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撤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

　　“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吴祖光还说了些文艺工作之外的问题。关于吸收党员问题，他说：“因为积极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错了，这样的党员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党员多了，非党之福。”关于肃反问题，他说：“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他还举了个例：如电影局，在肃反时，有一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