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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刘建宏:还没有最后决定,但我去意已决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刘建宏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
刘建宏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


  今天有消息称,央视著名足球解说员刘建宏将正式离职。本刊记者今天中午向他求证,他的回复是:“还没有最后决定,但去意已决。”

  这些年来,“刘建宏”是中国电视荧屏上的一个符号。在民意的口水里,这个符号仿佛需要分担中国足球和央视的双重破败。巴西世界杯结束后,他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谈起了他在央视的这些年。(图/本刊记者 梁辰)

  本刊记者 张蕾 发自北京

  B00007758号员工在央视新址一号塔楼7层25号常规编辑工作站的混合制作岛审片子,看到某守门员呆立着的应声入网的进球,兀自大叫:“假球!著名的假球!”

  在他这个位置望出去,对面就是直播区,与混合岛之间靠一条红线在地面上隔开。直播区前竖着两面方形易拉宝,写满禁忌。一面上画满红色的系着安全带的小圆圈,圆圈里有站立、跑跳、爬梯的人,或者火柴、油桶、打火机、相机等标示,正中央独独大圈一个“静”字;另一面上写满红黑字,“禁止围观”、“禁止打酱油”、“等人也不行”,左下角配有二维码,扫过去,庄严的黑色页面显示“禁止入内”。

  他的手边放着一摞报销单,发票贴得整齐,像军营里叠的被子——边缘对齐,间距相等,发票与刷卡单齐备,表格明细分列。他在每一页属于制片人签字的空格处写上自己的名字:刘建宏。

  潮流

  不管走到哪里,哪怕是从办公室到走廊的休息椅,刘建宏都会带着他那个很重的背包——“移动办公室”,里面装着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以及体育人物新近出版的书籍。

  世界杯期间,他一直在思考“移动互联时代的解说”。他不想自说自话,尝试建立了一个“松散的团队”,为他的解说提供智力支持。微博每15分钟发3条经过筛选的微博给他,供他在解说评论时引用。在微信上,主持人足球队群里,大家也很踊跃。鲁健说,雨果的那句话适合送别。刘建宏说,别动,我要拿来用。

  哥伦比亚输给巴西队那场,刘建宏评论说:“过去,这个国家受困于贫穷、暴力和毒品,而这支球队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好的形象代言人,鼓舞着这个国家走出贫困,展现出新的面貌。……雨果说过,一个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为他鼓掌,一个英勇的失败更应该得到同情。一个是宏伟的,一个是崇高的——巴西队赢得了宏伟的胜利,哥伦比亚则是崇高的失败。”

  小组赛送别西班牙时,主播王梁说,真应该给他们写首诗。刘建宏回:哪首?群里有人说到叶芝的《当你老了》。这首诗不在刘建宏的知识储备里,他依然求诸社交网络,照着念出:“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这是他一直以来想要的团队支持的感觉,主持人、评论员不再是单打独斗,凭一己之力搏击生存。

  “这个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有无数的人在支撑着你,你就会变得活跃很多,我不知道他们(其他评论员)什么状态,……我把我的社交属性在这个解说里边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才是未来的新型的解说员,互联网时代的解说,我们现在的这种解说,也只不过是电视时代最后的绝唱了。”

  他甚至设想,互联网时代的解说,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音频轨道,刘建宏的、段暄的;方言的、草根的;主队的、客队的;等等。

  “咱们去转播一场北京国安对上海申花的联赛,站在中间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以后再看,我给你提供两个解说,你支持国安,你就选A,你支持申花你就选B,OK了。然后骂评论员(的网友的理由)就说,你支持他还不够狠。”

  不过,他对于移动互联时代解说的尝试,也不完全顺利。中途就有领导出来干预,希望他不要再念微博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4G已经来了,5G也不远了,等网络都铺好了,(互联网)视频就都来了。非常快,你稍微一犹豫,这事就过去了。”他说。

  单位

  8月2日是一个星期六,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法国主教练阿兰·佩兰上午做客演播室,中午和刘建宏一起在“大裤衩”食堂吃了份儿饭。佩兰的访谈在当天晚上的《足球之夜》节目播出。

