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顶点，在那个顶点上，此时所有的原因都在起着作用，这是生命的中午，活耀的精力达到平衡的境界，焕发出灿烂的光芒。”

　　1988年5月5日，对所有参加突击的三国队员来说，情形就是如此。

　　这一天，中日尼三国十二人登上珠峰，其中三人由北向南，三人由南向北，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双向大跨越；

　　这一天，三国南北两侧六名队员在世界最高峰实现了历史上的首次会师；

　　这一天，人类第一次实施了在八千米以上雪山绝顶的登山实况转播；

　　这一天，三国队员还创造了一日之内在世界最高峰登顶人数最多的纪录。

　　5月5日凌晨，北京时间4时许，在大本营的日方营地人员用步话机唤醒了已于前一天晚上进入8680米突击营地的突击队员。这时珠峰地区一片漆黑，因为它与北京的时差长达四小时。

　　整装已毕，次仁多吉出去试了几次，被狂风劈头盖脸地打回帐篷。他们一直等到8时50分才陆续登程，比与原定出发时间晚了2小时。在此前的20分钟，南侧突击队员却比计划提前了1小时踏上征途。

　　　11时30分，日本电视队开始通过设立在北侧大本营的卫星地面站，向印度洋上空的通讯卫星发送登山实况转播的信号。

　　此时次仁多吉、山田升、昂·拉克巴早已越过了素有天险之称的“第二台阶”，他们三人走得太快了，高山摄影队员三枝照雄、中村进、中村省尔戴在头上的头盔摄像机已经无法捕捉到他们的身影。

　　12时25分，次仁多吉报告，他马上就要登顶了。北侧大本营无线电台里的人大吃一惊，因为据他上次报告的位置估计还有一小时路程。12时40分，日本观测队员突然报告：“次仁多吉登顶了。”在中方营养地人员的欢呼声中，步话机里传来了次仁多吉的声音：

　　“我代表中华民族，代表西藏登山队，代表三国登山队报告：我们上来了，我们的脚下是雪山和白云，世界最高的地方是我们三个人。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我能首先登顶是因为队友们的帮助。”

　　聚集在大本营电台帐篷里的中方营地人员起忘情欢呼，都忘了记录登顶时间。

　　但是，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却把这一重大事件的所有关键时刻一一记录下来：

　　12时40分，次仁多吉登顶；

　　12时43分，昂·拉克巴登顶；

　　12时50分，山田升登顶……

　　狂欢过去了，我们忽然想起时间要素，于是紧急与日本队核准时间。此后，通过无线电台向北京总指挥部发布了核对后的时间，但是中央电视台转的播解说时，已经把次仁多吉登顶时间错报成44分。

　　不可思议的事从此接踵而至。

　　“我决定，次仁多吉登顶时间统一按12时44分为准报道！”

　　远在北京业余无线电台遥控的是史占春在接到珠峰大本营的登顶准确时间的报告后，这样发话了。

　　“登顶时间怎么可以乱改！”大本营电台里当即有人予以驳斥。但紧张的通讯联络，已无法插入其它内容。

　　“次仁多吉，请拍国旗……”

　　曾曙生向他喊话，一一交待登顶后要完成的事项，包括为健力宝空罐、苏州登月表拍广告照。苏州手表厂是在登山期间不失时机插进来的广告的客户，其后在北京举行的庆功会上，这家慷慨的手表厂还为四名中国登顶英雄。可是节外生枝，在庆功会上，四只金表有三只先送给了到会的中国官员，据说厂方还要补制三只，迄今不知是否补赠了。

　　这些插曲与那个伟大梦想似乎很不谐调，所以一概被我们摒于那篇《伟大的跨越》的长篇通讯之外了，包括次仁多吉带到顶峰与国旗一起飘扬的五色经幡（藏传佛教的信仰表达物），也只字未提。

　　次仁多吉的氧气已经没有了，他的手套在第二台阶修路时已经弄湿，他没带备用手套，也没有带睡袋。

　　这时史占春下达命令了：“告诉次仁多吉他们，在顶峰等待南侧队员会师，如果一小时后南侧还上不来，就不等了。我重申：前线指挥员只有下达前进命令的权力，而没有命令后退的权力。”

　　该隆重介绍这个人物了－－史占春，男，是年62岁，中国登山协会主席兼中国登山队队长，行政级别副司级。在当今所有国家运动队中，他是年龄最大的队长。作为本次登山的三国总队长之一，他参加过中国第一次攀登珠峰活动，当时他以队长兼突击队员的身份，参加了突击顶峰的行动，但遭遇失败。这个登山不多资格却很老的人物，在文革前便因利用手中权力“生活腐化”而被遣下放。1975年，中国队再次攀登珠峰，时来运转的史占春以“人才难得”被召回登山队，又成为登山界大拿人物。

