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北京的大道上，不由得惊奇于时代的变迁。原先的街景、楼宇多半已经消失，新楼林立，人群却和从前差不多，他们依旧熙熙攘攘，外地人，本地人，各怀心事或无所事事地在那儿走来走去。王府井早已变成了步行街，各色的广告扑面而来，纷纷地自我介绍，自我推销，自我喧闹，以至互相残杀，我还是找块清静的地方好。

　　横穿马路，走入一条小胡同，便望见了不远处的协和医院。这座灰砖碧瓦、大屋顶、小庭院的老式建筑至少在那里矗立了六、七十年头了，今天，懒洋洋地坐落在那里，显露着某种深深的倦意，阳光和空气却是清新和透明的。医院门前的那条胡同现在已被拓宽成有双行线的马路，我知道北面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旧址了。

　　离开中国多年，虽数次回来，都匆匆忙忙，早听说旧美院已拆光，新美院迁至东郊，那座资深的、近乎古董的陈列馆也将被拆掉，如此一来，老美院就荡然无存了。那又怎么样，在这个拆迁的年代，还有什么是拆不走的？只有记忆吧，记忆暂时是拆不走的，今天，记忆将我引来。

　　八十年代初的北京，是灰色而又独特的时期，街上没有广告（现在的人恐怕难以想象没有广告的城市和街道了）人们衣着暗蓝色的中山装，戴着有帽沿的蓝帽，上下班时，街上自行车潮水般地涌过来涌过去，甚为壮观。没有霓虹灯，没有taxi，更没有林林总总的国外品牌、国外连锁店和几乎无处不在的MTV，只是偶尔可见的大字报出现在灰冷老旧的砖墙上，不一会儿就被什么神秘人物撕去。

　　冬天的一日，北京某条主要大街的人行道边的墙上，忽然出现了大字报，立刻吸引了众多的路人，交通顿时堵塞，久疏不通，人越来越多，接着蓝压压的警察跑来驱散了蓝压压的人群，抓了人，撕了大字报，一时间成了小道中的大新闻。事发不久美院传达中央文件，里面有邓小平的讲话，说即便在西方，随便在公共场合贴大字报，也是不允许的。

　　港台的流行音乐已经开始在国内流行，甜兮兮的邓丽君等人的台湾歌曲悄悄地在小饭馆、小理发店里和火车上软绵绵地荡漾着，路上的许多中学生，脱口便能来上两句，颇得其神韵。记得有一次美院的某位年长些的老师不知在哪儿听了《何日君再来》，回到系办公室时余怒未消，长吁短叹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你们知道吗，这可是解放前窑姐儿唱的东西啊！本土各路模仿版也相继出现，如苏小明的《军港之夜》，蔡国庆的《水手之歌》，等等，便嗲兮兮、靡蒙蒙地流行了一阵子。虽然那些歌曲，包括邓丽君的，通常为高等学府的学生所不屑，但还是可以在校园里听到的。那时大专院校所崇尚的主要对象是泊来品，洋曲子，象某位后来把嗓子唱坏了的神童唱的意大利民歌集《我的太阳》、德国《英俊少年》里的主题歌“最后的玫瑰”，美国电影《鸽子号》里的“趁着夏天的风”，等等，此外，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德沃夏克的《新大陆》和贝多芬的“贝五”和“贝九”等大部头的交响乐，也深为踌躇满志的学生们所钟爱，在他们狭小拥挤、充满袜臭的宿舍里，在弥漫着油画颜色味道的课堂上，以至在盆勺叮当、人声嘈杂作响的食堂中，都能不时听到那些慷慨激昂的旋律。

　　北京的艺术界当时也是相当封闭的，除了欧美上个世纪的零散的作品和化石般的艺术思潮之外，大家对当时的欧美艺术状况所知甚少，美院的美术史课的教材中为数不多的外国典籍是英国十九世纪的丹纳的《艺术哲学》，记得当时一位澳大利亚的女留学生得知我们在读这本书时，灰蓝色的眼睛张大了，喃语道：“这本书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此外还有《德罗克洛瓦论艺术》，《罗丹论》，后者的作者已记不起是谁了。所谓的结构主义，解析主义，所谓的抽象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极限、观念艺术，波普艺术，以及当时正在兴着的新表现主义，则是多年后陆续知道的，之前虽略有所闻，多半是道听途说，瞎子摸象，没人介绍，没有翻译，更没有原著，所以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时，除了极个别人之外，学生大多数是外语盲，即使拿了本洋书也读不懂。然而大家的好奇心总是旺盛的，美院学生宿舍时而风行着许多主义、许多观点以及陌生的人名，有时还笼罩着某种神秘气氛，象是搞地下活动，或是在谈着某些在逃犯的名字。

　　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美院忽然纷纷谈论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说这个萨特当过二战的俘虏，是个独眼龙，美术馆的某个展览中也出现了相关的画，画中萨特并非独眼，好端端地看着观众，只是有些阴郁而已。背景是大红色的，右下角放了只浮在空中的咖啡杯子，似乎大有深意。记得林琳从杭州来（很有才华的画家，死于纽约街头黑人抢下。当时是浙江美院的本科生，因搞西方的现代派被学院开除了），说美院真土，怎么还在读什么萨特，读过荣格吗？我问谁是荣格？他说是弗洛伊德的学生，然后不断重复地说不要去看弗洛伊德，不要去看弗洛伊德。当时他留着长发，严肃、清瘦，不修篇幅，总是拖着鞋走来走去，画得一手漂亮的素描。之后忽然又纷纷议论着法兰克福学派，于是很快便有一些新名词从不明处传出，象“后工业化时代”，“文化工业”，“无烟工业”这样的词，都是从前没有听到过的。后来又有几本书在一些同学中争相传阅，如斯大林女儿写的《仅仅一年》，读得心情沉甸甸，不由得到处走动，非常想找个可以说话的人。后来在美院新楼的画室里，袁运生老师谈到了《肖斯塔柯维奇回忆录》，说是中国艺术家所必读的一本书。不久后，一些金发和黑发人陆续从远方来，给学生们放了些幻灯，在那里面，我们首次看到了被布包起来的岛屿和小轿车，还有些别的。记得美国的劳森伯格那年去黄山，顺道来了美院，在新楼的电教室搞了个讲座。当时我们不知道眼前的这老家伙就是美国大名鼎鼎的波普派艺术家，以为又是位去黄山猎奇的洋人，此外国内美术界也没介绍过他的作品，其实在那个时期，不仅是劳森伯格，连沃霍尔那样的西方波普艺术的“教父”级人物，来北京时，美术界也很少有人知道，美院里似乎根本就无人提及。所以劳森伯格讲座的那个电教室里的座位没坐满。对眼前的这种情况，劳森伯格带来的一个嘴唇涂得鲜红的华裔女翻译有些不舒服，从后台走到前台，大大地介绍了一番劳森伯格，说他是何许何许的人物，并很不客气地取代了文化部派来的翻译，让他变成了一名观众，继而对我们大谈波普艺术的厉害，说：你们懂吗，什么都可以是艺术的！粉笔可以成艺术，小手提包可以成艺术，你们坐的椅子可以成艺术，都是可以成艺术的……我们都讨厌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