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以农村题材走红的电影导演,张艺谋近几年在艺术上的成就有目共睹,本周五,他执导的《幸福时光》将在美国公映,这是张艺谋继《有话好好说》之后的第二部城市题材影片。影片讲述了发生在“幸福旅馆”里的一段故事,甜蜜中蕴涵淡淡苦涩。
前不久,张艺谋亲自到纽约为《幸福时光》做宣传,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在国内甚少接受媒体采访的张艺谋在当地破例接受专访,谈论了《幸福时光》、最新武侠作品《英雄》以及中国电影业的现状。这篇访谈用英文写成,被美国各大娱乐网站争相转载。
“平民三部曲”
记者:你能谈谈自己的影片风格吗?
张艺谋:就我本意来说,我愿意尝试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影片,这是种很好的锻炼。比方说,《幸福时光》是部现实主义作品,可以称之为“悲喜剧”,而下一部《英雄》就是部功夫片。1998年到2000年这3年里,我拍了三部影片:《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幸福时光》,我私底下愿意把这三部影片合称为“平民三部曲”,因为它们的主人公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都是社会上的小人物,虽然题材各有不同———《一个都不能少》像部纪录片,《我的父亲母亲》有点像散文诗,而《幸福时光》是个喜剧。总的来说,我对这三部影片都比较满意,但我知道,它们绝不会是我的终点,所以我开始导武侠片,可能我会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上面。
记者:你是怎样的一位导演?能评价一下自己吗?
张艺谋:我4岁时就能看懂电影了,小时候我看了很多不同种类、不同国家的电影。一直到今天,看电影都可以说是我唯一的、始终不曾改变的生活习惯。有些人生来就是干电影的,我从我看到的电影中领悟到这些人的存在,于是就跟在他们后面,照着学,照着做。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人,我前面有很多优秀的榜样在教我。
《幸福时光》的故事
记者:《幸福时光》拍摄得顺利吗?
张艺谋:《幸福时光》原先是中方投资拍摄的,但后来美国方面出了钱。之前我们和美国方面就有协议,也谈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一直对《幸福时光》的剧本不满意,不停地改,改了很久,协议也差点就泡汤了,但最后还是合作成功了。
记者:当初你是怎么选中这个题材的?
张艺谋:最初是原著的故事打动了我,一个退休的老工人和一辆报废的公共汽车,这种关系很奇妙。后来老人决定开一家汽车旅馆来赚钱,这个想法听起来也很奇妙,但实际上,正是这一点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现状,那就是,每个人都在忙着赚钱,不停地想办法赚更多的钱。后来,影片里出现了那个胖胖的继母和那个小姑娘后,故事的性质就开始发生转变了,从赚钱的故事变成了人际关系的故事,变成了内心情感的故事。而这种转变反映的是我的一种思考。我总在想,今天的中国发展得这么快、什么都要讲效率、讲节奏,很多东西都跟从前不一样了,但无论怎么变,维系人和人之间的真情是不能变的。我希望这种真情永远也不要丢失。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在美国拍部电影?
张艺谋:没有,从来没想过。我不会说英语,对美国这个社会也完全不了解,我不去美国,因为我很清楚,在美国我根本拍不出好作品。
《英雄》与《卧虎藏龙》
记者:你怎么比较《英雄》和《卧虎藏龙》?
张艺谋:李安是我的朋友,《卧虎藏龙》拍得很漂亮,我很喜欢,我觉得它的成功是个奇迹。《英雄》和《卧虎藏龙》是不一样的,不能拿来作对比,我根本就不奢望《英雄》能取得《卧虎藏龙》那样的成绩。但是也并不是说完全没可能,起码我自己就认为,《英雄》会获得成功。《英雄》是个大制作,财政预算超过了我之前的任何一部影片,达到了3000万美元,我当然希望中国观众喜欢它,更希望获得全球观众的认可。
记者:你对中国电影业的现状怎么看?
张艺谋:中国电影业现在处境非常艰难,观众大量流失,产量大幅下降,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中国的电影人也经常会在一起讨论电影业的现状,讨论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本人也在尽力而为。可以告诉你们的是,我们会尽力拍好每一部影片,不论它是大制作还是小成本,这是中国电影人的职责所在。
记者:你以怎样的视角看待你的电影?
张艺谋:我和我的同行们经常会揣摩:观众会怎么想?观众会怎么看?要知道,这种揣摩全部都是基于“我是中国人”这一点的,我用中国人的方式想问题,也用中国人的方式拍出这些想法,我的整个思维体系就是中国式的,目的只有一个:要让中国人看得懂我拍的东西。我有两个诀窍:一、深入到人和人之间细微的感情世界里去;二、保持我自己的个性,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
记者:好像你的影片总喜欢选用女性做主人公?
张艺谋:电影人关注的是人类社会,我也不例外。我从来没有哪部影片是只讲男人不讲女人,或者只讲女人不讲男人的,男女之间真挚、复杂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关注的焦点。就拿《幸福时光》来说吧,虽然这部影片里没有男女之情,但是有另外一种真诚、细致的父女情在里面。而下一部影片《英雄》虽然以功夫为主,但也讲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
电影与时代
记者:你觉得电影如何反映时代?
张艺谋:影片是由细节组成的,无数细节合在一起就能反映时代精神。你看一部20年前的老电影,很自然地,影片中的场景、人物还有语言就会把你带回到20年前去。当时那个时代的东西不可能不在影片里留下痕迹,这些痕迹就告诉你人物处在什么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还有社会地位,也告诉你他们在想些什么。电影就是这么神奇。《幸福时光》里,那些人最关心的是怎么赚钱,但是如果是20年前这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当时老百姓最关心的不是这个。
记者:你怎么看待中国电影业的审查制度?
张艺谋:审查制度是电影业的一个部分,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这么多年来它的变化不大,估计今后也不会有大变化。把影片拿去“送审”是指剧组在拍一部影片之前,要从相关的政府部门那里拿到批文,批准了才能开拍,而等电影拍完后,还要把样片送给他们看一遍,通过了审查才能公映。通常是先获得你所在省的电影公司的批准,层层上报,最后由国家电影总局拍板。
■采访/Sung—UnChoi
编译/汤颢
张艺谋语录
●《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幸福时光》,我私底下愿意把它们合称为“平民三部曲”,因为它们的主人公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都是社会上的小人物。
●我4岁时就能看懂电影了,小时候我看了很多不同种类、不同国家的电影。一直到今天,看电影都可以说是我唯一的、始终不曾改变的生活习惯。
●我不会说英语,对美国这个社会也完全不了解,我不去美国,因为我很清楚,在美国我根本拍不出好作品。
●我的整个思维体系就是中国式的,目的只有一个:要让中国人看得懂我拍的东西。我有两个诀窍:一、深入到人和人之间细微的感情世界里去;二、保持我自己的个性,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资料图片摄影/本报记者储璨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