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阐述
一、创作动因
我有一段时间的创作基本上都是在逆境当中，而且是不停地被否定、被打击，甚至被排斥。在这个状态当中，我有着一种坚韧不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任凭那不断的挫折、不断地被‘枪毙'、不断地被打击，甚至不断地不理解和嘲弄向我袭来，我仍然坚定着自己的信念，执著于自己的艺术创作追求。我始终没有动摇过。我对戏剧的这种热爱不是一般的热爱，这种迷恋决不是一般的迷恋。
当时的魏敏给政治部立下了“军令状”，他的心里自然多了一份责任。不过，对此他是心里有数的。于是，他便带着我去搞创作。而对于我来说，这却是“最后的”一次机会，这机会就是话剧《红白喜事》的创作。那是1983年的春天，正是春天要来冬天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节。
二、创作过程
当时，领导交给我们写一个军民共建文明村的创作任务，是一个“命题作文”。据我们得到的信息，地方和部队同时有五六个文艺团体也在着手抓这个题材。为了避免雷同，我们商定了四条原则：
(1)从生活出发，绝不从“意念”出发，谨防概念化；
(2)从人物出发，力争把每个人物写活，肢体丰满，有血有肉；
(3)要有创新精神，要学习前人的好经验，如老舍的《茶馆》、胡可的《槐树庄》，但绝不摹仿和抄袭，走自己的路；
(4)力求做到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尽量避免以肤浅的内容和华丽的形式去说服观众。
之后，我们便到生活中去收集素材，先跑面后蹲点。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跑了3个军、5个城市（保定、天津、北京、石家庄、邯郸）、18个村庄（军民共建文明村的先进典型)。开始是按照领导安排去参加全国先进文明村代表大会，听会议上的典型发言，参观先进的文明村。这些人住在大宾馆、坐着大轿车到处跑，所到之处，都是为迎接全国代表参观而经过打扫、经过几个月准备的村子。跟着转了一圈下来，回来看收集到的材料，当然也有一些很生动，比如反映婆媳关系啊、计划生育啊、抓赌博啊。把这些材料七拼八凑弄成一个文明村建设的戏也可以，但是我们觉得这不是我们要写的东西。在这一点上，魏敏对作品思想性的把握方面，对剧作表现的内容方面是有深刻思考的。于是，他联系采访到的事例讲起自己的家庭历史。这样一来，我们的视角便从具体的文明村一下子扩展到了全国的农村。 当时，魏敏对我和李冬青这两个城市长大的年轻人能否写出农村戏比较担心，因此又叫上一个老同志林朗。林朗是50年代与魏敏一起创作《代代红》的作者。我们四人商定去魏敏的老家体验生活，于是从部队拉上被褥、大米、白面、二锅头酒和菜，住进了魏敏老家——河北定县北庞村。
住到村里，对我来说眼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虽然我到农村演出过，拉练时也在老乡家里住过，但对农村生活并没有更直接更深切的感受。我不知道这个农具做什么，叫不出蔬菜和树木的名字，各种草啊苗啊也分不清楚。最令我感到新奇的是对人的、人性的了解。住在魏敏家的那段时间，我常跟魏敏的家人、亲戚朋友和村子里的干部一边聊天一边喝酒吃饭。农村的电不够，有时候来电很晚，我们就坐在炕头上点着蜡烛聊天。我有一个砖头式录音机，那时国内还比较少见，是我父母从国外带回来的，这次可派上了大用场。每次聊天的时候，我就偷着把录音机放在炕桌底下，老乡看不见也不懂，就这样录下了他们的全部谈话内容，一共录了50多盘带子，那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除了通过谈话聊天了解农村生活外，我们还迈开双腿到农民的生活中去观察、去体验。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引起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五光十色的生活景象令人们目不暇结、眼花缭乱。冀中农村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在我们深入生活的地方，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盖新房，娶新娘，尼龙衣，钢丝床……农民手里有了钱，生活富裕了，婚丧嫁娶都要大摆排场。然而，钱多了并不等于文明程度就提高了，新生事物的生长并不说明保守势力就绝迹了在这里，包办婚姻仍在盛行，敢于反抗的青年男女甚至被逼得服毒自杀！算命瞎子的小铜锣又在村里响起，赌博之风泛滥，让年轻人给老人“借寿”以及重男轻女、遗弃女婴的残酷景象更是触目惊心。这一幅幅真实的场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使我们深深地感到，虽然民主革命推翻了蒋家王朝，然而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像遗传基因一样，还在传宗接代。它像一个幽灵，在中国的大地上时隐时现，反封建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建设精神文明就显得尤其必要和重要。而要打碎封建意识的禁锢，克服愚昧无知，只有用新思想、新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言行，用科学和文化知识来启迪人们的灵魂。我们第一次感到了责任重大。
