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功，进北京”———这句美丽的口号使一些梦想成为歌星的外地年轻人纷纷涌向京城，并逐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部落群体。这些年轻人为了追逐“明星梦”，尝尽了苦辣酸甜。

　　求名求财全在自己

　　准歌星部落的人一部分表示进京是为了增强实力，而另一部分则以金钱为奋斗目标。歌手汤显成便是前一种人，他的实力是出类拔萃的。一年前他辞去了海口市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工作来到北京，虽然至今还没有自己的作品，但他一点也不感到遗憾，他的看法是：“我在舞台形象、服装审美等方面通过做主持人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在演唱技巧、现场感觉等其他方面的素质需要不断完善，不能急功近利。”

　　在三里屯一间小酒吧里驻唱的小严也是准歌星部落中的一员，“我现在就是‘卖唱’，看到别人在下面推杯换盏，高谈阔论，自己以嘶哑的歌喉去迎合别人的需要，原来心里挺不平衡的，可没辙，谁有钱谁是爷，每天晚上我串两个场子二百块钱到手了，挺好的，我白天到别的地儿当爷去。”

　　机遇天降可遇难求

　　对音乐人而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1”录音间简直就像个圣殿。曾获电视台歌手大赛奖项的毛毛说，她对自己从这里的起步始终记忆犹新。一天，毛毛与一位录音师一起去“大1”录音间，她记得那天是灌录红歌星张某的唱片，她给张某出小样要模仿张某的声线。休息时，录音室有人通过传声器喊她，让她好好唱一首她自己喜欢的歌。毛毛唱歌时，隔着玻璃窗看见一个大胡子男人伏在录音台上相当认真地听着。当她走出录音间，那个大胡子男人向她自我介绍是作曲的，并要了毛毛的电话，还留下了自己的名片。毛毛接过名片大吃一惊，原来大胡子男人是音乐圈中赫赫有名的人物，甭说与他接触，即使谋面也不容易，毛毛说：“后来他给我提供了不少机会，我演唱的大多是他创作的新歌，而且他也常选我做首唱，我出的个人专辑就是他监制的。”知名词曲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演唱者是很挑剔的，每个创作者都试图拥有一个或几个称心如意的歌手，这些歌手既应理解作品，又要熟悉创作者。歌手们认为能与那些词曲作者、尤其是颇有名气的词曲作者“结好”，自己日后的成功就有了保障。

　　准歌星们在寻觅机遇这方面表现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使那些一向擅长钻营的商人们也自叹弗如。现在已经成为某著名歌舞团演员的刘某在回顾自己初到北京的情景时说：“能利用的关系全用了，连间接的关系也用了，有的关系甚至只是听人提过他的名字，或者仅见过一面，所有的机会都不放弃，即使是一首歌曲的伴唱都不敢拒绝。”

　　80年代出了一位年仅16岁的小歌星朱××，她初到北京时举目无亲，住到了她刚刚拜师的著名音乐人付林家里，与付林的女儿朝夕相伴，还对老师许下了重愿。可是若干年后在一次公开活动中，付林的女儿遇到她，兴奋地冲她喊“师姐”时，朱××竟一脸的不屑：“谁是你师姐?!”在圈内，像这样成名以后就翻脸不认人的为数并不算少。

　　择群而居互相帮衬

　　在京城，准歌星部落与其他自然形成的部落一样都是择群而居。其最大的益处是成员之间能在生活和事业机遇上彼此帮衬。后来者往往能得到先来者的帮助，诸如介绍住房、向房东讨价还价、帮助熟悉环境、介绍工作等等。

　　来自广州的萍萍在歌手大赛中获奖，但依然住在已经租住了3年的民房中，这些房屋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大修不可了，有的房龄可以追溯到“万恶的旧社会”。“被房东敲诈是常有的事，他们许多都是一些私房主，我们刚进北京时，根本没有条件租更好的房子，更不要谈什么几居室，现在我的经济条件好转了，有可能搬出去，但也是租住单元房。”萍萍如是说。

　　与萍萍同住的小歌手有几分痛恨地讲：“房东对新来者一般都很苛刻，还有些欺生。同样是租房，萍萍那间是正规房子，我住的这间是违章建筑，低矮狭小，可租金一样，就因为我是新来的。房东对我们的管理盯梢是不掩饰的，随便说起一个房东都是最好的‘治保主任’，房东会定期给我们开会，稍有不慎就会被威胁不租房给你，每次屋里来了客人，无论是男是女，他都一清二楚。”

