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牧阳
编辑/李佳蕾
责编/杜思梦
国庆档主旋律电影《万里归途》以利比亚撤侨事件为蓝本，讲述了前驻地外交官宗大伟与成郎深入虎穴，成功营救125名中国同胞的感人故事。 该片突破了以往同类题材作品的创作瓶颈，不仅塑造了鲜活立体的外交官形象，也改变了国民形象在银幕上的失语状态。撤侨故事突出了中外人士的合作关系，并巧妙地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与邻为善、以邻为邦”的外交方针融进剧情。此外，IMAX特制拍摄、1:1打造的异国场景、血脉贲张的战争场面，都为观众提供了一场极具深度临场感的、酣畅淋漓的视觉体验之旅。可以说，这部电影完美实现了现实主义创作与工业美学的结合。
新超级英雄的诞生
“别现代”的特殊社会形态、大众审美趣味的多元化，使英雄的生成空间不断拓展，英雄的形象日益复杂和多元化。这些英雄没有被过度神化或解构，而是保留了部分前现代思想的人物。他们玩世不恭、暴躁或怯懦的形象背后，依然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检察官章宁生活中虽然玩世不恭、油嘴滑舌，但他情商高，有超强的统筹和协调能力。这种反差，正是新超级英雄的一个主要特征。
这类新超级英雄受儒家思想熏陶，行事有儒者风范。过人的忍耐力和韧劲，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忍受内心的压抑和痛苦。即使反抗也不会诉诸极端的行为。他们关注此岸的现实世界，有明确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追求，也会努力争取合法的权利。
宗大伟是有私心的人，他会厌倦外交职业的危险和不确定性，从一开始他就想过放弃。而支撑他完成撤侨任务的基础是“义”，“义”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自古就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之说。“义”沉淀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也烙刻在道德修养和性格当中。
章宁的殉职改变了宗大伟的决定，他突然意识到在纷乱的局势下，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为了让章宁的死更有价值，也为了对得起外交官的职责，他应当承担起救助同胞的责任，这是兄弟之义、袍泽之情，更是对生命的尊重。当他被反叛军逮捕并以死威胁时，他临危不乱，义正言辞拒绝了对方的无理要求，誓死捍卫中国的外交立场，这是他的忠义和正义。
宗大伟是带有反英雄色彩的人物，他多次展现的怯懦和犹豫映照了他的平凡。完成撤侨任务也意味着他重“返”英雄之列。
由于飞机上的位置有限，他只能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同胞。可妻子即将临盆，自己又归期难定，返回使馆的路上，他宣泄着自己的不满。章宁殉职只是一个激励事件，迫使他被动地接受使命。真正让宗大伟主动改变的是两次俄罗斯轮盘赌，宗大伟第一次因怯懦和犹豫，不敢与叛军首领对赌，这直接造成了外籍帮手的死亡，对此他深感愧疚。第二个是叛军首领以全部国民的性命威胁宗大伟，为了完成撤侨任务，宗大伟正面迎战。巨大的心理压力也让宗大伟几近崩溃，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生理反应。宗大伟扣动扳机后发现，叛军首领从未放入子弹，但宗大伟的选择证明了他是实至名归的英雄。这不仅仅在于他拯救了125条生命，更是他克服性格缺陷，完美蜕变。
以往的外交题材电影中，国民形象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他们的个人形象和个人愿望无法呈现在银幕上，但《万里归途》迈出了重要一步。
它重点突出了被施救的对象，这些对外援建的工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不同的身份和教育背景，性格、喜好各异。他们背井离乡，支持中国的外交事业，自己默默忍受着思乡之苦。书写这些平民英雄的故事，是尊重他们的奉献和牺牲精神，更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影片让外交官与普通的援建工人同登银幕，国民对国家的心理距离不断贴近，建构了一个群体共识与认同的文化世界，增强了观众自身的国民认同感。
《万里归途》遵循着“作为人的英雄”模式，保留了英雄的平凡性和平庸性，塑造了新超级英雄形象。“英雄、俊杰、楷模、典范，是所有民族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从远古的史诗到近代的电影莫不如此”。莫里斯·哈布瓦赫曾言：“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英雄叙事是一种集体记忆，影像的仪式化唤醒与整合了记忆，并与观众达成情感认同，也将爱国主义缝合进记忆。
中国特色外交理念的银幕呈现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认为，“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由于西方人对东方人和弱者有着天然的优越感，在外交领域，体现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外交模式。但电影《万里归途》冲破了二元对立的思想，在人物关系中体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
