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镇，文艺是一种病？
1998年，贾樟柯拍摄了独立电影《小武》，把王宏伟扮演的“小镇青年”形象搬上了银幕。终日无所事事的小武，在失去友情、爱情和亲情后，最终失去自由，成了囚徒。
终日无所事事的小武，在失去友情、爱情和亲情后，最终失去自由，成了囚徒。/电影《小武》
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生活在小镇上的人们，被一种叫做“出路”的诱惑吸引着，同时又受困于脚下无形的崎岖，面对时代的快车，也只是望洋兴叹。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徘徊，日子像是怎么也过不完。有的人离开又回到这里，有的人离开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一年又一年，越来越多的小镇成为了经济开发区，也有越来越多的乡村成为了新的小镇。关于小镇的故事，依然有人在讲、有人在听。与贾樟柯拍摄自己的家乡一样，不少电影创作者和小说家，也都倾向于把故事的场景放在自己生活过的乡镇以及自己熟悉的经验里。
小镇的年轻人都去哪了？/电影《永安镇故事集》
2021年，康春雷作为编剧，加入了电影《永安镇故事集》的创作。开拍前的一个月，他在永安镇一边游荡一边写作。据他回忆，在小镇上随处可见老人和妇女抱着襁褓里的婴孩坐在门口乘凉，他们的沉默不语，给了康春雷很多感触。
年轻人都去哪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康春雷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相较于城市而言，小镇像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这里鲜有艺术活动和文化生活，即使是一种既定事实，但却并不构成年轻人寻求归宿的依据。如此看来，小镇与人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
对于描写永安镇里的人物，康春雷说：“电影还原的是感受上的真实，我只是想呈现那里人们的精神状态，并不一定需要给出所谓的结论。”
相较于城市而言，小镇像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电影《永安镇故事集》
文艺作品中的小镇，多少都有些文学上的想象。然而，在现实中的小镇里，文艺却又仿佛空中楼阁，是一种人们现实中无法被满足的幻想，以及理想与实际脱节后，内心隐隐作祟的失落感。
在小镇搞文艺，
不是有钱，就是有病？
求贤村在北京大兴南部的榆垡镇，穿过镇子南边的树林，就到了河北固安。康春雷上完了小学和初中，才从这里离开。有一回，他跟村镇上的小伙伴一起，偷偷坐了两个小时的汽车，去北京吃了一顿麦当劳，再坐两个小时赶回来。回到家后，一身疲惫的他特别难过，因为小镇里没有麦当劳。很多年后，康春雷才意识到，这种“匮乏”也许不仅仅只是吃不上麦当劳。
如今的榆垡镇变化很大，街道比以前更加清洁，但是镇上的人却变得稀少了。这种变化，在康春雷创作的《永安镇故事集》里清晰可见。故事中的场景从小镇的饭店过渡到新城的酒店，仿佛一道生态色谱。实际上拍摄地附近是一个粮站，从贫瘠感的小镇走到开发后的新城，中间也就隔了一条街，但景观却是天壤之别。康春雷发现，小镇里的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搬去新城，而不是特别有出路的人，可能就留了下来。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小镇生活的人，他们的精神面貌，俨然成为了民间社会最真实的写照。这也是很多独立纪录片作者会把镜头对准乡村和小镇的原因。那里的人们即使面对“匮乏”，也依然对更好的生活充满“希望”。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小镇生活的人，他们的精神面貌，俨然成为了民间社会最真实的写照。/电影《永安镇故事集》
人们或许可以将“希望”看作一种与生俱来的勇气，但是一定要有一些精神的养料，帮助人们去抵抗庸碌的日常。在康春雷看来，说起精神生活，小镇和城市里的人们，并无本质区别。城市确实能够提供相对丰富的娱乐生活，但是所谓的“精神空虚”也无处不在。
“精神生活不像物质生活，随处可见或者随处可以接触，但它是一定存在的，有的精神需求的满足，也许依赖文化产品，也可能来源于一些身体力行的体验活动。”康春雷说，“小镇的精神生活匮乏，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尤其是在互联网和手机普及之后，传统的地域界限已经被打破，生活在哪里，并不会影响我们跟电影、跟音乐、跟文学之间的连接。”
很多时候，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对于自身精神生活的感受，会相对敏锐，他们或许会选择在文化建设比较全面的大城市生活。从这一点来看，远离城市中心的小镇，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确实少之又少。
人们经常会开这样的玩笑——在小镇搞文艺，不是有钱，就是有病。/电影《永安镇故事集》
而“文艺青年”中的“文艺”二字，也常被人和“无用主义”画上等号。人们经常会开这样的玩笑——在小镇搞文艺，不是有钱，就是有病。
越野生也越真实
与康春雷一样，许多有过小镇生活经历的文艺创作者，都乐于将自己的真实感受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传达出来。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曾在评价中国文学时这样说道：“那些既不来自穷乡僻壤也不来自国际化大都市的小说家，那些继续散居在二三线和无数市镇的小城畸人，是中国文学唯一的希望。”
