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雍正王朝》到《走向共和》——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总策划郑佳明答记者问

　　50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播出在即。该剧以晚清明初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社会政治生活为主要内容，以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为中国人“找出路”为主题线索，着意塑造了诸如孙中山、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光绪、康有为等一大批全新的银幕形象。为此，记者对《走向共和》总策划郑佳明进行了专访，郑佳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缘起

　　记者问：《雍正王朝》剧组投拍《走向共和》，如今该剧正在播出，引起了业内外的广泛关注。请谈谈投拍《共和》的缘起，选择表现这段历史的初衷何在？

　　郑佳明答：说起《走向共和》的缘起，那就要从《雍正王朝》谈起。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题材浩如烟海。我们在完成了《雍正王朝》之后，并不满足。《雍正王朝》主要还是在民本思想、国家主义这样一些思想概念层次里面打转转，尽管这些很好看。当时有些历史学家对《雍正王朝》提出疑问：说已经到二十一世纪了，还要来歌颂封建的帝王。关于这个观点我这么看：帝王也是中国政治家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我们把雍正也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形象来刻画，来塑造。但我们也希望创作出有时代气息的戏，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不仅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样戏的题材非常丰富，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

　　我们有这样一个出发点：进一步表现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重叠起来，使它能够表现近代中国人追求独立、追求民主、追求富强的这样一种艰苦奋斗的历程。我们设想过比如富国强兵、戊戌变法，也考虑过近代的外交斗争、农民起义以及相关的一些题目。

　　近代社会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存的社会，这两种矛盾交替的上升直接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在讨论这些题材的过程中我们也逐步认识到了中国近代这三十年的历史，具体的讲是从1894年到1924年。这三十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三十年。这是一个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觉醒和高涨的年代。甲午战争把中国打痛了，打醒了，打急了。民族矛盾压倒了阶级矛盾，全民族警醒奋起，知识分子、各族人民、满汉官员，海内外华人，甚至太后皇帝，王公贵胄都激动起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今天，面临完成统一大业的中国人多么需要这种精神。这是一个改革和探索的年代。政治、实业、科学、教育、文化、宗教各种救国方案纷纷出笼。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从改良到改革，从改革到革命；从立宪到共和，从共和到救亡，中国人饮泪泣血，前仆后继，慷慨悲歌。剪辫子、禁缠足、改服饰、废科举、办报纸、兴学堂，等等，新思想、新思维、新方式、新事物目接不暇，与改革开放以来这二十年何其相似。这是一个充满了革命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时代。巨型历史事件接踵而至，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孕育了宏伟的戏剧性冲突；光辉的英雄和伟大的人物层出不穷，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英雄年代。民族精英们不屈不挠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既有奋不顾身的探索精神，又有放眼时代与世界的胸怀；既有理性思考的智慧光芒，又开创了民主探讨方式的先河。正是他们，不断把中国引向思想解放的大海，不断地引导中国攀登人类共同文明的高峰，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的汹涌波涛。他们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魂魄和生命，是永远照耀神州大地的灿烂群星。这段历史是我们民族凝聚力的宝贵资源，蕴藏的巨大美学价值也是文学、影视艺术创作的源泉。所以选择这一段历史作为创作题材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我们想用一根主线把这段历史串起来作全景式、史诗般艺术再现，这是一个巨大挑战，我们的不同在于敢去碰一碰这个大家伙。这就是《走向共和》的由来。

　　寻找“出路”

　　记者问：你作为《雍正王朝》的总监制之一和《走向共和》的总策划之一，既然已经有了《雍正王朝》的经历，应该知道这类历史题材的难度是比较大的，而这次为什么还执著于此呢？《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二者之间有无内在联系？

　　郑佳明答：多少有一点联系，我们之所以想做和敢碰这个大题目，除了前面讲到的理由外，一是《雍正王朝》的成功积累了经验，增加了信心。二是因为做了《雍正王朝》后，有点不满足，播出时有人批评该剧歌颂封建主义皇帝，我们不敢苟同。外国人歌颂本国优秀政治家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这么矫情。但是我们感到中国历史电视剧对宫廷戏官场戏流连多了一点。应该往前走，视野更开阔一点。《走向共和》不想写成简单的政治戏，希望搞成革命戏、思想戏、文化戏、应该说思想内容上，从雍正的民本思想到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从改革集权到革命共和，这种变化也是策划主创人员创作心愿的体现。