家文化影响了中国的外交行为，中国人强调家国的同质关系，所谓：“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它使得中国历经千年的变化，依然能凝聚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且难以撼动的政治文化。
家蕴藏着一种伦理原则，忠诚是个人修养，也是维系国家权威认同的基础。忠诚是小我向大我的转移，从个人的利益拓展至与他人的关系。片中，宗大伟正是从对妻子和孩子的爱，上升到对中国同胞的爱，对职业信仰的坚守，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家也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我”在世界上生活，“我”对世界肩负着责任，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体现。它既尊重不同人群和国家的差异性，更注重人类的共同性，注重每一个人均与他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援非的历史始于上世纪6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中非合作不断加深，中非人并肩奋斗，休戚与共，铸就了“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命运共同体精神，既成为指引中非关系继往开来的动力源泉，也深刻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价值所在，传递出中国亲、诚、惠邻的外交理念。
创作者借助两位特殊的女性，传递博爱的外交理念。白婳是章宁的妻子，也是一名驻外公司的高管。影片中，她是外柔内刚女强人，她可以在极端环境下镇定自若地统筹全局，也可以在失去丈夫的痛苦中，依旧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协助宗大伟完成撤侨任务。通常，在男性主导的主旋律电影中，女性形象往往概念化，《万里归途》对女性形象的深度发掘，有助于凸显战争给正常生活带来的改变，体现女性在战争中的坚毅品格和英雄气魄。
白婳收养了一个努米亚的战争孤儿，并视如己出。为了不让女儿被反叛军伤害，白婳宁愿放弃归国的机会，留在战火纷飞的努比亚陪伴女儿。两个原本生活在不同种族的女性，因战争从陌生到相依为命，并成为了彼此孤独生命中的慰藉。人们习惯将祖国比作母亲，白婳的母爱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它将中国母亲对努米亚女孩的母爱，转化为一种跨越民族的博爱，彰显出中国博爱为怀、兼济天下的大国气度。
创作者创造性地为主角配置了一位来自努米亚的帮手，他作为向导，帮助宗大伟和成朗寻找失联的同胞，彼此之间始终保持着平等、互尊、互信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不让宗大伟为难，也为了让中国人尽快归国。在叛军首领的威逼下，他毅然而然地拿起枪将枪头指向叛军首领，但是却被叛军手下一枪击毙了。根据剧作理论的解释，伙伴是启发主角成长的催化剂。主角在这场“借假修真”的旅途中，会逐步发现自己缺陷，而这正是伙伴的价值所在。宗大伟在伙伴身上找到了勇气、担当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可以说，中国撤侨的成功离不开努米亚人的无私帮助，而努米亚人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对努米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交得其道，千里同好，正是中国人的外交之道。
对战争与苦难的态度
《万里归途》虽然是一部外交题材电影，但也加入了大量惨烈的战争场景，旨在引发观众思考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并从中国人对待苦难的态度折射出中国气度。
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是政治交往的工具，也是政治意图和目的的手段。努米亚内战是部落之间为各自的政权争夺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引发的战争。从法理上看，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战争也隐藏着重要的伦理问题，即战争的合理性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显然，努米亚的内战违背了交战正义的道德原则。
通常，战争不进攻非战斗员，因为“战争是一种‘平等地允许两个或更多的集团，使用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的法律状态’，如果没有了平等的杀人权力，战争就是不合法政党的，而是一种犯罪”。影片里，高高吊死的、身首异处的尸体，流离失所的难民随处可见，失去母亲的婴儿趴在地上哀嚎，努米亚成为了一个人间地狱。造成这个悲惨局面的，正是叛军的“无区别性的集体杀害”行为，这是对基本人权的任意践踏。
影片的另外三次瞬杀事件，也是这种“无差别性的集体杀害”行为的结果，章宁、与中国较好的努米亚军官以及真诚、善良的边境官，他们以诚待人，怀有善心，却都毫无预兆地死亡，这都试图说明在战争环境下，人命如蝼蚁，无尊严可言。
集体杀害行为是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战争不仅会造成人们严重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它还引发了参战者们的杀戮快感，表现为叛乱军的高炮轰击、疯狂的机枪扫射与吊杀行为。俄罗斯轮盘赌是另一种更加极端的杀戮方式，这个游戏源自克里米亚战争，它是军人们在对国家的失望和战败的情境下，娱乐自己、释放压力的手段。由于极端恐怖下的自保意识很容易演变成习惯性的杀戮，人也就完全变成了杀人机器，和野兽并无二致。在这些人的心里，只有眼前恐惧的、鲜血淋漓的人脸才能使他们快乐，屠杀的欲望浸入他们的骨髓，正确与错误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杀人的欲望。