  在审片子时,刘建宏专门请我们的摄影师给他与播有《足球之夜》片头的屏幕合影。

  《足球之夜》1996年开播,每周四晚上8点,口号是“球迷每周的节日”。每次节目中,主持人开场会把节目名和口号说一遍。今年2月开始,节目变成不定期播出,播出时间也改到周六晚上。

  “领导决定要调整,就调整了。”制片人刘建宏说,“我做了18年《足球之夜》,从开始坚持到最后,你觉得我对这个节目会有什么样的感情?但是你生活在这个体制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他因为这个节目来到北京,来到中央电视台。1996年正月十五,在央视老台食堂里一起吃饭筹划这个节目的张斌、韩乔生、黄健翔,都已因为各自的原因离开,有的甚至离开了这个单位。

  中央电视台是中国国家电视台,副部级事业单位。7758是刘建宏的编号,大概代表他是第7758个办理进台证件的人。在老台的时候,这串数字前面有两个0;现在有4个,他说自己是“完完全全的事业编”,“完全是一个体制内标准的员工”。

  中国职业足球联赛1994年启动,风靡全国。加上央视的强势地位,刘建宏在90年代中后期就被全国观众熟知。但他那时还没有正式的身份。周六日来上班,临时工作人员要登记,登记表格会盘问你属于哪个部门、几点来的。有一次在门房碰到鞠萍姐姐,姐姐拉着京剧腔:“哟,建宏!咱还需要这?”

  他在进台工作6年多以后才获得那串编号。摆脱“临时工”的契机说起来有点荒诞。2002年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韩国队杀入四强,裁判在韩国队几场比赛中的表现饱受争议。刘建宏在《三味聊斋》节目里说,“这不是亚洲足球的光荣。”对此,韩国使馆提出抗议,台领导要求体育中心严格管束,体育中心领导称:这是一临时工,不好管。由此为契机,才解决“身份”的问题。

  一开始在门房填表格的时候,刘建宏也希望被收编,洗刷身份的耻辱感。但2000年之后,他发现这事对他不重要了,“因为我坚信真正的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在这个事业当中的影响力。假如说人们认可你,他一定是认可你这个人,而不是认可你身后的这个体制和这个机构,因为这个机构的人多了去了。”

  他拒绝评职称,停在“中级”:“中级职称不影响我做节目,高级职称一定比我做得好吗?不就多拿点钱吗?”“有很多衡量的标准,我唯独不认可的就是(评职称)这个,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官僚体制不负责任的最简单的方法,因为他用这种方式就可以不动脑子,他根本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太荒谬了,我改变不了,但是我拒绝接受。”

  可是评职称的通知,每年都会来。“你至少得看一眼。每年都要接受两三次这个小挑战。每年都在刺激你。”

  “拒绝”这事,其实是做给自己看:“你需要用一种方式来提醒自己。这个东西摆在那儿就告诉你一个道理:我不是奔那个去的。”

  “我在央视没有职位,除了‘制片人’。我认为‘制片人’是一个工种,不是一个职位。……他(白岩松)比我还狠,连制片人都推掉了,但是他的位置已经很强势了,所以制片人只能跟着他转。我要是失掉了制片人这个位置,就会很被动。(比如)至少我现在说把佩兰请来,周一定下来,我就敢周六的时候播出,这事我能做成。因为这个位置对我还是很重要的,我才不能失掉它,它应该算是我职业角色的一部分。”

  他想保持独立性,做鲜活的个体,以此来对抗被庞大的机构裹挟。

  “(被裹挟的感觉是)无奈,有的时候还有点心里发凉,感觉准备逃走。什么想法都有。水均益前两天在《南方周末》接受采访,流露的全都是这种东西,我相信大家在这儿干的时间长了以后,只要你自己的心还是跳的,都是一样的感觉。”