离开魏敏家后，我们就着手写作《红白喜事》。我和李冬青分别整理笔记和录音带，光整理录音的资料就有30多万字。《红白喜事》里的语言全是录音带里的语言，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语言，非常生动、幽默、有趣。当时我非常有兴趣，这一切对我完全是新鲜的，一切的事物都能用得上。后来我遇到很多作家，他们说很苦恼的事情是他们觉得生活当中有那么生多动的东西，但写戏的时候用不上。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呢，无非就是怎么裁减、取舍，怎么编排。我苦的倒是很多很好的东西还用不进去呢，根本不是用不上。所以当时对我来说非常兴奋，整理大量的生活笔记确实是下了大功夫的。”
在话剧《红白喜事》的创作过程中，魏敏始终把握着全剧的格局及主题思想的开掘，并引导着我们的创作思路。我们就是要在作品中体现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封建意识的顽固性和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以此来警醒人们。而我的心态与李冬青和林朗又不同，因为这个戏对我来说是“背水一战”啊！在创作过程中，我把一切的积累，一切的激情、一切的沉淀、一切的感悟、一切的激愤、一切的痛苦，都随着笔从我的头脑里、从我的心里倾泻而出，融入到整个创作和每个人物、每句台词，每个标点符号中去！创作过程出奇地顺利，连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刚写出初稿时，大家很高兴，李冬青情不自禁地喊着：“中国的莎士比亚要出来了！”初稿是我和李冬青分头写的。最先写出来的是第三场戏，是北京人艺朱旭饰演的那个三叔从学校回来后，手里端着一个破茶缸子，一边走一边絮叨着发牢骚那场。我当时写完这场戏，给魏敏念，魏敏非常兴奋。他说，这场戏在人物塑造上和整体风格上奠定了这个戏的基础。这个戏的人物形象、人物性格、人物语言就照这个路子走！听到魏敏这么说，我心里感到非常欣慰。后来全剧又进行过两次重要的调整和修改。
《红白喜事》的全部创作完成后，我们都像打了胜仗一样兴奋。魏敏更像一个得胜的将军，带着他的几个兵凯旋回营。我们满怀信心地把《红白喜事》的剧本送给战友话剧团交“差”，因为是立了“军令状”的，然后就美滋滋地等着听意见。结果，战友话剧团在讨论《红白喜事》时见分歧很大。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认为：戏里写的落后的东西多了些。听了这些意见，魏敏坚决地说：“不改！”
可我和李冬青心里却有些发愁，因为不按团里的意见改就不能上演啊！有个老同志对我非常关心，他对我说：“看来你还不会写戏，趁着年轻赶紧转业。你现在还年轻，学什么都还来得及。”当时心想：我已经在这条路上看书、奋斗、学习、实践十几个年头了，如果我到现在还确实不明白如何写戏，那我确实是不应该再干这个了，下决心赶紧改行。可是，自己倾注大量心血的作品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究竟这个戏是不是一个“戏”呢？魏敏为什么如此坚定？
我当时找到魏敏说：“请我心目当中的专家来看这个剧本，如果他们说这不是个戏，我二话不说从今往后再也不写戏了，我自己转业。”“那你说找谁？”魏敏问。“找我心目中的艺术家夏淳和于是之。”
于是，在一个深秋的晚上，细雨朦朦，我和魏敏来到了史家胡同夏淳先生家。夏淳夫人刘华开门后小声说：“真不巧，夏老感冒了。”一听这话，我心里顿时就凉了一半。刘华接着说：“没关系，请允许让夏老躺在沙发上听你们读剧本。”刘华给我们沏杯茶。当时我的心里很不安，在我开始读剧本读了10分钟左右的时候，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夏淳先生，发现他已经闭上眼睛了。心里就想这回完了，肯定是睡着了。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读下去，读到最后两个字“剧终”的时候，夏老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啊，他没睡！”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夏老欠身坐了起来，沉默了五分钟一句话没说。这期间我试图喝那杯茶水，发现茶水已经冰凉。然后夏老开始讲，说当年四清的时候，他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住的那个房东家有一个女儿，然后就开始回忆他记忆中关于农村女人命运的故事。讲了大约十几分钟突然话锋一转，说：“这是一个好戏，我希望我能做导演把它排出来。因为今天很晚了，明天我和于是之联系，你们再请是之同志听一下剧本。”
