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做累了，我爱听邓丽君。怎么会特别喜欢邓丽君？我说不清。我周围的老领导老上级，都是有极高的音乐素养的。例如陈原，他是柴可夫斯基专家，译过许多柴氏论著，这不去说它。有一次他发高烧，我去看他。只见他趴在地毯上，耳朵冲着HiFi，那里大声地奏鸣着乐声。他告诉我，这里放的是贝多芬第几。他觉得，只有这样听贝多芬，才能稍稍平息高烧给自己带来的难受。又有一次，他很得意地要我去看他。进门后，他说你听听刚才是什么音乐？我大为诧异！哪里有什么音乐？原来，他很得意地买了个门铃，按以后，奏的乐声来自贝多芬的什么什么。老人买到了这么个门铃，得意之余，特意要我来赏新。可怜我这“乐盲”，虽然连声赞妙，事实上是一无感受。真是贝多芬于我何与哉！

　　但我还是要听邓丽君，原因大概就是自己是“乐盲”，外加是懒汉。了解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多累！幼年失学，没从小接受好的音乐修养。长大了只好走旁门左道，流连于所谓大众文化，挑些易于理解的东西来做消遣。听了邓丽君后，又收集她的纪念品，包括照片、邮票，当然更有唱片，图书。我特地编印过一本《美丽与孤独》，一个日本作者写的邓丽君的印象记，用来做我对她的悼念。这是邓丽君逝世后写的，其中写邓的寂寞和孤独，特别凄凉。最近这一阵，又入迷于平路的《何日君再来》。

　　平路的书读来很费劲，当年读《禁书启示录》时，便已一身大汗。但读过以后，总还要反过来再看一遍，因为平路总是设计一大堆“关子”，挑战读者的智力。你不可能相信作者说的只是你直觉到的这些简单道理，于是再回过头去，一读再读。蓦然发现奥义所在，于是喜何如之。这《何日君再来》更是扑朔迷离。全书只字不提邓丽君，然而全书处处存在着一个活生生的邓丽君。如此牵肠挂肚，平路女士把我这老龄读者折腾得简直坐卧不安。但再苦也舍不得把书扔掉，非要看看平路如何写出邓丽君毕生的难题：“怎么样才能够逃离别人的眼光！”

　　当编辑太苦，所以非得要有精神上的出路不可。“无名英雄”云云，只是皮相之见。难为的是无名的折磨。一个天生的paradox（指自相矛盾的话——编者注）不断考验着你：要“导向”，给读者的东西要精捡苦选，削皮去核，狠心舍弃；可是又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和喜好，要给他们最新、最美的东西。现今编辑如我辈者其道德观念还远不到出版前辈前六七十年的远大理想的水准，只不过觉得不这样做有点对不起人。从最坏里说，也无非有些好胜心理而已！可要是一旦处理不好这个paradox，那后果就严重。要知道，编辑的一切物质待遇都是同它挂着钩呢！

　　你如此劳心费神，万一无法从现行奖制中得到宽慰，更万一你有时处理失慎，犯了错误——如我当年常有之情况然，那末，亲爱的朋友，我劝你，在编稿之余，乃至在紧张工作之际，听听邓丽君吧！

　　Good bye my love，我的爱人，再见。

　　不知哪时再相见？

　　我的爱，相信我，总有一天能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