  199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赶上那年大学生的工作出奇难找,刘建宏托了关系才进入石家庄市电视台。他想象着,在市台干得优秀后,被省台发现,再进入国台视野,一步步实现理想。在地方台,他几乎干过所有的活计,甚至主持过当地的春节晚会,整个石家庄市的电视剧《渴望》,都是他播放的。他创办了石家庄第一档类似于《焦点访谈》的专题节目,叫《新闻纵横》。他跑时政会议,可以做到无剪辑拍摄——到现场先看通稿,明白结构后,打开摄像机:第一个镜头全景,第二个镜头可能是横幅,第三个镜头主席台摇一摇,第四个镜头谁来发言,第五个镜头反打观众的反应,第六个镜头……,把这些一二三四做完,一看拍了1分30秒,够了,回来把这个带子交给编辑。

  “其实我用这种方式,可能也在对抗某些东西,那个时候我就不愿意被体制化,不愿意被他们彻底改变。”

  后来,省台的人真的来找他,却“只是项目上合作”,晋升的通道是不存在。他终于明白,“一个一个都是单位,不是平台跟平台之间的可以打通的关系。”

  只剩下一种办法:“跑。”

  再后来,跟央视的同事们聊天,他说,当年从石家庄“逃”出来,“以为我跑掉了,后来我发现我一步一步又被重新纳入其中了。这就是这18年的感受。”“说实话在央视这样的机构里面,你是不大可能自己给自己人生的规划、事业的规划,很多时候你是需要在这条大船上,跟着这条大船一块走。”

  乡愁

  2012年8月,伦敦奥运会结束后,刘建宏第一次进入央视新大楼。第一感觉就是“晕”。他的工作区域在“大裤衩”的一条腿,两年来,他就没去过另一条腿。

  “它太大了……真在这儿工作100年的人,不见得把每个地都去一趟,除非这个人特好奇……”

  他的工作区域所在的7层有个简单的餐吧,售卖咖啡和种类特别有限的瓶装饮料。结算方式有7种,在收银台以7种款式的卡的图案说明:红蓝灰白黄各色,有的标注“新一卡通”、“公务卡”;有的只是“姓名”和“卡号”两项信息;有的单在台标下写着“中国中央电视台”(中英文)。

  刘建宏还记得他第一次进央视老台时的感觉。

  除了作为地方台的人来央视办事,他第一次进央视就是在1996年正月十五,老台22楼体育部办公室。因为“是来找工作的”,所以整个人都很拘谨,“不会放松地去观察一切”,多少有些崇敬和仰视,不经意抬头,就会瞅着昨儿才在电视上看见的人物。

  “那个时候央视是绝对的媒体老大,是一条巨龙,旁边(可以比肩的国内媒体同行)几乎什么都没有,真的是横扫一切的感觉。你进到这种地方,心里面还会有一点点小敬畏。”

  刘建宏让我拿他的工卡去买饮料。因为不常来,工卡里的餐补有很多结余。我听央视的朋友说,一般制片人的柜子里有台里发的折叠床,那是制片人才有的“待遇”。手持字母编号B打头的进台证,可以不通过安检。

  在这座庞大的建筑物里,今日的刘建宏比18年前从容太多。但即使在央视繁盛的阶段踏进这里,他仍说,“我从来没有那种传统媒体的所谓的优势心态。”

  “你忘了,我是从什么地方爬上来的。”“最如火如荼的时候,不过也就是一个临时工而已。”

  他看高晓松的脱口秀节目《晓说》时,想:“我俩得有多大的差别。人家小时候一推门进的是林徽因家,我小时候一推门进的隔壁目不识丁的老大娘家。上到大学的时候,我在人大,他在清华,好像差距被拉小了,但是实际上小的时候那个东西是抹不平的,(有些东西)你可以后天去弥补,但是有一些先天性的东西,它在那儿。人嘛,你永远有什么东西是跳脱不了的,就是你的背景。”

  对自己的“农民背景”,他很坦然。他曾经接受采访时说:“我是一个农民。我父母是第一代城市居民,但我们没有城市亲戚,亲戚都在村里。我从中国最穷的小村子到县城上学,再到中等城市,到大城市,混到现在社会阶层上也算是高级的了。但我开车4个小时就能回到我的村子,那里还有我的亲戚和朋友,这样的跨度让我明白什么事都要一点点来。”