许多年前，余华还在小镇上给人拔牙，每天要面对无数张嘴。在无聊至极的时候，他开始写小说，最终把自己送进了文坛。
余华为了不上班误打误撞进了文坛。/图源余华采访截图
在康春雷看来，我们的“文学父辈”，包括“电影父辈”，都曾给过我们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们讲述了很多小镇的故事。比如苏童写《香椿树街故事》、莫言写《生死疲劳》、余华写《在细雨中呼喊》，等等，呈现的都是历史变迁中的小镇生态，同时也隐含着一种对困顿的命运的反抗，然而现在的“小镇文学”似乎少了这种“反抗精神”。
除了逐渐走出小镇，也有一些留在小镇的人，他们略带忧郁，野蛮生长。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农民，也可能是打工者。在世俗身份的掩盖之下，他们写诗、作画、摆弄乐器。就文艺的宿命而言，他们探索的或许就是心灵自由的可能性。
2013年，魏思孝带着将要生产的妻子，从青岛回到了山东老家淄博市的小镇。从2014年至今，他的所有小说都在这里完成。离开书房，他会带着女儿去铁路边玩耍。农忙的时候，他就去地里干活。在他的《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中，小镇生活不仅仅只是困乏，生活在其间的人既渺小又独特。
《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
作者：魏思孝
魏思孝说：“我当然也寄希望于创作，可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但与此同时我又发现自己缺乏那种非常强烈的、关于生活的进取心，好像小镇生活更适合我。”
在文学的小镇里，人们用无聊打发无趣，用荒诞抵挡空虚，用切身的苦楚对抗着平庸的日常。而在文学之外，小镇似乎有种超乎寻常的魔力，既催生了无数文艺想象，又催生了许多心怀文艺理想的人。
从一开始，魏思孝认定的“小镇文学”，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投射，抑或是社会议题的讨论，还是不折不扣的、可以表现“真实”的文学创作。
可以肯定的是，“小镇作家”的创作，给中国当代文化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表达。他们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他们就生活在乡村小镇，这种野生的“姿态”，也是当今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现状。
有时候，
生活本身比文化消费来得更真切
康春雷很早以前看《小武》的时候并没有“太多感觉”，当他离开小镇许久以后，再看才发现，那种没有“出路”的日子所包含的，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绝望。他才明白，很多事情总是需要从惯性思维中跳出来，回过头再去看，才能看到事物的全貌。
《小武》中那种没有“出路”的日子所包含的，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绝望。/电影《小武》
康春雷告诉《新周刊》，一直以来，优质艺术电影的发行，很少会在三四线城市的电影院进行铺设，可能一天就排一两场，两天就下线了，更不会来到小镇上。事实上，小镇上如果拥有一家电影院，这都是一件稀奇的事。
“经常看到一些朋友抱怨，在小城镇想看一部新上映的文艺片真难。”实际上，艺术电影的观众实属少数，而市场规律很少照顾“少数人”。
然而，对于精神生活的优劣，往往都是见仁见智的。“你喜欢你的，他喜欢他的，怎么你的就好，他的就不好了？”在康春雷看来，我们往往不愿意承认，其实精神生活也存在差别，因为审美是有雅俗之分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很难说谁更高级。“比起在小镇上映一部艺术电影，建一座电影院反而容易得多。”
电影《山河故人》剧照。
如今，在大城市快节奏、高强度的生活压力之下，不少人有离开大都市的打算。当这样一群接触过比较前沿文化的青年人，回到城镇追求“慢节奏”的生活时，这些“小镇返乡青年”，对文艺生活的需求，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张隐是一位拥有不少微博粉丝的电影自媒体博主，属于“资深”文艺青年。出于对电影的热爱，他在豆瓣的个人主页下，记录了近4000部已看电影。他曾经几乎每日必看电影的习惯，到现在变成了可能一周看一部。而这样的变化，源自他离开北京，回到东北老家定居。
在接受采访时，张隐坦言，平时生活中和朋友们一起聚会的时候，自己也不会聊文学和电影的话题。“现在没那么想看电影了。”对他来说，看电影已经变成了跟自己独处，或者单纯只是为了放松心情的事情。曾经偏爱洪常秀、李沧东、侯麦等国外“小众电影”的他，现在更多地会考虑自己的时间成本。
“把精力放在做具体的事情之上，从具体的事上获得的成就感，也是一种自我精神的满足。”
张隐在自家客厅里摆放了一些和女友一起画的电影画面，如《独自在夜晚的海边》《春天的故事》。 /受访者供图
对现在的张隐来说，有时候生活本身，比文化消费来得更真切、更可爱。“我很感谢电影，让我接触了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让我可以接受不同的观念，我觉得这就够了，这是电影馈赠给我的。除此之外，世界整体上趋向于缺乏表达、缺乏真诚、缺乏情感，电影凭一己之力，又能做些什么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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