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的梦想离现实有多远？（小月摄）

　　都说演艺圈是个名利场，向来是许多年轻人向往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圆“明星梦”北上，他们努力地奔波钻营，在“北漂”的日子里，或美梦成真，或噩梦连连。

　　天亮就是“南下”后又“北漂”队伍中的一个。1999年中专毕业后，天亮从河南老家来到了广州，参加过广东电视台首届明日之星、广州电视台首届演艺新星大赛等多个大赛。今年初，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北上北京，他们觉得那里离梦更近。天亮在广州和北京都参加过许多电视和平面广告的拍摄，这次回到广州也是为某个商家拍广告。他向记者讲述了“北漂”日子中的艰辛和不易，并爆出演艺圈背后的种种黑幕———

　　北上读书为圆梦

　　我在中专读的是旅游管理专业，来广州本来是想在旅游方面有所发展，但到广州后我发现我错了，因为语言不通。为了生计，在朋友的鼓励和推荐下，我开始接触广告。2000年，我报名参加了广东电视台首届明日之星大赛。我们23个人进入了为期20多天的总决赛培训，早上6时多起床，晚上12时多才休息，那段时间真的很苦。决赛时我没有获得名次。去年，广州电视台举办首届演艺新星大赛。包括我在内，共有18个选手进入了总决赛，但这次又是没能拿到名次。后来，朋友说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吧。今年农历年后，我就和朋友一起到了北京考电影学院，同时还报了中央戏剧学院。我通过了电影学院的二试。电影学院的三试和戏剧学院的二试在时间上冲突了，我就放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二试。虽然电影学院要录取130名表演系自费生，但我始终没等到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就一直无所事事地留在了河南。9月底，北京一家影视公司打电话来，要我到北京去试镜，结果去了之后却没有了下文。我留在了北京，在朋友家打地铺。

　　不“付出”哪来“收获”

　　10月份，我去见了一个剧组。那个40多岁的女导演叫我晚上到酒店里去试戏，于是我兴冲冲地去了。女导演一个人住。她叫我先坐，然后自己到洗手间去了。大约20分钟后，女导演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睡袍出来了。她一屁股坐到我身边，用火辣辣的眼神看着我说：“今晚就留下来吧。”那时我很惶惑，倒不是我“坚强”得不受诱惑，而是她的年龄大了我一倍———这个让我有心理障碍。

　　我被吓得惊慌失措，就说我今晚还有事，先走了。她说：“我是蛮想帮你的，但没有‘付出’哪来的‘收获’？”那以后，她常在晚上10点钟后打来电话，我只好把手机号码换了。

　　我的一个朋友，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今年25岁。他是东北人，长得很魁梧。有一次，一个近50岁的男导演约他在一家酒吧里见面，说要谈合作。我那朋友去洗手间时，那个导演也跟着进去了。在洗手间里，那个名导演抹去了刚才那公事公办的表情，努力地表现出“女人味”，然后抱住我那朋友。朋友明白了怎么回事后，暴跳如雷，一下子把导演的头按在了马桶上，甩门走了！后来聊起这事时，我那朋友还问我们：“你们说我是不是傻了？我放弃了一个好机会，又得罪了他……”

　　酒吧里“摇头”寻刺激

　　在北京一些比较出名的酒吧里，出没着一些圈里的导演和制片人。我们也经常到那种场合，希望偶遇“伯乐”并得到他们的提携。

　　有一天晚上11时多，一个30多岁的制片人带着我们去三里屯一家很出名的酒吧玩。他很有钱，专门投资拍电影电视。我们在包房里喝酒、唱歌，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包小药丸，给我们每人一粒。包房里还有几个很出名的经理人。

　　除了我们几个，其他人都高兴地吃下了摇头丸。制片人生气了，逼我们吃。他说，不学会吃这东西怎么进这个圈子？你们看，某某著名女歌星、某某著名男演员不是都吃这个吗？人家都被抓进局子里去过，还不是照吃不误？而且还越来越红？！

　　我们不知道他非要我们吃这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只是猜：可能财大气粗的人都想拥有一言九鼎的控制欲吧？！我们也怕得罪他，就说那就每人吃半粒吧。我不敢咽下去，只是含在嘴里，苦苦的，我趁别人不注意就吐了出来。满屋子的人跳着唱着，疯狂地摇着头。朋友后来说，当时只感觉到所有的东西都在转，心跳在加速，脑子里只剩下了天旋地转。为了不得罪大哥们，我也努力地摇着头。那天，我们摇到凌晨5点。

　　“瘾君子”的故事

　　在北京，我们住在小西天，毗邻北京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学院。我们偶然认识了一个上海人，他也是“北漂”一族，十七八岁就来到北京发展，拍了一些影视剧和一些广告，10年来，也算颇有积蓄。

　　但是一个有名的歌手改变了他。那个歌手吸毒，一来二去，上海朋友也染上了毒瘾，直到吸光了积蓄，被房东扫地出门。两次戒毒都没有成功，他只好寄住在我们那里。

　　有一天晚上，他毒瘾犯了，我们只好拿香烟给他“解馋”。抽了烟之后他似乎好了些，但到了三四点钟，他又开始折腾了，说他很难受，像有蚂蚁在骨子里咬。他挣扎着起来要出门。我们按住他，他就把头往墙上撞，开始抽筋、咬舌头、口吐白沫。

　　后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我们只好把钱借给了他，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钱，但还是借了———虽然知道这一借往往是有去无回。凌晨的时候，他回来了，拿出面粉一样的东西，用烟纸一卷点燃了。他晚晚都要吸，每天都要200多块钱。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每当他吸毒时，我们几个人都昏昏欲睡，整天都没有精神。我们很恐惧，而且也实在是再“借”不出了，我们就劝说他回上海，回到父母身边。

　　现在我们都还时常会打电话给他，我们很珍惜这个朋友。出门的人才能体会到出门的不易。前几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在睡觉，他妈妈接的。他妈妈说，现在全家人唯一的事情就是看着他，不让他外出，家里人正在借钱准备给他第三次戒毒。

　　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人，为了理想北上，若干年后，带着一身的伤痛和顽固的毒瘾回到了故乡。他妈妈在电话里喃喃地说：“怎么会这样呢……”(本报记者肖执缨 实习生陈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