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靠山吃山之外还有另一类人。

　　还在4月初，北坡三国队员进入打通8300米营地道路的行动。

　　4月9日，拉克巴和日本登山家山田升、藏族队员大齐米三人同组执行这一任务，那天拉克巴又习惯地炫耀起本领了。三人带的安全绳架设完毕已近黄昏，这时离目的地还很远。拉克巴说：“你们还上吗？如果不上，我就一个人上。”说完独自而去。

　　“你能上，我为什么不能？”

　　事后大齐米说他当即尾随拉克，展开了一场较量，“我就不信我不如别人！”

　　这一较量远非一般的竞争。拉克巴登山速度惊人，在珠峰众所周知的，但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个性也引起藏族队员的反感，那天大齐米死死的盯往了拉克巴，先后只差几步到达终点。拉克巴大惊：“没想到齐米原来这么厉害！”

　　回到大本营休整时，拉克巴当着记者的面向大齐米伸出大拇指，大齐米却面无表情。拉克巴并不知道，大齐米在那次较量中付出的代价，当天晚上他呕吐多时、水米未进。山田升没有参加这种竞争，他保持平常速度，途中遇到折回的拉克巴和大齐米。拉克巴对他说：“天晚了，不要上了吧。”山田升说：“我是组长，必须亲自勘察一下新营地的情况。”

　　4月15日，北坡又出了轰动新闻：次仁多吉小组三人顶风冒雪，只用了六个半小时，便从7023米上升到8300米营地，完成了计划两天完成的运输任务。

　　北侧三国首席攀登队长重广恒夫公开表示怀疑说：中国队大概是为了显示实力，特意这样安排的吧？

　　但是他猜错了，因为在大本营，中方人员当天也在纷纷猜测次仁多吉为什么要这么干？

　　回到大本营，还是次仁多吉自己揭开了谜底：“我估计第二天天气会变得更坏，这样罗则和加拉可能就没机会攀登到8000米以上的高度了。”

　　当时有一个说法，西藏登山队规定：凡是到达8000米以上高度的队员，这次可以转为正式队员，这意味着他们将从牧区的牧民身份，真正变成拉萨的市民。罗泽和加拉从未到达过这样的高度，次仁多吉的用心即在于此。

　　又回到这个“古老”的话题上来了。在中国登山界，藏族队员历来是中坚力量，奇怪的是这些队员大多数只是领工资的农民，有登山任务时，他们被招之而来；登山结束又被挥之而去了。

　　这个问题后来有如一支无休无止的“卡农曲”一直缠绕在采访活动中。

　　　4月7日，大齐米和小加措正要上山运输时，听到拉萨电台传来消息说：西藏一个慰问团将到达大本营，届时将宣布藏族队员转正一事，大齐米指着脸上的冻伤眉飞色舞地说：“这样也值了。”

　　他们为何偏要从事风险如此之大的职业？这对中方的记者是个很有诱惑力的谜。

　　2月下旬，队员还在拉萨集训时，南坡主力队员大次仁就曾对记者说：“本来我并不打算来，以前每次有登山活动，都说会给我们转正，可是每次都说了不算，我已经不相信了。这次又说能转，我女儿也能转，我知道这次登山任务很伟大、很光荣，我就来了。1986年中国登山队第一次征服卓奥友（世界第六高峰），我是第一个开路上去的。这次我也一定能完成任务。”

　　已经35岁的大次仁发誓要跨越珠峰，这位汉子有众多子女，负担很重，他来登山由于家中没有成年男丁，只好雇人耕田，但的工资收入不足付给雇工的工钱。他很希望女儿拉吉也能成为正式队员，拉吉本人也有过7000米以上的登纪录。

　　4月9日，藏族队员开增刚从8千米运输返回6500米的前进营地，便找我咨询一个重大的问题。

　　“你说登山是不是一个很差的工作？”

　　这意料不到的问题使我大吃一惊。

　　“我想是的。”

　　他的自言自语又让我吃一惊。

　　“为什么？”我反问道。

　　“你说当工人有文化吗？”开增只管自言自语，我跟不上他跳跃的思维。绕了半天圈子，我才明白他要问的是，“当工人能学到文化吗？”

