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娱乐编者按】：
姚贝娜，这个充满前途的歌者，在2015年1月16日病逝。一方面，人们为这样年轻鲜活的生命离去而悲伤；另一方面，“《深圳晚报》乔装潜入太平间拍照、主治医师承诺给媒体独家”这个未得到进一步证实的信息，在经纪公司发声谴责后，成为大众舆论的焦点。
这期《娱乐知乎》，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阴卫芝教授，来给我们严肃地讲讲，从法律角度、从新闻道德伦理角度，该如何解读这样的新闻报道。
文章略长，但无论是之于从业者还是读者，相信我们，很值。
备注：本文原标题为《了解》。
(阴卫芝/文)上周六的早上，我们为姚贝娜离世后媒体的“不堪”做法，又愤怒了一个上午。2015年头一个月，公众对媒体报道行为的讨论频频发生，似乎在公众心目中，媒体“消费悲情”的做法已成刻板印象，随时就可以发现其冷漠之处；而媒体自身，对于悲情报道中如何行动、如何下笔、如何解读，似乎也缺乏了解和共识。
“乔装进入太平间拍照”：遗憾的是事实还没有清楚
17号一早，前后有9个人给我发了与姚贝娜相关的信息，他们中有记者、编辑、研究者、学生，这些文章全是关于姚贝娜去世后“记者乔装进太平间拍摄”的文章和反应文章。对“记者乔装进太平间拍摄”的“事实”之所以加上引号不是为了重点突出，而是当天，我曾与一位资深的传播法专家讨论，我们都认为：在事实不完整不清晰时，不宜发表评论，应该慢一点再反应。
1月18日凌晨1：54，被公众质疑了大半天儿的《深圳晚报》终于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发出了一条“致歉声明”。声明中说：“针对有人质疑记者采访方式不当的问题，经本报调查核实如下：1月16日下午19点左右，深圳晚报记者确曾进入临时手术室拍摄眼角膜手术过程。当亲属表示拍照不妥时，记者当即删除了所有照片，此举获得姚父谅解。此后，本报与姚贝娜亲属一直保持持续沟通。”
《深圳晚报》作为当事一方，他们陈述的事实是“记者带着摄像器材进入将太平间改作的临时手术室，目的是拍摄眼角膜手术”，这和我们最初的怒火所指向的“记者等待死亡、偷拍太平间”的事实，相距在是否符合职业道德这个命题上。
如果事实本身还没有得到确认，我们燃起的怒火其实只烧掉了我们自己永不再回来的时间；混乱了我们头脑中对那些被改写的事实所扭曲的现实环境；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未来事物的判断----因为那些令我们心烦意乱的“新闻故事”也有可能导致人们将焦虑变成行动。至少，在40万条针对此事的评论中，已经多次出现了退订《深圳晚报》的说法。
焦点问题：如果是真的，可能越过了什么底线？
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讨论媒体职业伦理的黄金时代。由公众对传媒报道的敏感度来看，公众的关注很可能成为敦促中国的职业媒体建立并重新确认报道规范的关键一年。以下是此事件中的两个焦点问题：
1、由医生带领进入手术室是否有问题？
资深传媒法专家徐迅老师认为：手术室是医院的非公共区域，是隐私密集的场所，进入手术室拍摄手术的过程就是一个涉嫌侵权的行为。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履行的义务包括：关心、爱护、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进入手术室本身就是违反医生法定义务的行为。
也就是说，如果患者本人认为自己的手术活动属于隐私，医生无权公开。如果患者已死亡，那么进入其所在的手术室就需要经过其家人明示。对记者而言，属于消息源违法，记者应明确判断决定自己的行为。另外，记者的职业道德要求敬畏生命，尊重死者的尊严及名誉，包括尊重遗体、遗容的尊严，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以被公开。
关于死者的人格权的法律规定，参看以下内容。
小贴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提出：死者名誉权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
第三条 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二）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
（三）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二条 盗窃、侮辱尸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媒体能否刊发有尸体的图片和影像？
应当说，关于能否刊发明确包含尸体的图片是个经典的伦理问题。伦理问题实际上是个价值问题，存在主体化的特征，还有情境化的具体要求，因此没有一定之规，也无法一概而论。
