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的李凌在邓小平刚刚去世的日子里神情黯然，整天坐在电视机前回想往事，那份追思与感激使李凌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一天傍晚，他向记者讲述了：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正治家，他不但关心政治、经济，对文化教育也很关心，给音乐界帮忙办了不少事情。特别是对音乐人才的培养。1977年我到中国歌剧院任常委书记，一天从青岛来了一个小孩，叫吕思清，才7岁，他的父亲教他拉小提琴，就来给我表演，我听了以后，觉得这么小的孩子就拉得这么好，我们应该关心他的发展，使他成才。于是我就与中央音乐学院联系，让女儿妲娜打电话，把赵风、吕骥还有音乐学院的几个教授叫到一起，听这个孩子拉琴。吕思清当时拉了布鲁赫协奏曲和其他一些世界名曲，当时大家都认为非常好，将来可以到音乐学院来学习。可是我认为，现在就不能让孩子走，该留在北京学习。那时，中央音乐学院没有附小，大学、中学的招生工作也是刚刚开始恢复，文化课教师、生活教师都没有，接收入学困难很大。

　　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给邓老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他，请他帮助想想办法，后来妲娜打电话给邓老的女儿毛毛，知道邓老见到了信，正在与有关单位联系。

　　1978年元旦见过，已经回到青岛的吕思清的父亲吕超青接到单位通知，说是北京来电话，内容为“中央有任务，请速带孩子乘飞机到北京。”当时青岛没有直达航班，吕超青就带儿子乘火车赶到北京。到了北京是阴历腊月十五早晨，他们父子在中央音乐学院门口碰到当时学院的党委书记王质品。王书记告诉吕超青说：是邓老三次委托秘书和办公室给音乐学院来电话，询问寻求如何解决你的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办法。

　　后来我看到过1977年12月份的一个“内部参考”，上面刊登有邓老对美籍华人、著名记者王浩先生的谈话，邓老说，不仅要重视教育，还要在教育方面进行大胆改革。最近，我们过去的一个老院长发现了一个音乐人才，孩子刚刚8岁，就能拉外国的大协奏曲，很好，要让各方面重视，应对这样的孩子进行特殊培养。

　　邓老的秘书在电话里对音乐学院的领导讲，邓老希望音乐学院能吸收这个孩子来培养，还有一次甚至谈到，说邓老讲了，孩子很小，生活上不能自理，需要找保姆来照顾，这个保姆费由他来出，中央音乐学院就是在邓老的亲切亲怀下，破格单独录取了吕思清。

　　为了吕思清安心学习，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俞慧耕校长，多次给吕超青的单位和这个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国家水产部干部局写信，说邓老非常关心吕思清这个音乐天才，我们希望调他的父亲来北京陪读。为了让他更加周到地照顾好孩子，征得人民音乐出版社同意，又借调到这个出版社工作。

　　吕思清这个孩子很争气，1981年被英国梅纽因选中到他的学校学习，1987年参加意大利第34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获得第一名。1989年获得朱莉亚最高奖学金赴美，随迪蕾教授学习，去年回国举行协奏曲专场音乐会演出一个星期，节目不重复，受到极大的欢迎。邓老的女儿毛毛去看了演出。

　　我第二次邓老求援是为陈燮阳的事。1987年我调回中央乐团，陪苏联专家杜马舍夫到上海。在上海我看到上海交响乐团年轻的指挥陈燮阳非常有才能，就建议他去法国留学。回到北京我通过邓老向文化部要了一个名额。只是陈燮阳本人想到美国学习，学成后，我想留在他在中央乐团，但上海方面硬不放人，我就又写信给邓老，后来拿看邓老的信，到上海终于把陈燮阳调到了北京。可是在中央乐团8个月才指挥一场，上海又没人，陈就回去了。

　　第三次给邓写信是为中国音乐学院的事。1980年10月，文化部决定恢复中国音乐学院，让我出任院长。但原来的院址被占了，我就又给邓老写信，要一百亩地，要建校舍，要建5000平方米的大型展览馆，展示中国源远流长的音乐文化资料，并且要接收亚洲各国学生来学习中国音乐。邓老批了，把修校舍列入国家六五计划。邓老说，展览馆的规模不小，我说，我国从古到今值得保留的东西太多。邓老以且让王炳乾直接与我联系，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发展给了很多关心和支持。

　　受益于邓老的，不是一两个和一两所学校，而是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我们音乐人和全国人民一样，永远怀念邓老、热爱邓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