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张进：拍有追求、有价值的商业电影

娱乐乐一天 2016-08-15 17:02:02 电影孩子美国阅读(0) 评论()

　　约见张进导演，是在二零一六年八月九日。

　　那天，上海的天空蒙着一层胶片般的蛋黄色，像极了那部在上海取景拍摄、于2014年火遍全球的科幻爱情电影《她》中的经典天色。上海A股沪市交易所传来中国电影上市的钟声，让这座城市陡然间多了一份喜事般的热闹气氛。也在这一天导演张进的电影《了不起的小家伙们》成功入围入围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这是一个适合谈电影的日子。

　　无疑，这是中国电影发展最好的时代：中国的票房大盘与日俱增，国际上各大电影公司纷纷和国人合作，国内的电影节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日渐增长，还有那些有梦想的人，纷纷进入电影这一行业。张进，也是这群追梦人中的一位。

　　翻看手中张进的履历，用“年轻有为”来形容他，丝毫不为过：名校毕业；毕业之后就顺利进入顶尖的4A广告公司；之后十年拿到全球广告行业最顶级的四项大奖；事业最顶峰期，开设了自己的公司拥有了一批固定客户；公司业务顺风顺水的时候，又于3年前，选择进入电影行业。

　　两点差五分钟，张进准时出现在我面前。标准的西方绅士时间观，永远比约见你的人，早到五分钟。

　　眼前的张进，黑色的T恤，蓝色的牛仔裤，黑色板鞋，穿着打扮走的是极简主义风格。和我们所常见或长发、或墨镜、或艺术范儿的导演形象有很大的不同，更与想象中的广告界、走时尚路线的精英形象完全无关。

　　“恭喜张导成功入围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我这样开场。

　　张进摇摇头，笑着说：“哪里哪里，谢谢。”张进说话迅速的语速和略带谦逊的口气，透露着他骨子里的自信，让我将眼前的他和履历中的他慢慢地联系起来。从而开始了我们这次的访谈。

　　（以下Q代表记者； A代表张进导演。）

　　Q：你为什么想要拍电影？为何想到从广告行业转向电影行业？

　　A：我从2003年开始做广告，到2013年正好是十年。十年的时间，我只做了广告这一个行业。所有该经历的，差不多也都经历了；该挑战的，也都挑战了；该证明自己奖项，也都拿了。当然广告行业也是一项无极限的攀岩，就算我用尽一生，也许只是看到了这项艺术的一个边缘。只是对我个人来说，在做了十年之后，我告诉自己，是时候该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了，可以尝试一下别的新东西。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选择了电影这一行业。并花了两年时间去准备我的第一部电影。

　　在我看来，电影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呈现方式，包括你的审美、对世界的理解、对团队的管理、对时间的把控等等。我愿意挑战一下这样的一门综合艺术。

　　另一方面，电影和广告也有很大的相通之处，从广告转行做电影，相对其他行业转行做电影来说，难度小一些。尤其我之前做的是影视广告，也是需要在一个时间里，用故事的形式去阐述一个产品，只不过时间更短。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如今的电影圈，很多知名的电影人也都是广告人转行而来，比如华谊的王中军，《画皮2》的乌尔善，《匆匆那年》的导演张一白等等。

　　电影还有一个很吸引我的地方是，电影可以传递主创人员的价值观。广告是一个更偏向商业的艺术，所有的呈现只为了一个终极目的：将产品最大程度地展现给观众，并使其接受。而电影，即使是商业电影，也是承载了主创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展现和传递。比如说《辛德勒名单》。这样就上升到一个社会责任感的高度。这就要回溯到，我第一次有想做电影这个念头上来。

　　Q：第一次想做电影是什么时候？是有什么具体事件促使你产生这个念头呢？

　　A：那是在2012年底。当时有个朋友在做一个叫做《生命签证》的电影。这个电影讲述的是关于上海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一段历史。二战时期，犹太人想要逃离纳粹的唯一机会就是移民他国，可是当时很多国家都拒绝向犹太人发放签证，而此时上海却向犹太人伸出了援助，发放了数千张签证，从而使得很多的犹太人逃离了那场灾难。这是一段很值得记录的历史，可是现在却很少有人知道，或主动去了解，除非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

　　当时那个电影讲述的就是关于这样的一段历史。朋友邀请我参与了这个电影的一个环节。那次的工作使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这样的一份历史的传承和展现，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传递，是广告所无法涵盖的。

　　就在那时，我就有了做电影的想法，我想在这个世界留下一些有意义的东西，留下一些对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的东西，也想通过电影表达我内心真正认同和追求的东西。电影，是我温和地传递价值观的一种方式。

