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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西子湖畔，一间茶香四溢的小茶楼里，我再次见到了导演张元，让人吃惊的是，他那一头标志性的爆炸卷发竟被刮去，成了一个光头。去年张元一改地下边缘的路子，一连气拍了三部风格迥异的片子，其中有关于爱情的《我爱你》，有即将公映的悬念型的《绿茶》，最夸张的是京剧《江姐》。当然这还不算，现在他又突然转行改拍电视剧了！这部在杭州拍摄的《闪》被归为全新人的偶像青春剧，还组织了一个国内挑战Ｆ４的闪５组合。连张元这样的导演都开始超乎常规，玩弄起商业的东西了，这就更让人想一探张元的新路数。于是我们的话题便先从他那留了几十年的爆炸头被剃净开始了。
剃光头为了支援抗非典
记：不明白您的那个留了３０年的爆炸式怎么给剪了？一般人剪发好像都是受了一定的刺激。
张：我用剪发来坚决抗击非典！
记：哦？这之间能有什么联系？不明白。
张：非典的时候闹得我的《绿茶》没法如期放映，我就剪发明志抗击非典。非典期间我又刮了一次，抗非典斗争就胜利了。
拍电视剧是盛情难却
记：您之前拍了那么多曲高和寡的文艺片，您是怎么想起来拍一部那么商业的电视剧的？
张：其实我觉得拍戏不应该有太多限制，你们做记者的可以写小说，那我们做导演的同样是拍故事，无论是拍纪录片、短片、音乐片，还是电视剧都是表现的方式，艺术本来就是自由的，所以无论哪种方式都可以。如果别人还没给你限定呢，你自己就把自己限定了，那你的结果就只有死亡一种。
记：可是电影和电视剧的确从欣赏人群的层次上是不同的。
张：不要把电影看成是很高的东西，它也同样是要靠别人来欣赏的，如果电影拍出来都没人看，那还有什么意思。
记：您是不是就有这种感受。
张：对，我不希望我的电影拍出来没人看。
记：那究竟是什么吸引您来拍这部电视剧的？
张：我从来没有因为一个理由去干一件事，每次都是有很多原因的。
记：那原因有哪些呢？
张：最早是朋友来找我，盛情难却。后来是觉得剧本有意思，然后自己也有了想法。我这人不经劝，最后周围的人也都说还行，我就去了。
平民化才能打动人
记：从您之前的《东宫西宫》、《北京杂种》等许多边缘题材的电影，到起用大腕、明星的《绿茶》、《我爱你》，再到现在您拍的这部电视剧，您是不是觉得自己也对中国电影的现状做了一些妥协。
张：我１９８９年从电影学院毕业，经历了很多，我是逐步发现，真的能够打动你情感的往往是那些平民化的东西。如果一个文化人不去接触打动你的最基层的感动，你就很难有理由站在任何高度去评论任何文化的东西。我也一再跟大家说，不要把电影看成是很高很高的东西，它可能是个将要死亡的东西，特别是以艺术化自居的那些成天拍摄大众根本看不懂的电影的人。
记：为什么这么说？
张：其实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前年我在莫斯科电影节做评委时，听到大师安东尼奥尼的一句话：电影说不定可能是快死亡的艺术，尤其是那些以沉闷为代价的所谓的艺术电影。当时我听到这话时就比较震惊，但现在我很同意这句话，以沉闷为代价，本质就是以拒绝大众为代价。
《闪》剧并非青春偶像剧
记：作为一部青春偶像剧，为什么会用《闪》这个名字，许多人都想知道闪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撤？还是闪亮？
张：（笑）这部戏原来叫《黑眼睛》，但我觉得“闪”更能表现故事中人物情感的闪现。这部戏首次涉及了法律援助，应该说故事本身并不轻松，是关于社会的大主题。说到青春偶像剧，这是制片公司的一种宣传噱头，我并不完全认同这种定位。
记：但您在《闪》中起用了５位新人，并力图打造成挑战Ｆ４的新偶像组合“闪５”，是怎么想起弄这么个偶像组合的？
张：我觉得对于电视剧，新演员非常重要，他们的新鲜感是让观众锁定频道的法宝之一。观众看明星表演，往往是看明星而不是剧中的人，新人容易与角色融合在一起，能带动观众入戏。我用新人的自信在于投资方认可我，我也曾让一批新人从我的电影里脱颖而出，我有经验。
记：那目前这些人是不是已经有了包装的公司及推广？
张：也没有吧（皱眉），当时我挑选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个性和剧中的人物非常像，而且各有特点。我希望他们不是那么肤浅的一个偶像，希望他们演好戏，成为真正的演员。
记：您对这部戏有什么期望。
张：我不太希望从偶像上提高这部戏的名气，因为这不是我的初衷。我不希望放弃自己当初的想法。当然我希望它有一个好的收视率。
信报记者宗珊
张元档案
□１９６３年生于江苏。自幼学画。
□１９９２年拍摄中国首部摇滚影片《北京杂种》。
□１９９４年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２１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
□１９９７年，《东宫西宫》入选戛纳电影节。
□１９９８年拍摄《过年回家》。
□１９９９年，完成纪录片《疯狂英语》。
□２０００年，联合国授予张元“文化和平奖”。同年，拍摄数字电影《金星小姐》。
□２００１年，完成纪录片《收养》。
□２００２年，完成《我爱你》、《江姐》、《绿茶》，空前地多产、多话亦多争议。
□２００３年初，筹拍其首部电视剧《闪》。剧中的５个新人主演组成一个名叫“闪５”的偶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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