校一场戏，导演的叙述视角在展现教学楼全貌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对黄四宝背影进行仰拍的格局，一个“被强奸”的艺术青年因为敢于站出来申诉而显得无比高大，王彩铃从高处弯弯曲曲一步步走下来，最后被推倒在地开始被俯视，裹挟在镜头语言里的暴力和性别格局被一层温和的悲悯、一种时间的伤逝所遮蔽。
王彩铃第一次走进炼钢厂是被周瑜在高处俯瞰的，王彩铃探望完胡金泉从监狱出来，一个俯拍的画面让她从右上入画左下出画，这个镜头的高度非常令人狐疑，如果要体现个人和乌合之众之间无望的对抗导致的那种绝望、无奈，也应该是通过王彩铃替代观众来体验胡金泉被囚禁带来的震撼，不知导演为何要用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姿态。
高贝贝拜师一幕，王彩铃夺门而走，镜头先是落在那扇被全面敞开的门，等着高贝贝的侏儒母亲从门后闪出来，镜头一扭转向了院子里高贝贝追逐王彩铃的场景，此刻旁观的全知全能视角就和高贝贝母亲的主观镜头重叠在了一起，接着一个反打的远景又交代了一遍站在琴房门口的高贝贝母亲。如果突然选择高贝贝母亲作为一个叙事中心单为猎奇毫无必要，如果为了调动观看者的悲悯作为叙事继续向前推动的力量，那视觉中心更不应该迁徙到高母身上，而是应该充分榨取高贝贝身上需要被榨取的温情和醉人之处，不必避重就轻。
第五代，仅为缅怀 顾长卫作为一个导演登上当代中国电影的舞台，选择的时机意味深长。
张艺谋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电影既得利益者，陷入现实的物质追逐和友善的权力共谋之中。陈凯歌试图仍旧以一套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话语继续诱惑大众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是时代的局外人。田壮壮虽然有一个对女性后进乐善好施的好名声，可是没有人愿意对他的艺术乐善好施，最终的《吴清源》也许只是一个令人叹惋的半成品。第五代在物质上大部分早已超越了中产阶层，可是艺术上也早已破产、风流散尽。
《立春》的广场文艺汇演一段，背景处还可以看见《红高粱》的海报，这样一种刻意的选择，更像是对一个过去的时代的追忆和缅怀。那么顾长卫是不是在隐晦地提醒曾经在精神上密切联系的第五代进行集体反思，并且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把那个为艺术迷狂的时代揪出来和现在面对面。无形之中，顾长卫这个摄影机后面沉默的眼睛成了第五代的总结者和僵持到底的人。
就像王彩铃对春天的想象，每一年总是觉得要发生点什么，可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为艺术的过去，为物质的现在，河流之中，泥沙俱下，轩轾不分。
这一切，我们不得而知。
《立春》票房被档期耽误 在众多大片的夹击下，去年在罗马电影节上风光无限的《立春》自4月11日上映以来票房遇冷。昨日记者获悉，《立春》在上海联和院线上映5天的总票房仅10万元。上海联和电影院线副总经理吴鹤沪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样的票房情况在“预料中”，他还表示由于春季档大片《功夫之王》即将于24日上映，《立春》的票房前景不容乐观。
据悉，《立春》的全国票房累积到昨日为150万元。上海联和电影院线副总经理吴鹤沪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地区联和院线5天的票房为10万元，这样的票房真的很一般，不过还是在预料中的。”原本打算在立春时上映的《立春》由于受年初雪灾影响，被迫挤进大片云集的清明档期，而顾长卫自己也把《立春》排除在大片的阵营之外。吴鹤沪分析：“目前《见龙卸甲》票房领跑，加之《黄金罗盘》、《史前一万年》、《国家宝藏2》等三部大片占有市场约80%。”对于观众为何对于这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不买账，吴鹤沪解释：“它获奖的时间离放映时间比较久远，已经过了最佳关注期，所以导致票房不佳。”
就文艺片总是饱受“叫好不叫座”的诟病，吴鹤沪认为不能以数字来衡量一部影片的好坏：“在市场上票房是硬道理，但是电影市场并不代表它的艺术质量，对于这类文艺片也许它的市场比较有限，但是可能它的艺术寿命会很长，可能会成为"经典"。”相比较于顾长卫的首部作品《孔雀》获得口碑的同时，还赢得了千万票房，吴鹤沪认为档期决定了《立春》最终的票房成绩，而《孔雀》在2005年情人节档期上映，没有一部大片与之竞争，“对于一部影片来说第一周的票房尤为重要，观众总是"喜新厌旧"的，之后几周的票房更无法保障，另外24日《功夫之王》马上就要上映了，看它的阵势将对其他电影都会是一个冲击。”
(责任编辑：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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