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康拜因》无缘六一 众说电影敏感题材(图)

资料图

　　近日，蔡尚君导演的电影《红色康拜因》因为题材原因退出了六月档期，据悉，《红色康拜因》的确在题材和内容不太适合在儿童节期间上映。而众多看过这部电影的影评人也纷纷对《红色康拜因》和此事件发表了看法，我们也从中了解了了本片并清楚了本片不能在儿童节期间上映的客观原因。

　　从《红色康拜因》中看这“杀父、弑兄”的一代

　　文/宋子文

　　看了这部曾一度被定义为“中国公路片”的电影作品，我过多的把注意力投入在故事本身，原因不仅仅那是顾小白的剧作，而是那些似曾相识的情节，确实激起了我的伤感，让人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某种自揭疮疤式的自醒力量，值得附议。

　　都说七十年代出生的这一茬人有文化虚弱症，既不能象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生人那样想当年话从头，也见不得八十年代孩子们那股子“想当然”式的矫情。我想无论是我，还是顾小白，都会对此深有感触，对人对事往往都是冷屁股对着人家的热脸膛，不言不语地懒得去跟谁做思想总结，只酒足饭饱后的一声SB就算是给出态度了。招人痛恨，也遭人诟病！

　　《红色康拜因》曝露了小白骨子里的一点文学脆弱，但也裸现了他生存观念里潜藏的些许坚忍。片中那无时不将自己与父亲对立起来的儿子，事实上与我们这些以叛逆家庭为荣的一代人何等相象，我们都经历过从对父辈的偶像崇拜到深度痛恨的过程，都有过那种刀砍不入、油泼不进式的叛逆青春。打乳臭未干但却自以为成人成事的那天起，就想对父亲说声NO，心想我有手有脚没了谁都一样生存，为什么总要挨着你的痛骂接受你的施予。

　　影片里的儿子是个矛与盾的两面体，他沉默起来，你分不清他的哪个层面是爱，哪个细节是恨，更不会分辨清他的情感究竟是流露在哪里。可以说，与父亲同行的这一路，也是他成长的一路，正如那漫山遍野的麦子由青变黄。儿子起初对父亲的痛恨，是源自于他对旧有家庭生活状态的缅怀与捍卫，而最终他背离父亲的远去，却源自于他对旧有家庭理想的破灭。这其间，他经历了一个很残酷的思想蜕变的过程，残酷得要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杀人凶手，把自己逼迫到绝境。

　　影片交代到残酷的细节时，平静得让人心底有点暗暗发冷。儿子恶毒地告诉父亲，说自己亲眼看着母亲喝下毒药死去却没有上前解救。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叛逆的凶手，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把刀子捅向眼前这个罪魁祸首，开着康拜因撞向这个在自己思想里被妖魔化了无数遍的父亲。这个暴虐的情节，与李樯在《孔雀》中刻画老三下毒“弑兄”的段落何其相似，吕玉来在这两部电影里前后完成了“弑兄、杀父”这两宗大不逆之罪，沦为一个七十年代文学创作者的刀斧，以两种生存状态诠释着这一代人心魔与梦魇。

　　自古以来，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文学意义上，年轻一代“弑兄、杀父”的情结永远都在，任由你怎样回避都回避不开。少年对于独立的迫切，把以父兄为代表的伦理桎梏当作是某种障碍，加以痛恨，总有除之后后快的心理。杀的行为，可以埋藏所有的不是与罪过，但却无法规避法律的制约与道德的束缚。青春期的叛逆心理，总在一种与“杀”相近似的思想姿态中左右矛盾着，暗自苦闷，暗自歇斯底里。

　　庄子在诠释人类生存状态时，特地讲到了“立”的前提与重要性，自然万物，想“立”起来的前提都在于“破”，只有先破除旧有俗成与现实环境，才有其后的“成”与“败”。父与兄，作为先行者，总以经验与资历扮演着“山”的角色。少年为人做事，最先要面对的就是这两道关口，他们是阴影，会存在于一代人心里半辈子，让你茶饭无味、宠辱难辨。