听了夏老的这几句话，我心里似乎有一股暖流通过。告辞出门，我们走在静寂的大街上，迎着淅淅沥沥的秋雨，我忽然间热泪涌出，强忍着，浑身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爽快。回到家里，我美美地睡了多日来的第一个好觉。两天以后，魏敏和我又到北京人艺给于是之读剧本。一起听剧本的还有后来演《红白喜事》中老太太的封智和刘华。在听剧本过程中，于是之几次大笑不已。有两次还中断我读剧本：“你先等等！”然后他就到里屋溜达一圈儿，等笑完了再让我继续读。读完剧本已经快到中午。于是之说：“有些意见我相信在以后合作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再研究修改。现在关心的是这个剧本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听他这么一说，魏敏和我都感到喜出望外。魏敏马上说“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回去后要向北京军区汇报一下”。
魏敏向政治部领导汇报，说：‘我去年说的要写一个戏，现在这个戏已经完成了。但是写的更多是地方农村的生活，有人说这个戏太落后了，恐怕不太适合部队话剧团演。现在有地方剧院愿意排，我想先把这个戏给地方剧院，然后我们马上再写一个适合我们部队文工团排的戏。”政治部领导同意了。于是我们马上答复人艺并把剧本送过去。一个星期以后，北京人艺在首都剧场大门口的宣传栏中贴出——《红白喜事》新戏预告。
战友话剧团一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震惊。当时的团长把我狠批了一顿，命令我去把剧本要回来。我说：“我要不回来，是魏敏给的，政治部同意的。”
《红白喜事》由林兆华担任导演，林连昆、朱旭、马群、封智等老艺术家担任主演，还有一批年轻的演员新秀。为了修改剧本，林兆华提出要去体验生活。我陪他去了《红白喜事》的生活基地——河北省定县北庞村。他们仍然按照我们当时体验的那个程序，住在老乡家的炕头上等。
在北京人艺参与排戏的日子，是我最快活的时期。我每天盯在排练场，根据导演和演员们的意见随时对剧本做些修改。我至今非常怀念那个剧组里的排练气氛。每天，排练演员都是轻轻地走路，轻轻地换下皮鞋，找代用服装、代用道具，"寻找人物的感觉。每天排完戏以后，我就和这几个老艺术家到东安市场旁边找个小酒馆，喝二两小酒就开始谈人物。这些都对后来修改剧本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整体结构没有大的改动，但是人物的身世、语言都是经过梳理的，甚至有些地方前后是经过调整的。特别是有些象征主义的手法，不断用算命先生的小铜锣，时隐时现地提醒着人们封建幽灵的存在，这些运用处理，对全剧主题的提升，对思想的深化，对舞台艺术魅力的展现，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演出情况
《红白喜事》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于1983年首演，演出大获成功。它在舞台上所展现出来的现实主义魅力令人们感到意外的惊喜。有人说《红白喜事》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出好戏，有人说这个戏的亮色不够，把一个老革命写成老封建了。尽管有争论，但观众看戏却如醉如痴。魏巍看了《红白喜事》的演出后对魏敏说“你们写得很深刻！"该剧连演100多场不衰，是北京人艺演出历史上比较受欢迎的剧目之一。
香港话剧团曾演出此剧。
《中国大百科全书》将该剧作为现代戏剧代表作收为条款。
1984年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剧本奖（曹禺剧本奖）。
获文化部1984年现代题材优秀剧目汇演创作二等奖，演出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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