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的女性儿童杀手玛拉.辛德利的巨幅肖像，是当时英国家喻户晓的照片。画家马尔科斯.哈维（Marcus Harvey）完全根据当时公布的照片而制作的。说制作，是因为肖像不是画出来，是由密密麻麻的儿童的手指纹印出来的。母亲们痛恨此画是可以想象的，不是母亲的观感想来也差不多，因为人们对女性杀人格外地不满，觉得那违背了女人的天性。这是通常的公众意识和心态，是一池“静水”。唯恐天下不乱的年轻的艺术家们以一种喜悦的心情注视着这池静水。

　　玛拉.辛德利的现在也目光注视着这池静水，不知道观众是谁，是什么年代，她只是注视着画的前面；今天观众所看到的，也远非六十年代的一个罪犯——当形象被放大上百倍的时候，她变了，让人感到陌生，里面好像有某种超过形象、无疑又来自形象的东西。它似乎是历史人物，又不仅如此；是罪犯，罪字又好像带上了引号；是切实的、具体的眼神，又是空幻、不定的目光。这个目光让人忐忑不安，感到恐慌。也许是这个缘故，有个观众（男性）往上面狠狠扔了鸡蛋，保安们迅速跑来将他制服，他们像等了一早上终于等到了一条上钩的鱼似的那么兴奋。之后，艺术家在警卫的保护下，按捺着内心的喜悦，耐心地将蛋黄蛋清细细擦去。他已非第一次做清洗工了，据说上次在英国时擦的是墨汁，那可比鸡蛋难擦多了。

　　飘忽不定，内涵的模棱两可，意义的多面，是作品的内涵还是事物的原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搅动那池“静水”。展厅中，另一件作品也引人注目，那是安置在玻璃罩中的一尊雕塑头像，上面粘满了凝固的血。因为冷冻和时间已久的缘故，凝固的血色变暗，呈现微微的霜色。那是著名艺术家马克.昆茵（Marc Quinn）自己的头像，上面的血呢，艺术家说也是他自己的。从这个人一贯的作品看，他能干出这种事。《我未来整容手术的模型》是他1992年的作品，已摆出对自己舞刀弄斧的架势。前年在古格申画廊（Gagosian）展的“大解脱”（Great Escape）和“七种罪”（Seven Sins）中，展厅中那几张悬吊的黄色“人皮”，就是直接从他自己身上翻制下来的。此外还有“黄脓伤口的精神崩溃”（Yellow Cut Nervous Breakdown），也是人体倒悬，肌肉溶化，使人联想到屠宰场或者别的类似的地方?他对人的肉体、生理器官，病理，病态，格外着迷，以至“嗜血”、“好腥”，象闻到血的鲨鱼。他是“罪犯”型的艺术家。

　　然而这种屠宰场、暴力感并非让人陌生，他的同胞、已故的弗朗西斯.培根的艺术亦有相似的内含，还有更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丹麦人波克（Bosch Hieronymus），西班牙的戈雅，以及当代美国画暴力的老手列奥恩.格拉伯（Leon Golub），都似乎源自相似的精神血统。对他们的艺术，评论已经很多，在所读到的里面总感到少些什么，一种和他们的本质相关的东西。是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时代，反映了战争和暴力对人的影响，但为什么没反映艺术家自己的兴趣呢？奥恩.格拉伯画了一辈子暴力，狂吠的狼狗，鹜鹫叨食人的残肢和首级，人往被打趴的人头上撒尿，等等，如果说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艺术家总是悲天悯人、充满反暴力的情怀的话，则欠缺了诚实。诚实的话是：他在那里得到了快感。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尽管离开了暴力的事件和情节，离开了凶器和血腥，那些画里还是饱含暴力的躁动和情绪。它还是暴力的，因为那里的欲望是暴力的。

　　一位了不起的资深的英国女记者，忘了名字了，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科索沃战争采访许多的人和事，末了写了《显现疯狂》，提及某些被采访的阿族军人。战前他们是建筑工人，战争后拿起了枪。在感叹了战争对村庄和生命的摧残之余，记者问他们战争后的打算，是继续干老本行，还是干别的。那些军人想了想说，都可能吧，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打仗，我们在摧毁中获得了快感。麦可.摩尔的《华氏9 .11》里也有个镜头，画面中是些头戴耳机，听着摇滚乐的士兵，他们生在美国，从小受的是珍重生命、爱护生命，尊重人权的教育，可你们看，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中，笑着，舞着，向敌方扫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