　　历史上“弑兄、杀父”而立其身的典型案例当数李世民，他是无数人少时的偶像，是驱心魔而安天下的典范。在电影界乃至文化界，“杀父”的情结当数陈凯歌(陈凯歌新闻,陈凯歌说吧)，文革时代对父亲的揭发与割裂，俨然已算是旧有伦理观念瞰俯下的大逆。陈凯歌(陈凯歌新闻,陈凯歌说吧)以《刺秦》中秦王杀父而立身的情节，以影射法向父亲忏悔，向天下人告罪。以贾樟柯(贾樟柯新闻,贾樟柯说吧)为首的第六代电影族群，则以“无父”的姿态，对这种不可规避的文化情结进行思想逃避。

　　而《红色康拜因》呢！则与《孔雀》相仿，完整而真实地将这个心结放大为影像，以现实而裸露的手段将“弑兄、杀父”的梦魇还魂。这一点，曝露了七十年代生人的文艺情怀，现实而残酷。现实中的小白、李樯，乃至于我，都无时不在以玩世不恭遮掩着自身的脆弱，都在以各种各样的说辞与做派回避眼前这窘迫的现实。但在笔墨下，却大胆得令人心悸，轻易地将多少代人都未敢直面的话题倾覆于世人，告别了往日那三言两语的玩味。

　　笑着数伤疤，是种力量；流着泪欣慰，则是种境界。把思想与现实生存状态颠覆来去、左右两观，可以得见一个人最真切、最实在的那一面，我想对于小白这人，就是这个路数，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一团刺猬，那不妨就去看看他笔下的故事，去体验一下那仍在路上蹒跚的《红色康拜因》。

　　《红色康拜因》：太过残酷，太过真实

　　文/司马平邦

　　《红色康拜因》发生在西部，而且是辽阔的原野和公路上，如“康拜因”这样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只有在最广大土地上才有真正的作为，让人想起当年的一句伟人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主人公是一对5年不曾见面的父子，父亲当年进城打工，一去不返，甚至在老婆患病身亡的当口都不曾回乡吊祭，年幼的儿子像野狗一样独自长大，有一天他深恨的父亲却突然出现在了家门口，而他回来的目的，竟是要与另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办理结婚手续……试图改造儿子的父亲和伺机报复父亲的儿子一起踏上了麦收之旅，这一路上他们见证了现实的无情，见证了命运的飘零，而两人之间那无法化解的仇恨和无可回避的亲情，也在收获的路上不断对撞、迷失、寻回、沦丧，上演了一幕幕或残忍或动人的真情故事，而最终的结局竟显示出，在父子各自的心底，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残酷秘密……当年，中国有无数的军垦农场，它们据有广袤的原野，大机械作业的场面就得大兵团作战一场壮观，而那些红色的身材巨大的康拜因的轰鸣声造就了一代人豪阔粗犷的生活意境，在这里发生的故事，都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故事。

　　蔡尚君说，自己选择这个题材，一是自己的农民出身；二是“康拜因”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时期的流行词汇，凝聚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还是和张扬合作了多部好电影的蔡尚君说的一席话打动我心：《红色康拜因》更强调电影本体在情感价值和人性关注上的宣传，这样的小成本电影在投资上花不了那么多的宣传费用，也不需要那么强烈的炒作。

　　《红色康拜因》里的两位主演，一位是《青红》中饰演父亲姚安濂一位是《孔雀》中饰演弟弟的吕玉来，两位演员演技都非常棒，都不是大明星，但我相信他们一样会在那架巨大的联合收割机里演绎出真正的男人戏来，不要忘了姚安濂是中国电视剧界最被低估的非明星演员之一。

　　少年麦客的残酷青春

　　文/小七

　　《红色康拜因》主要表现了一对农村父子的情感对峙以及基于这种情感对峙之下的社会环境和一些社会问题。表现父子情感的电影很多，斩获台湾金马奖和香港金像奖的电影《父子》就是比较出色的一部，电影父亲指示儿子做小偷的情节从某种方面表现了一种畸形的父子关系，而《红色康拜因》里表现的父子关系更为怪异。

　　以开始电影就用凶狠的情节表现了农村空巢现象造成的农村少年畸形心理，父亲早年外出打工没赚到钱迟迟未归，母亲生病死掉，剩下孤独的儿子产生了强烈的仇父和逆反心理，以至于父亲回来之后才发现户口已经被儿子以客死的原因注销。电影中儿子的仇父情节被表现的淋漓尽致，电影中儿子曾经多次有杀掉父亲的心理和举动，这在中国电影中是史无前例的大胆。