　　5月4日，在登山前期已经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时间中，几乎没露过脸的史占春，这时才俨然以总指挥的面目出现了。

　　“我宣布，前线指挥员只能下达前进的命令，不能下达后退的命令！”

　　在珠峰南北两侧的两名队长曾曙生、王振华全部上机，接受他千里之外的耳提面命。他的第二条训令是：5月5日他将亲自到设立在北京业余无线电台的总指挥部上机进行遥控指挥。

　　1时56分，南侧报告，大次仁、仁青平措还有尼泊尔队的安格·普巴即将登顶，会师在即。次仁多吉三人在顶峰向南了望，南侧白茫茫一片根本不见人影。这时，由于角度关系，南侧大本营也观测不到南侧突击队员的身影，而且联络也处于中断状态。

　　5月3日的一场大雪，已使南侧突击队员大次仁他们陷入不极为困难的境地，从83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后，他们便一直处于没膝有时甚至齐腰的深雪苦苦挣扎。

　　北坡登顶队员次仁多吉三人等待的时间已起过一小时，但南侧情况依旧不明，次仁多吉开始频频报告寒冷难当，并强调说会师可能不大。

　　“登山是要付出代价的！请转告次仁多吉，再坚持半小时，问他有什么困难？”史占春的声音中透露着一股豪气。

　　13时59分，次仁多吉报告：“没有其它困难，只是手脚冷极了。”曾曙生立即请他检查手的颜色，他报告说：“已经发黑了。”

　　这是冻伤的征兆，空气骤然紧张。

　　“请你直接向总队长报告！”曾曙生说完，把步话机对准电台话筒，让史占春直接听到次仁多吉的讲话，因为史占春已经规定了只有他才有权下达撤退的命令。

　　北京，沉默。熬过漫长的十几分钟后，史占春终于下令允许他们实施跨越，大本营人员长舒一气，在顶峰苦等了92分钟的次仁多吉三人终于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六分钟后，李致新在支援组中率先登顶，时间为14时20分。李致新不辱使命，解决了中国队最为担心的问题。

　　14时23分，李致新报告，在顶峰上已创纪录停留103分钟的次仁多吉三人已经向南跨越。

　　等待会师的任务落在李致新的身上。

　　14时57分，在下山途中的次仁多吉三人终于遇到了大次仁，南侧突击队的确切消息终于传来：大次仁他们遇到了严重的深雪障碍，安格·普巴的氧气已经耗尽，行动尤为缓慢。李致新在顶峰苦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支撑不住了。

　　15时30分，北侧的尼泊尔队员拉克巴·索那登顶；李致新请求下撤得到北京批准。

　　史占春又下达命令：要索那接替会师任务。

　　尼泊尔突击队员索那曾因走错路线，一度搅得大三营惊慌不已。这时他也疲惫不堪，他向本队队长帕坦巴请求下撤，曾三次登上珠峰的帕坦巴队长立即同意了这一请求。他没有理睬史占春的命令。

　　15时53分，历尽千辛万苦的大次仁终于登上顶峰，因咽炎发作，他的嗓子此时已完全嘶哑说不出话来。按事先约定，他用三声口哨向南侧大本营指挥部报告了成功的消息，蒙在鼓里的北侧指挥部却仍在为他们的命运受着煎熬。

　　登顶后，大次仁又原路返回接应仁青平措去了。在他离开后，三名日本登顶摄影队员也到达顶峰……

　　16时05分，北侧突击队的最后一名队员山本宗彦“爬”上了顶峰。三国六名队员终于在顶峰会师。至此，双跨珠峰的全部目标都已实现。

　　在这个会师过程中，曾出现过发人深省的一幕：

　　精疲力竭的山本宗彦在手脚并用往上爬行，先期登顶的电视摄影队员默默拍下了这一幕，没有任何人下去援之以手。

　　北侧卫星地面站的日本工作人员大呼小叫，忘情挥泪；中方有人表示不解说：“为什么山上的日本队员袖手旁观，那么冷酷？”也有人这样说：这时你去帮他，他会恨你一辈子的！

　　预定计划全部实现，大功告成，人们的神经终于松驰下来。

　　日本《读壳新闻》的“珠穆朗玛支局”头目冈岛成行也来与中国记者攀谈了，他话里有话地说：“我猜次仁多吉第一个登顶，果然。”但他还不知道，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次仁多吉的登顶时间已被史占春“决定”为12时44分。

　　5月5日，三国队员十二人在这历史的一瞬间名垂史册，达到他们个人人生的一个光辉顶点。但很多人没有达到这一顶点，心结难解，故事仍然无法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