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看电视
“我们同事间经常说，就是湖南台的吕焕斌来了，也未必能开动我们台这艘大船。”筱雅调侃中略带无奈。
在北方某二线卫视做编导六年来，筱雅见证了所在平台从如日中天一步步向颓势的变化，这在她看来，除了用新旧媒体博弈的逻辑来解释外，还有很多盘根错节“不能言说”的体制问题。
筱雅办公楼一层入口有一个显示屏，每个月这里都会把各频道广告收入状况张榜出来，完成预期显示红色，未完成是黑色，“这两年卫视一直是黑色的，每个月也就完成50%左右”。
营收情况不佳，自然让广告经营人员压力倍增，筱雅透露，不久前在台里再度给广告指标施加重压后，卫视广告部的四位总监中有三位不堪重负，辞职离开了。
广告收入的急剧下滑，也波及到了基层员工的身上。工作第三年时，筱雅月薪领到了八千，这在她所在的城市还算不错，但如今她工作六年了，收入依然在这个数字上下波动。甚至去年由于卫视广告收入未达到指标，全卫视员工每个月只领到了70%的工资。
“我们一直在担心，会不会哪天台里发不出钱了”，筱雅说。
广告下滑、成本上升，编导们的“日子”也变了
放眼全国，筱雅面临的问题并非孤例，一线卫视的状况也没有乐观太多。
筱雅进入卫视的2011年，穆清考上了研究生，三年后他入职某一线卫视。对电视行业充满热情的穆清，在这里找到了可以施展才华的空间，也收获了许多职业的乐趣，但偶尔他还是会为收入问题心生焦虑。
整体工资一直在持续下降，我刚工作三年可能对比还没那么明显，但身边那些老编导下降幅度非常大。”读书时就喜欢思考传媒产业趋势等“大问题”的穆清，如今常有“未来已来”的感受，这也迫使他对个人下一步做更多规划，尽管他供职的这家卫视在全国已属上游。
好在目前平台给穆清提供的学习空间相对较大，穆清称，他们平台在节目制作中，无论是人力物力投入都很大，通常能集结优质的制作资源，例如，他们会为舞美效果而把全球一流技术团队网罗来，从这个角度来说，编导可以得到锻炼的机会也更多。
但筱雅他们做节目就束手束脚多了。工作以来，筱雅参与了不少节目，但招到商的寥寥，大部分节目都是台里拨款制作，给到的预算捉襟见肘，因此筱雅常有“带着镣铐跳舞”的感觉。
比如在总局相关限令出台之前，一线卫视的“全明星”综艺铺天盖地，但筱雅所在平台的季播项目，单期总预算才20-30万，落实到一个艺人身上的预算不超过10万，根本请不到大卡司。
曾有一次，他们想请金星来参加节目，恰好台里有个同事跟金星私交甚好，金星也愿意以极低的友情价来参加，但即便如此，这个价钱他们依然支付不起。
广告“裸奔”的问题，同样给南方某卫视的杨骏带来许多困扰。杨骏的栏目是所在卫视的品牌节目，在全国知名度也很高，但去年，曾冠名这档栏目达十年之久的客户停止了合作。在台里拨款制作节目的情况下，节目组不仅更加重视对成本控制的“节流”，甚至台里也开始要求节目团队“开源”，对他们提出了创收指标。
杨骏透露，节目组的“开源”方式是指除广告之外的各种变现形式，比如开办公众号、利用节目资源组织线下活动等，总之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给节目带来更多收入。无论如何，让曾经只埋头于创作的编导开始参与经营，都是不小的挑战。
“制播分离”之后，编导们陷入无活儿可干的境地
制播分离是如今备受广电行业推崇的产业形态，尤其在卫视平台，“买买买”已然成为风尚。作为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手段，制播分离利好之处自不待言，但中国式“制播分离”中存在过度依赖社会公司从而忽视内部力量的培养，甚至“只播不制”的现象，这反而让一些卫视编导陷入无活可干的境地。
