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全国南北民歌擂台赛” 暨“民歌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26日在陕西省左权县落下帷幕。擂台赛共有54组民歌手演唱了原生态民歌，这些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歌手，用他们的歌喉为人们演唱了风格各异的南北民歌。

　　但是，原生态民歌移到舞台上进行比赛方式的演出是否可行？原生态民歌有没有可比性呢？这使笔者回忆起在擂台赛前夕赴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采风，经历的当地一个乡的山歌节山歌比赛的全过程。整整五个多小时的山歌比赛，是按照当前时兴的比赛惯例分为初赛和决赛，决赛又分为两轮。第一轮，进入决赛的选手采取抽签的方法，男女两人组成一对（进入决赛的共有12名选手，男女各6名），上台对唱；第二轮（12名选手中取前6名），采取抽签方法，进行单独演唱，最终由评委打分，决出第一名到第六名的名次。比赛中最引人注意、观众兴趣最高、也最具原生态特质的便是男女选手的对唱。由于进入决赛的这6对男女选手是通过抽签临时组成的对子，而演唱的内容又全部是即兴的，所以要求选手要有很强的应变能力。为了能完好体现自己的演唱水平，也为了不至于问倒对方，给对方以难堪，组委会给每对上场比赛的选手留有一小段上台之前的简短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笔者看到每对歌手旁都围拢着他们的亲朋好友，为歌手出谋划策，绝对认真。尽管如此，场上问答式的对唱时，文不对题、问倒对方的事情仍时有发生，这些场面一出现，会场情绪就异常活跃，台上台下常有呼应，虽然是舞台演唱，但人们仿佛回到了原生态的对歌场景中。

　　笔者在最基层看到的这种民歌比赛，至少说明了原生态民歌演唱在舞台上进行比赛是可行的，虽然可能难免使人产生走了样的原生态的感受——将产生于山野劳动生活中的山歌演唱形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舞台上表演并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即比赛竞争的方式，但我们仍需看到，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演唱形式恐怕是城市、农村广大受众群体最能接受的一种方式。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比赛，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相互借鉴的场所，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而比赛评判结果的公正性，是取决于评委的水平的。

　　原生态民歌有没有可比性，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清楚的问题。从文化背景以及演唱风格上看，各地民歌的可比性很小。很难想象，蒙古族的“呼麦”唱法—— 一个人同时演唱持续低音和高音旋律，能与江苏的男唱女腔的演唱有可比之处。我们从各地民歌演唱的行为方式、词曲形态、以及行为的心态等各个方面都很难看到他们之间的可比特征。但就民歌演唱的方法而言，从历史传承的角度看，能够自古流传下来的，就一定有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听到如此众多的原生态民歌，因此从科学性来看，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可比空间。

　　另外，学院式的民族唱法声乐教学模式与原生态民歌的多元化的关系，多少年来也一直存在着矛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上海音乐学院王品素老师成功培养出了像才旦卓玛那样保留了自己演唱特色的歌唱家时，人们似乎看到了民族声乐教学的曙光。而当上个世纪末期，当人们听到像阎维文、宋祖英等歌唱家的演唱，在为他们欢呼时，又无形地竖起了一个屏障—— 唯像他们的歌唱，才是优秀的民族声乐歌唱家。这种情形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直到某年的全国电视大奖赛，有位评委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时，人们才开始从正面正视这一问题，开始重提民族唱法的多样化问题。

　　谁都清楚，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民歌的演唱风格异常丰富，决非一种教学模式所能一概而代，但问题是，在当今现代化工业社会中，能否有一种有着某种共性的科学方法来培养演唱风格不同的歌唱家，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以为，原生态民歌的多样化风格，也并非一成不变，从与时俱进的角度看，演唱的传承过程，实际就是一个变化过程，但是这种变化，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在变。民歌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其主要特点就是来源于当时的生活、环境、当时的大众，当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此时的原生态已非彼时的原生态，文化类型发生变化当在情理之中，演唱风格尤然，一味保留彼时原生态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但作为一个科研的概念，我们要强调原生态，因此在演唱的教学方面，我们一方面要有科研概念，一方面也应向大众、向时代靠拢，进行必要的改良和创新，才旦卓玛、阎维文模式实际是上述理念实施的成功范例。

　　在以往学院式的教学中，对原生态民歌演唱风格多样化的认识不足，同时，受众群体对民族唱法歌唱家的某种演唱风格的认同，也促使了我们的培养模式向单一性靠拢。事实上，我国民族声乐界不仅能培养出才旦卓玛，阎维文这样演唱风格完全不同的歌唱家，也出现了很多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形成自己独特演唱风格的歌唱家，如何继光、于淑珍、腾格尔等。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清楚，民族的演唱风格是多元的也是与时俱进的。这就是原生态民歌擂台赛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