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时候,我和朋友回了一次西双版纳,我走进村落时跟我的朋友说:“你别说我是谁。”因为我肯定我的外表变化挺厉害的,然后我走进村子,周围的人还是认出了我,当时我特别感动,这些乡亲们还记得我,其实他们记得的,无非就是二三十年前在那个村子里生活过的一个普通小青年,而不是其后好像有一点名气的陈凯歌。
听一位采访过第五代著名导演陈凯歌的资深记者说,陈凯歌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为此记者真是想了不少办法来打开陈凯歌的“话匣子”,从他少年时期的生活到他现在“经营”的事业、家庭都成了这次采访的话题。
最浪漫的梦
我高中毕业那年和所有热血青年一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去插队,去的是云南。我坐了4天火车到了昆明,再坐4天汽车到西双版纳,8天的路程,连头带尾,光路上就得10天。在路上我还憧憬着,都说西双版纳是头顶芭蕉,脚踩菠萝的地方,所以我有着一种浪漫的想法,觉得那个地方是可以施展才华的,要让青春在那样一个地方度过也是一件美好的事。
但是后来真正到了那儿,现实和我的想象反差非常大,生活之艰苦和自然景色之优美“交相辉映”,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然实在太美了,可日子又实在太苦了。那个时候老吃不饱,每天都觉得饿,而且每天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得在丛林中间,用砍刀砍出一条路来。因为是北方的孩子,我们去了那儿之后水土不服,身上被各种各样的毒虫咬得一塌糊涂。住的是茅草房,每天躺在蚊帐里,一眼就能看见天上的星星。我之所以能够做电影,是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些东西想表达,其实所有的资源都是从很艰苦的劳作中,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中间积累起来的。
最敬爱的人
小时候母亲对我要求很严格,我没写过太多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拿起笔的时候,有一定的控制力。我知道我想表达什么,而且能写出来,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时候往往觉得做一个作家甚至比做一个导演更难。我觉得这一切受益于我母亲,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原因就是出于对我母亲的爱,我觉得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是女人,女人比男人更坚强。我母亲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一直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庭,她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特别是在父亲遇到很多烦恼的时候,她总是用一副笑脸面对我的父亲。虽然没有说更多的话,但是这副笑脸就是镇定剂,就是对我们最好的礼物。我母亲是她7个兄弟姐妹中惟一留在中国内地的,而且九死而不悔,她活着的时候,一直对我说:“我参加共产党有我的道理,有我的理想。因为我看见了国民党是怎样的腐败。”所以我觉得她一直到去世的时候仍然有这份真情在。我曾经问她:“妈妈,你如果去了台湾,你的生活会不会是另一个样?你就不会遭受‘文革’中这么多折磨了吧?”母亲回答得很平静:“我追随的无非是自己所相信的事情,一个人有这份天真,能够去相信一个可以改变你生活的东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一个处于过渡阶段的社会里,能够保持这样的天真,是很伟大的事,母亲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导师。
最内疚的事
对父亲来说,我不能算是一个孝子,我陪伴他的时间真是太少了。在他生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记得有一次,父亲到车站送我,告别时我让他多保重身体,而他却让我一路小心,一切都好好的。我上了火车,父亲在车下向我挥手,等火车开起来的时候,我突然看见父亲在站台上跟着火车跑!父亲那么大年纪了,他竟然跟着火车跑了很长一段距离,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父亲下意识的动作一直让我很内疚,觉得我欠父亲的太多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有一个体会,我觉得其实他非常寂寞,可是因为忙的缘故,我没有真正地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他。我觉得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应该说父母是孩子的天。父母不在了,孩子的天就塌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天塌了,直到他真的去世了。我有一个好朋友———滕文骥导演,我委托他帮我组织父亲的追悼会,他说给老爷子点儿什么呢?我当时蒙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样吧,一人一朵玫瑰。所有去的朋友,父亲的老同事、合作者、后辈,每人都拿了一枝玫瑰去了。当我父亲最后离开的时候,是一千朵玫瑰环绕着他的遗体,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结束。他是一个好人,很多以前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今天已经人到中年了,都还记得他,都还感谢他曾经给予的帮助,对我来说更是如此。
最执著的业
父亲曾经执导过《青春之歌》、《知音》等片,但并不赞成我去拍电影,他说“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事业。”然而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电影事业中,我现在正是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和你在一起》曾经被滕文骥说成是中国入世后的第一部电影,他的联想总是这么特别。我认为中国电影最重要的是培养成熟的商业市场,一个庞大的市场,吸引中国观众回到电影院中来,不是电影和市场一挂钩就万事大吉了。
我和好莱坞打交道已经好多年了,拍《温柔的杀我》只是得到的剧本之一,这部花费了我整整14个月时间的影片,可以称为是对“世俗、生活”的新诠释。而新片《10分钟年华老去》则是和世界15位最著名的影人在同一起步线上竞争,其精彩程度可想而知。我已经完成了初步构思,整部影片完成后,将作为戛纳电影节的开幕片。
正在制作的《和你在一起》说的不仅仅是望子成龙的故事,有意思的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不想美化它,也不想丑化它,该什么样就什么样,说到底活着这件事真好。在这部戏里,刘佩琦扮演的父亲带领小孩到北京,王志文是小男孩的第一个老师,后来一个小女孩让故事发生了变化,小男孩遇到了第二个老师,陈红是小男孩到北京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因为从孩子的眼光看,吸引他的未必是高楼大厦,而是人,所以陈红是小男孩看到的第一个女人。这部片子大约3个月拍成,创作不能反穿皮袄,所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但是要遵从社会的规律,如果太纯情了,也许会让观众产生警惕,是不是想打动我啊?我并不是一个传道士,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情感故事,这本来就是电影的功能,我也不会用纪录片的形式,因为特别难于把这部电影归类,就说这片名吧,大家迟早会遇到和谁在一起这个问题,从情感角度,从其他方面的选择,和谁在一起?名?利?但我最想说的是我和事业在一起。
最亲密的伴
关于陈红,我们在一起合作很多,并非因为我是她丈夫,她是妻子,而是因为她合适,比如《吕布与貂蝉》、《和你在一起》、《周瑜与二乔》。还有一个原因是投钱的老板找到她,让她在人家限制的角色里面挑一个,陈红很清楚什么样的角色适合她,怎样让角色的自由度更大一些。不过《吕布与貂蝉》中的角色是她自己择定的,她说那个角色好像是她的第一部戏似的,创作很有激情。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英国拍摄电影《温柔的杀我》,陈红始终带着孩子陪着我,一来照顾我的生活,二来也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有了孩子,陈红的生活特别踏实,人也变得特别安静,她从小就特别喜欢孩子,当时就想结婚后马上要孩子,我们一直认为拍戏是一时的事,要孩子是一世的事,等我们老的时候,也许感到最有成就的就是教育了两个孩子。大儿子陈雨昂已经4岁了,长得像我,二儿子陈宇1岁多,像极了陈红,两个孩子差异很大,老大特别敏感,老二挺随和,他们在一起挺闹的,陈红带孩子挺累的,但哪有幸福不需要付出代价的,等孩子能够和我们交流时,陈红幸福得不得了,母亲在他心里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我们教育孩子时,如果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孩子会觉得我们之间有问题,这样对孩子的心灵也有伤害,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协调。对雨昂来说爸爸是偶像,孩子更尊重我一些,对陈红更亲一些,都是爱,只是爱的感觉不一样。 (冯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