说白了，就是由媒体定位来决定使用含有尸体图片的道德标准。比如我们经常会以美国媒体对本国“9•11”事件的报道，认为他们没有发布肉模糊的镜头或图片是一种新闻专业化程度高和有道德的一种表现。但这种道德的标准却是变动不居的。在报道国外的比如伊拉克或中国的死亡事件中，即便是满脸是血的人头和成车的尸体照片美国媒体也会使用，属于典型的“双重标准”。资深图片编辑宋晓刚在自己的书《从东拍到西》中曾写到：“我专门和美国的《每日新闻报》摄影部主副主任麦克.利帕克谈起此事。麦克认为在媒体报道中当然存在双重标准。”如果是跟美国人无关的人的尸体，就不会受到美国读者的抗议。但“即便然国内，处理突发事件或刑事案件时也有’双重标准’：如果一个黑帮头目被杀，他的尸体照片就会登在报上。而如果一个普通人被杀或在车祸中丧生，那么报纸则会选尸体被遮盖后记者所拍的照片，或者选用展示事件现场、没有尸体的照片。”
因此，能否使用尸体的照片，其标准是有主体性的。即从主体角度判断死亡者与自己的关系、其身份，再决定采用何种道德标准。
即便如此，一般而言，带有尸体的照片还是报道中的一个特别内容。很多媒体也有着原则性的普遍规定，其本质是尽量不引发读者的不适感。
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弗吉尼亚人导报》认为以下内容暗藏危险：死亡事件、含有裸体或性内容的事件、流血事件、图片中可能隐藏的粗话或手势、拉链开了或是脸上有食物等不适宜的照片、人们表演的一些危险的行为、暴力、使读者惊骇的照片等。同时，该报强调，在使用与上述内容相关的图片时，问自己如下问题：新闻图片是否与报道内容相符？报道的新闻价值是否值得以读者的难过为代价？图片是否符合“早餐桌”标准？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编辑政策》（2002版）中提出：死亡的远景对报道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应避免不必要的特写镜头。英国媒体行为规范中也认为：对死亡场面的特写是不被允许的。《台湾华夏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新闻部自律规范》提出：应当避免出现下列内容：1、血腥、暴力、残忍、恐怖或令人作呕的镜头。2、灾难、凶杀及车祸报道中，画面出现明显的全部遗体画面、或是残骸的局部特写、大滩血迹。
就此可以看出，各媒体的伦理规范也并没有对尸体照片划一道线，而是强调情境，强调现场的特定的背景和具体情况。死亡事件中的尸体包括明确看到的尸体、尸体局部、被包裹上的尸体或是尸体残片，对于它们的拍摄和处理，也是不一样的。
据中国摄影报报道，西班牙马德里阿托查火车站爆炸案发时，图片的左下角前景突出位置，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块尸体的残片，医学专家判断，这是一块人腿。
大多数报纸，尤其是美国报纸的处理方法都是剪裁。《时代》杂志则特意把字压在那块尸体碎片上。《新闻周刊》则选用了其它的照片。
几家英国报纸，如《每日电信报》、《太阳报》、《泰唔士报》、《每日邮报》，都把尸体碎片移开，读者看到的是地面空空如也或者有几块石头，而另一家英国报纸《卫报》则将尸块的颜色变成了灰色。《每日电信报》的图片编辑如此解释：“我们把尸体残块拿开使照片整洁。这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你没有改变照片的含义。我们的努力就是不让读者看到尸体。”他还加了一句：“文化不同，态度也不同。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做事情的方法和美国是不同的。”
应当说，国内很多家传统媒体有避免在报道中出现清晰的尸体影像的不成文规定，但是可能缺乏更为细致的标准。
愤怒的公众：到底该如何了解、解读信息？
就在“《深圳晚报》乔装潜入太平间拍照、主治医师承诺给媒体独家”这样的信息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一篇以“中传人生活圈”自媒体形式发布的、名为《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的帖子，在朋友圈里获得10万次以上的转载，1.5万次的点赞。不少人将怒火引向媒体，认为媒体冷漠；而媒体则认为这是职业使然，等待的是好或坏的消息，并非死亡。直到作者“掀起你的头盖骨”出来致歉、中国传媒大学官方发文辟谣，这场争论才算落下帷幕。
互联网时代之前，只有拥有传播平台的机构和组织才有条件传播信息。广播、报刊、电视曾经是人们生活中的三个主要信息平台。也因此，曾经有“广老大、报老二、电老三”的说法。博客、微博、微信等互联网产品出现后，人人都轻易获得了免费的“我的报纸”。“我的报纸”是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他1997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想象的“未来生活”。