　　在准歌星部落中，由于经济条件拮据，身处异乡的同命感，加上大致相同的奋斗目标，这些人中大部分都自觉地相互帮衬，过着各尽所能的集体生活。

　　记者曾体验过他们那种集体生活，尤对“有饭一起吃”感到新奇，难以忘怀。在这种生活方式中，首领式的人物必不可少，他们负责统筹、计划和支出，这样的人物一般以年龄稍长、自觉才艺难以出头的居多，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受人信任和尊重的。准歌星部落的内部分工很明确的，诸如买菜、做饭、购物、杂活等，就如同在校学生轮流值日，不同的是不用督促。如某个成员的朋友前来造访，待遇没什么特别，如果留下来一起吃饭，也是同桌同吃，对客人没有特殊加菜，一视同仁。

　　这种情形只是那些奋斗者的带有原始色彩的生活方式，成员本身的任何进步都会对它产生直接影响，它的最终解体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在原有形式分解后，又有新的结合体产生，因为这个部落总不乏新人加入。

　　炫目舞台深不可测

　　准歌星在事业和生活中面临的不仅有各种困苦，还有炫目舞台带来的不可捉摸的坎坷，这种坎坷每个准歌星几乎都有所体验，而且是刻骨铭心的。

　　没有人天生就是歌手，即使他会唱歌，如果缺乏舞台经验，没有与观众交流的经历，也很难立住脚。于是，有志在流行乐坛发展的青年便把歌厅作为自己漫漫长路的第一步，唱得好了，歌厅露脸，自己也得意，唱得不好，顾客也能谅解，不就是个歌厅歌手嘛，还能要求人家有多高的水平?实在唱砸了，还可以一走了之。如今活跃在流行乐坛的一线、二线的许多著名歌手都出自于歌厅、酒吧。

　　记者与歌手东东坐在她那间月租近千元的一居室内，欣赏着电视里播放的一台晚会，那台名为“××杯新人大赛”的晚会推出了一批新人，而东东正是这次大赛的幸运儿。此刻，她喃喃自语：“知道吗?这个成功仅仅因为我的一个小小失误而晚来了两年，整整两年啊!”问其原因，她解释得非常简单：两年前她第一次参加电视歌手大赛，东东像其他歌手一样，对场地上各方人员，包括伴奏的乐队都表示了“一点小意思”，其中一位调音师因临时不在，她就将那一份“小意思”暂时保留下来，孰料她演唱时正值这位调音师上场，结果就做了手脚。人们都知道是出了问题，但就是不知原因何在，最终，失准的演唱自然归结到歌手本人表演失常、经验不足上。这样一来，东东又着实磨炼了两年，才算正式出道。

　　谊儿作为一名歌手，曾是走穴的自觉投入者。“‘走穴’使我享受了最大的乐趣，但是台缘使我失去了一些人缘。‘拼盘演出’使我经常有机会和著名歌手同台演出，有时候我演唱得十分投入，我是无名小卒，用不着假唱对口型，所以赢得的观众喝彩有时居然比‘大腕’还多，得罪了‘大腕’，自然也得罪了‘穴头’，回京后，‘穴头’告诉我‘大腕’们不愿和我同台，所以渐渐地我得到的机会少了。”由此谊儿看出圈内的任何人都不能得罪，不知道谁会给你制造不必要的麻烦。“每个人都有不可捉摸的背景，我发现这点后，便尽量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引人注目。”

　　准歌星们还面临着拥有势力的同行以大压小的行为的挑战。前年夏末一场“中国××之歌”演唱会幕后就发生了一场争执。晚会节目中的一首歌曲由一位著名女歌星首唱，晚会现场则由一位男歌手演唱，结果那位女歌星给晚会组委会打来电话，要求电视转播时必须删掉男歌手现场演唱的镜头，换上自己在其他场合演唱这首歌的画面，演出劳务费可以归男歌手。名不见经传的男歌手拒不接受这一安排，几番周折后，演唱会照常进行了，虽然男歌手现场演唱如实转播了，可是屏幕上竟然郑重打出了“此曲目由××首唱”的字样，可想而知，男歌手当时的心情会怎样。

　　尽管一些准歌星飘泊不定，屡遭欺诈，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处于外围状态，但你若问他们是否愿意重归故里时，回答都是一样的：“决不!”(新报记者冯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