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曹保平从电影学院毕业，然后又回到了学校执教。从毕业之后的第二年开始，他就清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是导演，对一个有终极电影梦想的人来说，亲自导演电影是最好的路。

　　从毕业之日开始，曹保平就不断产出电视剧剧本和电影剧本，送去被人拍坏了，怒，还继续写，自己拍。他等待机会，但一颗拍电影的心从不消停。

　　九十年代初期的电影创作环境并不像现在，尽管也曾有过百花齐放的时刻，也有诗人和独立导演在努力发声，然而曹保平不想加入地下电影圈。对自己的认知，曹保平在特别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清楚——不想要主观地表达朦胧的情绪，他要正经八百地拍电影，要一五一十地讲故事。他喜欢强烈的叙事，极度关注人在非常态处境下的情感，在他的作品里，很多是改编自真实案例的犯罪故事，他欣赏的却是在“犯罪”——这种极端非常态的处境之中，人物所呈现出的复杂而诡谲的迷人之态，就像被送进榨汁机的柠檬，或被逼入绝地的小动物。他关注非常态，而非犯罪本身，这让他镜头里的故事像白酒一样浓烈呛口。

　　在导演和编剧之间，曹保平有些学究，他认为编剧不可能成为本位，也没有人真的能把文字生硬转化为影像，剧本中的文字自有一种审美，而影像属于另外一个系统的美学概念。完成了剧本，才只完成了一半，有幸碰到好的导演或许能将故事的核心以他对影像的审美实现出来，碰到差的只能认命。他写了不少好剧本，也偶尔遇到令人恼火的导演，不分景别的虚实，不讲究情节的强度，硬是将人物的对白复刻到了影像语言中，他很有些暗火。在等到那个机会之前——在那个能令他心动“愿意拍”的电影出现，在足够的投资能够支撑起他对美学的尊重之前，他宁愿一边拍着电视剧，一边教着课，一边不慌不忙地等。

　　曹保平的电影导演生涯正式开始于2001年的《绝对情感》，这是他自己撰写剧本并自己导演的处女作，随后又有《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和《狗十三》（这部电影在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上获奖）。在电影中的确可以施展很多在电视剧里无处动手的技巧，曹保平如愿以偿。他自己创作剧本，也改变别人的故事，《烈日灼心》对他而言是另外一个尝试，实践他用独立的影像美学诠释现成故事文本的理论。

　　每场戏对他而言都自有功能性，有它自身的味道和作用，拍好一场戏，曹保平认为一方面来自表演，另一方面要靠导演营造的氛围，如何调度镜头，如何调用不同景别，怎样把控演员的感染力，都没写在剧本里，更别提原著小说了。从拿到小说到正式完成剧本，他用了六七个月的时间，后期剪辑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前后三年，因为演员高虎的劣迹艺人事件，整个项目又全盘停下，等了高虎半年，原定于2014年11月21日上映的《烈日灼心》到2015年夏天才得以见天日。

　　原著小说《太阳黑子》曾经是让曹保平心动又头疼的文本，他喜爱这个故事，喜爱小说中三个少年备受折磨的心路，然而这里面有一张他不能平衡的逻辑网。首先，他不能同意原著小说里辛小丰、杨自道和陈比觉是三个“干干净净”的人，一家五口被灭门，三个干净的学生没有可能下得去手，杀人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事，一个大棍子结束一条性命，三个少年人只是“看见”了这个案子是不成立的。他将每个角色都拖入到犯罪事件当中，一个强奸致人猝死，另外两个将真凶扔进水库，三个人都身负命案。然而这如果不是三个“好孩子”，又无法解释七年来他们提心吊胆又一心向善的生活。

　　如同他在电影使用中的希区柯克式悬疑手法一样，他同样也置身于一场张力过猛的平衡游戏中，曹保平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得每一段逻辑关系的合理性都扛得住推敲。因为观众不是傻的，他希望自己的电影能表达出更多形而上的东西，但在此同时，他得确保电影里出现的每一条线索都万无一失。

　　曹保平欣赏愿意花十年八年认认真真写一个剧本的人，他怀念“写废了十万字才发表一篇小说”的时代，想起历经辛苦写出的剧本终于获得了认可，他会欣喜若狂，会终生难忘。但今日之流行文化令他觉得有些遗憾。曹保平也会去网络上去看小说，然而他认为互联网让行业门槛降低，在他所阅读过的网络文学里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作品能称得上有一些些的文学价值，而整个流行文化都呈现出反智的倾向，很多内容基本都是重复再重复，就像嚼烂的渣滓，从一个人嘴里吐到另一个人嘴里。

　　他愤怒于影视剧的制造者们暗地里预设“大众是傻子”的论调，——用一个热门的故事，找到一票有粉丝的演员，不动脑子拍，捞一票钱就走人，电影里基本逻辑关系都理不清楚，这是创作者对自己的侮辱。比如手撕鬼子的雷剧，他觉得能过审都很奇怪，这难道不是戕害历史，让八年战争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笑话？1991年，曹保平曾创作抗日战争题材的剧本《红棉袄，红棉裤》（这个本子后来得到了八一电影优秀电影剧本奖），他觉得战争有一万种拍法，要么紧张如《大兵瑞恩》，要么喜剧如《虎口脱险》，要么惨烈要么反省，总归是要拍出这个不寻常的环境，而不是拿这样严肃的题材毫无底线地恶搞。

　　在送到他手上的所谓IP中，有百分之九十五都被他扔掉了。一方面，他认可这些被他扔掉的IP有商业价值，它们有大量的读者群，可以预见到拍摄完毕之后在商业上的成功，然而它们并却不具备改编成电影作品的价值，谈电影是一回事，谈挣钱是另一回事。

　　对曹保平而言，世界上存在两种影像化的东西，一种是电影，一种是包装成电影的商品。能挣钱的是商品，电影则是有行业标准的影像作品，是一次承载故事与情感的创作。对此，他始终保持着自己学院派的骄傲。

　　曹保平导演说他正在筹划下一部戏，他透露那会是一部情感类型的故事片。他身上有一种较为保守的老派电影人气质，更乐于探讨文学与理想，更多谈到电影本身的技巧和艺术，讲究每一个镜头的得失成败，并不想谈论怎样迎合观众并从他们兜里掏走他们的钱。

　　相比起很多电影人，曹保平也更敢于有话直说，对于行业门槛的降低的失望，对于靠电影捞钱的行为的冷眼，对于流行文化中不良倾向的担忧，都放在话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唇枪舌剑。他的性情直率得可爱，甚至在采访后一边拆着麦克风一边毫不避讳地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还问我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对方只好跟他解释对每一家媒体来说，他的回答都是最新的。

　　这样的采访对象真的有意思呀，听太多“不方便回应”、“就那样吧”、“不是很清楚”之类的片儿汤话，你就会欣赏曹保平这样真实诚恳的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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