　　Q：价值观的传递，是很多文艺电影承载的东西。你是想要走文艺片路线吗？

　　A：如果说“文艺片”是小众电影的代称的话，我并不想走文艺片路线。事实上，我也很明确我想要走的电影路线，我比较喜欢也比较感兴趣科幻商业大片的路线，我的定位是做中国的“卡梅隆”。这个和价值观的传递，并不矛盾。你仔细研究好莱坞历年票房最好的那些大片，无一例外都是颂扬“真善美”的东西，都是“政治正确”符合世界主流价值观的东西。

　　并且，我认为只有商业片才能赢得最多的观众群，才能最大程度地传递主流价值观，最广度地传播“惩恶扬善”的理念。

　　有时候大家会产生一种误解，似乎“商业片”就是等于“赚钱”，“赚钱”等于是“不好的东西”。这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误解”。

　　赚钱固然是商业片的主要诉求之一，毕竟电影是一个非常消耗资本的艺术，投资人去投了那么多钱去支持你故事的实现，作为一个导演，让电影收回投资这是这个职业的本分。但是，商业片并不消极。你看好莱坞迪斯尼、梦工厂出品的动画片，都是票房大卖的商业片，却又给了孩子们非常正确的价值导向。这就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公司、一个伟大的电影人该做的事情，给投资人以金钱的回报；给社会以及观影者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以正

　　确积极的价值引导。这也是我追求的方向，拍有追求、有价值的商业电影。

　　Q：谈到电影，我们想知道张导您最喜欢的电影类型是什么？

　　A：我最喜欢的电影类型有很多，看得最多的应该说是科幻片。比如说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我记得当时《阿凡达》上映的那一年，我正好在拍一个3D广告，然后大家说有个3D电影出来了，视觉超级震撼，于是我就第一时间去看了。

　　记得那天，电影散场，我从上海影城出来，一个人沿着街道走了很久。那样的一种震撼，从视觉到主题、到心灵，彻头彻尾地被撼动了，至今印象深刻。我那时候就在想，我用3D拍了一个广告，人家用3D拍了一个电影，传递的又是那样一种深刻的价值观，怎么说呢，就是“扩张主义与自然的对抗”。差了好几个Level（水平）。（笑）

　　Q：那您这次为什么选择拍儿童电影？

　　A：我们这次的电影，也有科幻的元素。准确地说是一个儿童科幻电影。

　　最初的时候，我跟我的编剧谈，说我们来写一个儿童电影吧。因为我看中了中国儿童电影这个市场。美国好莱坞，一年要上几十部儿童片，真人电影、动画电影、甚至是动物演出的电影，很多种。而我们中国电影市场，一年才几部儿童电影，并且主要的儿童电影，是以电视剧的题材做成大电影的形式，或者是儿童电视栏目的大电影，很少很少专门为儿童开发的电影。而且有些儿童电影，事实上，从个人观念来说，我并不觉得适合给儿童看，比如暴力的，打架的，脱离客观事实的。这些让孩子们看了之后，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针对中国的儿童市场来做一个电影，做一个真正的关于儿童真、善、美的电影，做一个以儿童为主角的电影，让大人去感受儿童身上独有的纯真和“了不起”的地方。

　　另一个从社会层面上来说，现在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得已经很好，新一代的父母更加有时间、有能力去重视小孩的教育。可是什么是真正好的教育？这些大家都在摸索，坦白说我个人也没有答案。送孩子去培养多方面的才艺，是一种教育；努力为孩子选择名校，也是一种教育；还有一种教育，是互动型的教育，就是说大人给孩子以教育，同时也从孩子身上学到东西，这样一种互相成长型的教育，是很有意思的一门课题。我将这样的一个课题交给电影本身，我希望大家能通过观看我们的电影，最后能得到一些好的启发和参考。

　　正好这个题材，编剧也感兴趣，于是就这样开始了。写到后面，我就问编剧，能不能加入一些科幻元素，增加电影的可看性，当然也是因为我个人比较偏好科幻元素（笑）。编剧想了几天，就说可以的。于是就将故事做成科幻儿童电影的形式了。

　　Q：你怎么保证你的电影，给家长的参考是正确的或是有积极意义的？

　　A：我的电影不给具体的建议。也没有很“实用主义”的东西。我不会通过我的电影，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只是展示给你看，孩子本身具备的东西。我们常说，“以人为本”。我们的电影是“以孩子为本”。我给你看孩子的天性，孩子的自然反应，孩子的思维，孩子解决问题的方式。

　　这些我觉得，已经是可以给家长看到的关于孩子的，最好的东西。

　　我希望我的电影，通过最温和的方式，输出一个价值观，那就是“以孩子为本”。

　　Q：拍摄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A：（笑）最大的挑战有三。

　　一是，我选择了最难拍摄的主体——儿童。

　　这个最难拍摄，首先体现在工作时间和法律。因为我们的一部分场景是在洛杉矶拍摄的，那么在好莱坞儿童的工作时间，根据他们的具体年龄有具体的不同。比如，五岁至八岁的儿童，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七个半小时，早上最早报道的时间是九点，下午在四点半之后必须停止工作。而年龄在九岁以上，就能工作九个半小时。