未来早已到来。当下，信息过载，而有价值的信息相对稀缺。因此，需要每一位信息接收者提高鉴别信息的能力。鉴别信息至少有3个步骤：
1、发布者身份是否透明？
“透明”是对信息传播者的一个普遍要求。传播机构或传播者的身份透明对于信息的可信度或权威度有极大的影响。就像听两个人讲话，一个一向靠谱，另一个人非常不靠谱，让他们表达同一个事实，效果定会不同。如果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掀起你的头盖骨”，传播公号叫作“中传信息网”，你是否知道线下的“他”是谁？进而能否判断其传播该信息的动机、目的？因此，类似的匿名写作、匿名发布者实际上就是蒙着脸、戴着头套的陌生人，对其内容得保持适度怀疑。
2、判断事实
文章中列举的“事实”是否符合一般人的合理采信标准？有职业追求的专业媒体描述事实的标准是真实。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会尽量秉持客观立场，少用副词和形容词；二是文章多使用双渠道或多渠道的信源，让当事双方说话；三是信源的引用尽量明确。当一篇文章几乎或全部使用了“传”“网传”“惊闻”等不确定的说法时，文内所描述事实的可信度就得打折扣。再如果，这些匿名消息源凑到一块，全部表达了同一立场的“多元事实”时，其实就是“单一、匿名信源”，潜伏了危险的信号，也可能随之带来了对另一立场、重要当事方的缺席审判。朋友圈中转发的姚贝娜的那几条信息中，几乎没有重要当事方《深圳晚报》的一丝声音，即便有40多万的评论与转发，它也并非事实。
所以，昨天，我在等。等事件当事方，即不同立场的《深圳晚报》的说法。从其致歉信可以推断出：信息的首发者，有意无意改写了“事实”，并贸然对他们以为的“事实”发表了观点。
那天早上，一位在校的学生发来短信，说“上过新闻伦理课之后再看这个事件感触比以往深多了。如果属实，记者的行为实在是逾越了采访的底线。”我很欣慰我们的学生已经学会了不轻易认定一个事实，也不轻易采取一个态度、发表一个观点了。因为他用了“如果”。与此同时，朋友圈里的很多人，已经以转发的行为表明，自己确信这个“事实”。
为什么了解传播行业的人不会对此轻易相信？因为一般而言，媒体不能刊发尸体图片（上文有阐述）。如果不能刊发，所谓记者乔装进入太平间的拍摄行为，是否如传言中所描述的那样，是需要打问号去继续求证的。
3、判断观点
观点是某个主体依据自己的判断标准，针对某个事实发表的看法。观点没有对错之分，全世界只有二种观点：一种是“你认可的观点”，一种是“你不认可的观点”。但媒体发布的观点也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公正。对照这一标准，以“头盖骨”“中传圈”匿名账号所发布的观点，缺乏事实的针对性或针对事实不清，相应的，观点也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表达又带有强烈的情绪---虽然在媒体的实际操作中，观点必然带有适度的偏颇，但情绪、倾向却不会是显而易见的，而应当通过论证与说理体现。
4、判断利益相关方
媒体的利益相关方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看报道发表后对谁有益。以公众号、微博等形式发布的信息，其获益者首先可能就是平台本身、平台的代表者或作者。文章内容中批判的、质疑的或提及的人或机构，当然也可能成为受益方。由于动机在很多时候只能通过效果反推，因此具体到这一事件，获益者可能是《深圳晚报》的竞争对手、经纪人所在的公司、医院方的某位医生....当然这只是表面来看。那些比较深度的影响，比如当年网易的“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关联的魔兽世界游戏，则不是一眼能看出来的。
本次事件并非直接与前述主题相关。不过，能有机会深入进行讨论，始终是传媒业积极努力的态度的体现。新闻传播的前台、后台的区隔，在信息渠道多元化的今天已经打通，公众与新闻传播者一同参与到行业建设中的讨论其实有很多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帮助公众了解信息生产流程，提升甄别、判断信息的能力；同时，敦促传媒人了解和更新、形成全媒体环境下的报道规范共识。
公众了解全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发布特点，可以谨慎判断事实，而不是加温激情；媒体了解自身的责任和标准并将之公诸于众，而不是缺乏共识。因此，在公众和传媒之间应加深彼此的了解，了解能带来较高程度的信任、和解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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