　　《雍正王朝》应该说是一个好的起点，既然有了一个起点，我们当然希望在做《走向共和》的时候有突破、有创新。《走向共和》的在思想上的突破不言而喻的。它是一部民族的大戏、历史的大戏、同时也是时代的大戏。但是在艺术性上，困难就比较多一些。主要是没有象《雍正王朝》一样集中在一个朝代，集中在一个人物，集中在一个主题上面。雍正王朝十三年一个朝代，雍正本身的命运就是一个人，那么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一个主题贯穿始终，所以这个剧在结构上好处理。《走向共和》描写的主题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从封建帝制变为共和制度。它写几代人，若干民众为了这么一个目标去追求，描写的是整个中国“找出路”的过程，所以在艺术上是一个挑战。

　　这个挑战还体现在人物的命运不集中。这段历史无论是以宫廷为中心，是以家庭为中心，还是以个人为中心，线索都是断的，这是一大难处。第二大难处就是这段历史的发展线索非常复杂，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层出不穷。第三大难处，同时也是我们碰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孙中山这个人物不好写。孙中山作为旧民主主义的领导者，探索者，中国革命的先驱，在很大程度上他代表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他有一整套民主主义思想。他在中国国内从事的政治活动比较少，影响也比较小，很多重要的军事活动都没有在现场。但是他在海外很多筹资活动、宣传活动以及他在晚年才通过他的著述反映出来的很多重要的思想，在电视剧里都是很不好表现的。我们原来想到这些困难会影响到这部剧，但现在通过整个创作班子的努力，这些结构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得到了克服。我们的创作班子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同时，我个人也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戏，当然最终还要看专家、思想家、评论家特别是广大观众的评价。

　　关于孙中山

　　记者问：您刚才说过在这部剧中孙中山的形象塑造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问题，而孙中山又是本剧的重要人物。请您谈谈在这部剧中应如何全面的理解孙中山这个人物呢？

　　郑佳明答：我曾经开玩笑的和别人讲过，说孙中山他早生了一个世纪，他的思想他的人格很多方面都是相当超前的。他所受的教育、家庭背景和后来他走过的路程使他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这样一个年轻的革命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显得非常的超前，甚至显得幼稚可笑。因此他的思想在当时中国的传播，甚至在同伴之间进行沟通都很困难。

　　我们这个戏前面着重描述了几个大政治家，比如李鸿章、慈禧、袁世凯。这几个人的描写与以往不同，不是简单的骂一顿就算了，而是着力体现他们在矛盾中的多重性格和多重思想。对这三个大政治家的丰富描写使他们很吸引人，很好看。但是孙中山就不具备这样一些条件，孙中山的进步思想，我们很难表现。但是在我们这部戏当中有两个主题思想：一是表现中国人民在政治制度方面的追求。因为我们老是在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碰到了政治问题，所以我们就只能通过解决政治问题、体制问题来救国找出路，这就是“走向共和”。另一个主题就是人格的解放。封建帝制统治下的人都是奴隶，或者是帝王将相的奴隶，或者是周遭官吏的奴隶。在这种官本位的社会里，人都是附属品、是依附物。而孙中山、黄兴以及周围一大批当时的年轻人，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真正的、独立的、自由的、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独立人格和独立事业的人。虽然他们在当时比较弱小，但就像朝阳一样，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应该说，辛亥革命也好，孙中山也好，虽然早产，但实际上指的方向影响了我们一百多年，而且还会长期的影响下去，即使在今天，在建设现代化国家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在政治上、思想上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逐步地淘汰封建主义的、官本位的、人身依附的这样一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

　　谋事在人

　　记者问：回想起当初刚开始策划《走向共和》的时候，你有几分成功的把握？如今该剧即将播出，你对该剧的前景又有几分把握呢？其影响能否超过当年的《雍正王朝》？

　　郑佳明答：如果说《雍正王朝》的创作是非常难的话，《走向共和》是难上加难。《雍正王朝》脚下有两座高峰，冯尔康的《雍正传》和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使剧本的创作建立在史学和文学成果之上，《雍正王朝》这样的题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可一而不可再的。而《走向共和》几乎是拔地而起，史学对这一段的研究正处于调整期，异彩纷呈，让人莫衷一是；文学上几乎没有力作。《雍正王朝》主题集中，冲突集中，线索单一，人物命运悬念突出。《走向共和》人物众多，关系极端复杂，无一主要人物命运贯穿始终，剧情发展阶段性强，容易出现松散断档问题。至于人物评价、事件看法、艺术表现几乎可以肯定会有争议和批评，只能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来宽解了。好就好在我们谋了事。(作者：吴昕　王中睿　袁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