　　父亲回来后，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一直处于对峙状态，为了生活，父亲儿子成为了帮别人收割麦子的麦客，而电影名字《红色康拜因》就是指一架红色的联合收割机，在父亲和儿子一同上路，一起领教的时候，两人之间发生的种种事情使得父子的感情发生了变化甚至逆转，但并不是所谓积极意义上的变化，应该说是缓慢发生的一种真实。

　　这其中重点是父亲强势的轰塌和儿子对现实的认知和逐渐成熟。其中发生了儿子最初的种种逆反举动和杀父举动，比如在联合收割机轰鸣之下，儿子一个人挥镰割麦的举动，还有儿子初驾收割机得到的那种强势感觉而几乎将父亲轧倒的情节，而儿子一把火烧掉麦田的举动则是他逆反心理的最后一章。

　　恋爱使一个人成熟，电影中儿子的爱情残酷而近乎荒谬，但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另类的真实。儿子邂逅一个妓女，而父亲则企图用钱来买通妓女完成儿子的初恋……之后另外一件事情使得儿子彻底成熟，就是在和父亲的一次厮打中打败父亲。这次事件使得父亲儿子的角色彻底互换，儿子彻底成熟，父亲终于苍老。

　　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像是自然界的优胜劣汰，残忍而真实，没有丝毫温情。这样的电影真实可怕，不再六一档上映可谓非常正常。当然，这部电影是否能够在其他档期上映，我们且拭目以待，而这种电影通常会参加一些国外电影节的规律相信也会发生。

　　《红色康拜因》，如何面对妖魔化

　　文/王旭东

　　《红色康拜因》是蔡尚君的处女作。这部标准的关注农民的电影，投资/制作人会承载着双重压力：一，市场残酷，经济回报点单薄。二，制度限制，恐遭图书《中国农村调查报告》类似的结果。这不仅仅是靠勇气更是一种莫大的责任，而这份责任却是文人/艺术家最为可贵之处。

　　由于工作关系，经常能接触到反映农村、农民工等的影视作品和剧本，其质量远逊于八九十年代《喜盈门》、《咱们牛百岁》、《辘轳女人井》等影视剧。几乎全是沿解放思想，干群协力摆脱困境，共赴小康的路子，加些地言民俗，突出地域的影视剧，其人文关怀的程度降到了很低的一个水平，也有些创作班子打着“体恤、平视、关怀”底层农民的卖点，可创作出的作品却带有强烈的“施舍、俯视”的味道。

　　真正去关注八亿农民的优秀作品少到几乎看不到。原因到不难分析，拍出来没市场。

　　“注意力等于事实。”??道听途说来的，据说是心理学的原理之一，我没去考证，可感觉挺有道理。

　　生活在城市的朋友们，咱们在注意什么呢?

　　看了《红色康拜因》的剧本，眼前浮现一组画面：

　　拖着、背着几乎比自己身长多几倍的包裹一路追逐到公车门前，公车却紧闭车门，绝尘而去，就在天安门、人民广场；

　　刚刚将卖剩下的橘子塞在盼了很久的孩子的手中，几乎同时，却开始与一群深色制服的“天降神兵”争夺摊位上的杆称与木箱，也就两分钟的撕扯，三轮车、水果箱随神兵一并上了路边的汽车，就在国贸、徐家汇；

　　手捂着头顶，鲜血从指缝、脸颊流下，踉踉跄跄的从挂号处跑到外科，从外科再跑到急诊，最后在缴费处停下，随后拿着一叠票单出了大门，就在……

　　就在你我的身边。

　　说实在的，在咱这个农业大国，有个可怕的现象，应该注意：

　　国人张口闭口的谈论的“美国”多半不是指那个与咱平等的国度，而近乎是种象征，自觉不自觉的认定美国代表了生活方式中诸多美好和希望。同样可笑的是，当下甚至更前些时候，国人尤其是80后的城里人在提及“农民”时，约定俗成的代表：落后、愚昧至低也是不入时吧。

　　不客气地讲：咱国现阶段根本没有贵族，因为历史是没给予贵族传统；也没有培养出的贵族，因为自改革后至今时间还不允许。都是普通人，八亿多的农民朋友与你、我无二，谁并不比谁高，尤其是在尊严与人格上。那凭什么就将“农民”、“农”硬给丑化甚至妖魔化？还广泛的“避让性传播”，本是农的本，现如今却定要与农划清界线？！麻木、偏见一定会有个出口能得到解决，可这路很难，《红色康拜因》一步，无论其票房如何都有同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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