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娱乐讯(秦川玺/文 赵明奇/视频 玄反影/图)常被形容成“知识分子”的陈可辛,自己却非常不喜欢这个词。在他眼中,知识分子客观、冷静、理性,有某种程度上的优越感;普通观众感性、易哭,容易被煽情的内容打动。他觉得威尼斯电影节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的审美,而“我是一个不太冷静的人,我的情绪大起大落,所以很难用一个非常‘知识分子’的方式去看电影,或者是拍电影。我爱看的片和拍片的方式都是属于普通观众的。”
陈可辛清楚地知道,《亲爱的》并未被选成参赛片的症结在哪里:“如果用知识分子的角度来拍摄,可能会更加客观。” 他也知道,如何拍摄才会令电影节喜欢,比如删掉结局那个电影原型与主演们会面的视频记录。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觉得自己不是属于电影节的导演,并且不会觉得“是电影节导演就可以引以为荣了”,他认为电影节也是一个市场,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市场,和国内针对普通观众的电影市场一样,做导演的说到底,也是在为不同的市场拍片子。
《亲爱的》国内还未上映,光从预告片来看就知道,逃不过的话题就是煽情。这的确是一部足够催人泪下的电影,而陈可辛的解释是,他平时看电影的口味、拍电影的方式都和普通观众无异,喜欢被感动。不过在煽情这个问题上,他是纠结的,一方面因为“被骂太多后觉得,哭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又很享受被感动的过程。这样的纠结体现在了威尼斯首映场,他一边流着眼泪感动,一边又觉得,音乐声音还是太大,回去要再调整一下。
【关于风格】
角度是知识分子的,但手法是迎合普通观众的
“这可能是我拍的那么多片子里,最像电影节的电影,”陈可辛说,并且电影的角度“比我以前的电影更知识分子”。他看到外媒的评论里写,这部电影除了表面的故事,还讲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内涵。他很同意这样的解读,“这也是我想拍这部戏的原因,一个动人的故事里面,还能带出不同的价值观,人性跟社会的矛盾等。”
在《亲爱的》的结尾,是一段纪录片,是说几位主演坐在陈可辛的办公室里看原版纪录片,穿插着讲述了故事原型现在的生活状态。主创们纷纷红了眼圈,最后和自己的人物原型见面、聊天,然后合影留念。这样一个将真实搬上台面的煽情桥段,其实是陈可辛后来加上的。他原本觉得,如果画面停留在故事里的那一个逐渐拉远的长镜头,将会是一个很好适合电影节的结局,但后来觉得,拍这部电影的原动机以及所有意义都是在于这个纪录片,决定加在最后,即便知道这样不会被电影节所喜欢,但他认为,对于普通观众来说,看到这里会有收获。
【关于细节】
符号是知识分子的,我拍电线只是觉得画面美
很多看完电影之后的影评人发现,陈可辛在《亲爱的》里面,开始用一些具有象征性的细节说话了。比如开头与结尾呼应的电线,它们纷繁复杂地交错着缠绕在一起,电影里黄渤尝试着从众多的电线里找寻自己家里的那一根。陈可辛说,他从来不会在电影里面放符号化的东西,那样太知识分子了。“我不是一个那么符号化的导演”,他说,“老实讲,很多时候看别人文艺片的符号,我都读不出来的。”
陈可辛说,那些所谓符号,比如说电线杆,都是为了满足电影里面的“颓废的美学。”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允许自己在美学上失控的人,“我也是有自己的美学,电线是我在找外景的时候,看到觉得非常美。我也知道这个戏,发生的那个背景其实是不好看的,但我不是拍纯文艺片的那种写实系导演,所以我还是有一些我自己的审美。有外媒说,这部电影虽然很像新闻风,但在美术上非常极致,对我来说,我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那个确实是我的训练。”
【自我评价】
“我不够冷静,生活中大大咧咧”
陈可辛说,如果按照知识分子的方式来拍这部电影,“我可能会更客观”。他这样描述自己:“我不够冷静,而且我对事情对人生,我都很少太过去分析什么。你看在采访的时候我好像很能分析自己,其实我还是情绪带动多于一切的人,生活中我比谁都大大咧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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