而造成这种扭曲人性的深层原因，是极端的政治思想。雷蒙·阿隆认为，政治家有权利追求本民族的利益，但这种民族中心主义是需要辩证地看待的，因为政治群体不能与“丛林中的野兽相提并论”。显然，努米亚内战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它营造了一种“非我”的境遇，深处政治游戏中的人，多少都会感觉到身不由己的疲惫。在纷乱的政治争端中，作为生命个体的人都是微不足道的牺牲品，人性遭到扭曲，自我也无处找寻。
正如片中多次出现的阿拉伯谚语：“面具戴久了，真成你的脸了”，荣格认为，社会化的自我是带上人格面具的自我，人格面具是人执行社会功能的必要手段。虽然人们带上它会有丧失个性的可能性，但一旦脱下，就不得不正视脆弱的自我。为了一种虚假的心理安全感，人们通常会拒绝脱下面具。渐渐地，人们习惯了带着面具的自己，并甘之如饴。
创作者试图通过展现惨烈的战争景象，呼吁大众用“审慎”的态度对待战争。对于有决定权的政治家而言，他们应当平衡战争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战争观是反对一切战争，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不正义的。现实主义的战争观则认为，战争没有正义与否之分，战争与道德之间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它只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对此，参战双方应当以道德原则为基础，因为道德和政治已经交织在政治历史之中。
对于普通人，我们也需要在“非我”的境遇下，努力找回“真我”。任何人都是社会环境中的一分子，寻求“真我”需要解构那些羁绊人性自由的、与自我实现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本片中，中国外交官拯救同胞时，多次强调尊重各国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努米亚战局的急速恶化，与他国为一己私利插手努米亚内政的密不可分。
个体需要一种生命意志，它是一种原始本能的生命强力，也是积极面对苦难的能力。原始本能在影片中体现的是女性的母爱、不同民族之间的博爱和包容、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和共情心。面对苦难的积极方式是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就像宗大伟所说的“为什么不相信明天会更好”，拥有强大的、足以对抗困难的勇气和智慧。
更重要的是， 人们应当追求一种超越性的“向上意志”，它会转化成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影片中，这个“向上意志”是对永恒的正义与和平的信念。这种生命意志能够帮助我们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下，对抗非理性的魔力，回归内心，实现自我拯救，而非随波逐流。
影片用互文性的手法，将中国的撤侨行动与童话《辛伯达航海旅行故事》对应。《辛伯达航海旅行故事》讲述了辛伯达为了找回“和平之书”，历经七次冒险，九死一生的故事。他在与邪恶女神的斗争中，逐渐找回了勇敢、魄力和无畏的气概，最终打败了邪恶女神。而且还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归属——宗教，一种超越生命的永恒。
宗大伟和成朗就是现实生活版的辛伯达，邪恶女神是努米亚的叛军，他们一次次深入虎穴，与敌手斗智斗勇。在这个过程中，宗大伟和成郎都克服了性格缺陷，变得更加刚毅和勇敢。影片结尾，宗大伟敢于与叛军首领赌命，成郎敢于端起摄像机威胁首领，为宗大伟创造生机。最终，同胞归国，二人找回了“和平之书”。经过此次洗礼，二人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永恒正义。为此，即使肉体陨灭，但实现了绝对精神的统一。这种绝对精神，正是超越性的“向上意志”。
当然，创作者还强调了知识对自我拯救、自我超越的重要意义，片中的童话书就是知识的象征。宗大伟在找药品时，无意发现了被烧的《一千零一夜》，他将书送给小女孩是为了缓解她的焦虑和恐惧，而女孩读故事的画外音，冥冥之中指引着宗大伟奋力前行。小女孩通过故事获得了面对艰难现实的勇气，对未来满怀希望。宗大伟也在故事中获得了对抗敌人的勇气，并不断进行精神的洗礼。对于二人来说，他们的精神支柱都能在知识中获得。
通过对战争的描写，创作者试图重新思考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不仅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和平也是政治的延续，和平与战争应当保持对立统一性。古人曾言“止戈为武”，任何战争都应合乎人性、正义，也都应当理性视之。而身处复杂社会的我们，一定坚定正义的信念，它能够让我们不堕入虚无，沦为极端政治思想的工具。
《万里归途》以国际性的视野重新书写了中国的外交故事，塑造了本色风流的人物形象，传递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中国品格，揭示出穷达不堕的中国操守，表现出视死如归、宁折不弯的中国气节，以及向道而行的伟大抱负，并最终回归到俯仰天下、有容乃大的中国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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