“感触非常深，（制播分离）直接对我们形成了冲击”，穆清这样说到，平台疯狂外采节目后，致使他们内部编导反倒出现没有节目做的情况，“之前几年，台里编导不可能出现闲着没事干的状态，大家根本不愁没项目做，一个接着一个，只会发愁啥时候能休息几天。”
但拐点发生在2014年，这一年，随着该卫视内部几支团队离职走向市场，台里也开始更重视外部节目的购买，平台内编导开始越来越清闲。刚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穆清基本没项目做，“没有节目做就没钱拿，所以过度购买台外节目对我们的冲击还挺明显的。”
没有项目的时候，穆清和同事就进入漫无目的研发期，每周提交新节目方案然后内部天马行空的讨论，但他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台里不想让人力闲置的“没事找事”，“我们讨论出那么多方案，根本就没有被落地执行的，新项目都是领导确定方向或者直接从国外买模式。”
“每个电视台情况不太一样，有的卫视把节目掌控在自己手上，他们的编导还有事情做，像我们这种把节目大部分外包给公司做的卫视，编导只能参与一些协调联系的工作”。西南某卫视的编导韩锋告诉我们，他们内部现在也对此开始反思，“今年我们专门开会讨论过一个问题：制播分离是否真的是对的？”
“就像很多专家所说的，只播不制其实是一种理解中的误差，很容易造成卫视内部人员的流失，从而导致平台空心化。”韩锋认为，在当下的制播分离模式下，卫视编导从业现状也是一项重要课题。
电视台仍是提供编导学习的良好平台
名校毕业、能力不差的筱雅，在现在的平台上常有强烈落差感，在她看来，这里不再以业务论英雄，干多干少一个样，能干的人反而要承担更多辛苦，不干活的人绩效也少不了哪里去。
“我的直观感受是，我们台4000多人，真正好好干活钻研业务的也就1000来人，剩下都在混日子，还有少部分占着编制挂空岗的。”尽管如此，舆论渲染的广电“离职潮”在这里并没有出现，普通编导中离职跳槽的人非常少。
“大家普遍是求稳的心态”在筱雅看来，她所在的省份经济形势并不乐观，传媒行业可选择的就业范围很狭小，能进入卫视工作在当地已算是不错的选择，因此，他们也只能用这些理由自我和解，“偶尔在节目创作中会有一点成就感，但整体来说，我对现在这份工作没满足感，说的悲观一点就是一眼望到头了。”
相比之下，穆清对现在的工作整体还是满意的，纵然广电行业发展有着不确定因素，自己在工作中也有不如意之处，但综合来看，这份职业带来的乐趣很多，现有平台也给他成长空间。因此，尽管身边也不乏离职的同事，穆清还是愿意先继续在台里做着，“当然，只要时机成熟也不放弃出去的机会。”
不过，无论对职业现状态度如何，受访者普遍承认，现在的电视台尤其是卫视仍是新人编导很好的学习平台。杨骏表示，在此前与社会公司合作的过程中，他发现市场化制作公司对编导的培养相对粗放，缺少系统性，比如某个员工擅长做什么，就会一直让他去做这件事，相比之下，电视台对人员的培养更有规划性。
“台里对员工培训会有轮岗意识，希望把新人往真正的电视人方向去培养，手把手教他们策划、拍摄、做后期，各种能力都会有意识的让他们锻炼。”杨骏认为，不能仅仅依照收视低迷、广告下滑，就据此判断年轻人不要再去电视台了，如果真想做电视，长远来看年轻人先找一个正规电视台练好基本功不是坏事。
“对个人而言，有多大能力做多大的事，像刚走出校园的学生，如果瞬间把他们丢到洪涛团队、金磊团队，他未必能在那做出什么事情，这样的话还不如先找一个真正可以让他慢慢学习的平台，先学会剪辑，学会拍摄用光、构图，学好文稿的写法，沉淀几年后再出去，到那时他会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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