　　我们的剧本中，孩子原本的年龄设定全部是在八岁。然后我在洛杉矶的第一副导演，接到这个职位之后，拿到剧本一看，就疯了，立刻找来编剧开会。问编剧，这个剧本中的人物设定，能不能改成九岁，这样就能增加孩子们的工作时间。编剧说，可以的，这个影响不大。可是到最后，我们选的演员，因为需要人物形象和性格和角色符合的原因，还是有些小朋友是九岁以下的，所以我们每天的拍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把孩子们的戏份先拍，大人的放到后面拍。

　　然后，加州还有法律规定，儿童拍戏，必须有Studio teacher在场。这个studio teacher就是一个拿到执照的、有资格在娱乐行业教小朋友的一个老师。这个studio teacher会在现场监管，看看你有没有违背法律，有没有让孩子不适的镜头和不适宜的工作。还有在拍摄的空隙，去负责给孩子们上课。当然这个钱，也是需要额外支付的（笑）。

　　其次，这个难拍还体现在儿童的情绪不可控上。毕竟孩子们不是专业演员，他们的思维不是成人思维。一段戏，孩子们演上三遍，有的孩子就会有沮丧情绪，会认为是不是我演的不好。然后，有的戏，比较好玩，孩子们就会兴奋，他们不会觉得这个是在拍电影，他们就是觉得好玩。所以这个把控情绪，很重要。当然也很挑战（笑）。

　　二是，我们的电影还有一个更难拍摄的主题——动物。

　　好莱坞流传着一个经典谏言“不要拍孩子和动物”。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大笑）。

　　我们的电影里有两只动物演员，一只是法国斗牛犬幼崽，一只是拉布拉多导盲犬，戏份还挺多。

　　你说，你跟孩子说说戏，孩子起码还能理解，和狗说戏，那只能是瞎比划了，并且还是我这个中国导演和美国狗说戏，还得首先过语言这一关（笑）。

　　同一场戏，我得先跟训犬师说一遍，再跟狗用动作比划一遍。当然大部分时候，我们的狗明星都是看着训犬师手里的狗粮（笑），丝毫不带斜眼看我的。

　　好在有付出就有收获，我们的狗明星的表演，给我们的电影增色不少。

　　三是，我选择了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拍电影。

　　洛杉矶是全世界电影的中心。这里有全世界最顶级的电影人才和最完善的电影拍摄制度。我一直记得孔子的这句训话：“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因此当我开始有这个做电影的心时，我就打算去洛杉矶拍电影。两年前就是2013年，我首先选择了去纽约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导演，然后去洛杉矶开拍我的第一部电影，作为一个新人导演，肯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可是我站在世界电影的中心，遵循着最成熟的电影拍摄流程，有着专业的团队，最最起码及格是有保证的，同时边拍边实践体验学以致用，总算收获颇丰。

　　但是，这也给我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毕竟洛杉矶于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的人脉和资源都在上海，有些熟门熟路的东西，在洛杉矶要找到就需要花精力和时间。

　　Q：广告导演和电影导演，现在从你的角度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A：一句话：广告导演，负责呈现产品；电影导演，负责呈现内心。

　　Q：在拍这个电影之前，你足足准备了两年，其中包括去美国好莱坞学习导演专业。你是怎么考虑的？现在很多新锐导演，都不会像你这样做。

　　A：首先，别的导演不像我这样做，可能他们有他们的积累方式或者学习方式。

　　导演是一门专门的艺术，我并不认为有人不通过学习就可以做好。“学习”有很多种方式，有人通过长期的基础实践学习，比如长期跟组；有人通过书本的知识获得，比如观看大量影视的理论书籍；也有人通过大量观摩电影总结，比如《低俗小说》的导演昆丁.塔伦蒂诺以前就是出租碟片的，他看了成百上千的电影，就说我也能拍了。而对于我来说，我喜欢的方式，是去最顶尖的工业领地，去最专业的电影学院学习，从而进入专业的领域。

　　至于准备了两年这个说法，这只是一个表面。事实上，回过头想想，为了这个电影，我积累了整整三十六年，一不小心暴露了年龄。（笑）这样的说法丝毫不夸张。

　　这是一部儿童电影，我之前所接受到的教育和我们电影中的孩子们的教育截然不同。拍的时候，我也会想到我小时候的感受，包括我在南京大学里接受到的教育。这些都是渗透到电影中的。

　　还有，之前我所从事的广告行业，给了我很充沛的审美底蕴。怎样的画面更美，怎样的配色更丰富，这些都是之前多年积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