　　“这很难说。”

　　也许是他理解错了，也许是我没说清楚，开增接着说：“那我还是去登山吧，登山结束后有很多时间可以学习。”

　　那天开增的嗓子累得完全嘶哑了，望着他那疲倦而又真诚的面容，想起他和队友曾在危险地段默默地把我们记者夹在队伍当中的情景，想到他们微小的期望，记者落泪了。

　　在这次心情沉重的对话后，我又采访了1975年攀登过珠峰的老队员嘎亚，他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我们这些藏族队员大多数都是从当高山协作开始登山生涯的。他们在七八千米高的山上替别人运送物资每天只有几元钱收入，尽管许多人在家乡的生活要比登山舒适得多，可是因为登山走南闯北，见了世面，有的还出过国，他们就不满足过去闭塞的牧区生活了。登山是很危险，可是想见世面，也没有比登山更现实的道路了。”

　　嘎亚的话间接证实了我的猜想，在这条艰险的山路上，他们冒着生命的风险，为的是走向现代的文明，我不知道此前是否有人描述过他们的境遇和心情。

　　在前进营地，嘎哑还提到过一名先期到达拉萨宾馆的记者，“这位记者整天除了睡觉就是吃饭，我不明白一个记者怎么能这样？他为什么不采访队员？那一刻我曾被强烈震憾。进藏之初，因缺氧头痛欲裂，我也在床上趴了近一星期，在6500米高度，我更能想象和体会登山者在八千米以上的身心体验。

　　嘎亚如此明确地表白他们渴望被理解，也渴望得到某种支持。

　　但我们能给他们何种支持呢？也许最好的期待就是次仁多吉说的：“希望你们不要忘掉他们！”我不会忘记他们的。

　　人生就是这样，有的人努力加上机遇便会成为英雄，有的人终生不遇，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和夏尔巴人一样，中国队员也不可能把登山当作饭后散步，他们的天赋、理想和愿望，只有附缀于国家任务的名义下，才可能被捎带着实现。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中国的登山运动有明显的超前色彩，个人的经济实力的不足，国家登山组织的登山活动，不可必然地要染上浓厚的政治功利色彩，必然染上征服的色彩，使之成为政治象征。

　　时至今日，中国人才进了一步，这次三国联合登山，不再鼓噪登山的伟大政治意义了，这时我们才发现那曾经的“伟大意义”的肩负者－－他们的动机和理想原来是如此“渺小”，如此的实际，在来珠峰前，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条险峻的山路，竟然还是一些人走向现代文明的桥梁。

　　许多谜就之样解开了。中国是山的大国，为何没有出过一个世界声誉的登山家？为何许多极具天赋的登山者总是在成功后，就不再重上雪山？为什么中国的登山总是兵团式，而看不到独立的个人行为、自由意志的行动……？

　　在前进营地，嘎亚也曾隐隐约约向我吐露过他的愿望──希望能够进入突击队。1975年，还很年轻的嘎亚参加了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活动，在那次多达500余人的特大规模的行动中，有十人登上顶峰。但嘎亚那时只是个很不起眼的一员。如果当年他也是登顶成员，今天他还会出现在这里吗？还有正在南坡的中国攀登队长──仁青平措，1975年，他作为“人梯”式的铺路队员冻掉了六根指头，他得到了一个奇怪称号－－“小愚公”。如今他已四十出头，但在南侧的活动中，在南北三国六名攀登队长中，一直走在开路前列的，只有他一人。

　　4月30日，南侧突击队名单也确定了，仁青平措和大次仁进入突击队，仁青平措为他人也为自己铺平了登顶之路。

　　现代登山史200年来的一个重大事件的高潮就要到来。在这时刻，有人兴奋，也有人失望，还有人感伤。

　　“人们投入一个短暂的计划，而照耀他们的却是遥远的希望……”

　　对少数人来说，希望已不遥远，而对另一些人却仍很遥远。

　　三国突击队陆续登程，4月27日，大本营人员纷纷走出帐篷为突击队员们送行。与队员握别时，许多人潸然泪下，久久凝视着那淹没队员身影的绒布冰川峡谷。没人真正知道此去关山是福是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