  有关那个小村子,甚至可以部分解释他对中国足球的感情。1989年,中国队在世界杯外围赛客场对阵伊朗,只要不多输球,即可小组出线。当时没有电视转播,“只能依靠比赛结束第二天中午12点一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二套的体育新闻”知道比赛胜负。那正好是一个假期,念大三的刘建宏回老家,到县城时距离节目播出只剩一小时,距离有收音机的家还有20里山路——全是上坡,以正常速度走回家需要两小时。刘建宏不想错过广播,借了一辆自行车,一路爬坡飞奔,到家听到收音机说2:3,中国队只输一个球,出线了。

  时至今日,他仍然可以骄傲而流利地背出很多年前他作为小球迷看到的中国队。

  “1981年,看中国队0:2落后,4:2反超沙特。1981年,看中国队主场3:0赢克罗地亚,看中国队客场0:1又输给克罗地亚,然后客场0:1输给新西兰,看中国队在新加坡1:2没有赢回新西兰的附加赛,然后看沙特0:5输给新西兰。这种经历对我来说就是刻骨铭心的,就是经历了那个以后,对我来说,肯定是永远都是中国队的球迷,没有任何办法的。”

  这是他解释自己除了工作职责之外,对中国队如此“长情”的理由。即使中国队屡屡折戟,刘建宏仍然是荧屏上、声道里喋喋不休、语重心长、有时让人感觉厌烦、添堵、跑题却依然要提起“中国足球如何振兴”这个话题的解说员。

  “按荷兰人口对注册球员的比例,中国应该有1亿人在踢球。那样何愁进不了世界杯呀!” 他在本届世界杯半决赛荷兰对阿根廷的比赛里说,“现在大家一边看球一边吐槽中国队,你骂中国队一千遍一万遍也没有用,中国也进不了世界杯。踢球的人实在太少了。”

  有网友吐槽他“像人口普查员”,还有人对他进行一场比赛的技术统计:“18个成语,6句名人名言,7次中国足球,5次青少年,4次德国足球,2次法国足球。”

  这是他预先设想要引起的话题。被吐槽这么多年,他说自己知道“扔块石头下去,会溅起来什么”:“我想逆流而上,提醒大家一下”,“世界杯和中国足球,是有逻辑关系的。”

  除开对解说风格和阅读比赛能力的质疑,一些非理性、因为中国足球牵连而带来的谩骂他从不回应。

  “我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我就在中国足球边上站着,你往中国足球身上扔大粪,溅到我身上太正常了。这个事你一定要想明白,你享受没享受中国足球带给你的福利?你的名声、你的地位、你的影响力,很多东西都是因为中国足球来的,你不能只享受中国足球的好,你不跟着中国足球一块受罪,是不公平的。……时间才是最有利的证明,而且我还在做很多实际的工作,对中国足球建设性的工作,超越媒体之外的很多事情我都在做。”

  如果将来体育比赛解说真的如他所想地进行了细分,如果观众不选择“刘建宏”的频道,他要怎么办?

  “为了不让别人这样做,你就得努力,你要去建立起新模式,我不相信这样一个不断在探索、不断在改变,不断在琢磨的人——我——成为了被淘汰的人。”

  他讲起电影《梅兰芳》里的一个细节。老一辈人讲戏,老生唱的时候,青衣要老老实实坐在一旁。可老生唱的内容,与青衣的内心世界是关联的,梅兰芳觉得青衣如果只死板坐着,其实不对。

  “梅兰芳就要突破这一点,所以加了一个动作,老生唱的时候,梅兰芳演的青衣动了一下。底下的球迷——啊,戏迷就看出来了。(有的人说)‘他不对’,但是又有人觉得好,就接受了。”

  2010年世界杯,刘建宏在解说时喊“进了进了进了”,被网友视作其代表语录。他承认当时的连呼“略微的僵硬了一点”,但他注意到此后国内地方台评论员受到启发,在解说风格上敢于改变了。

  “我(就像那个青衣)动了一下,其实告诉大家:没有人规定你不能动。”

  出生在“文革”年代,“全国山河一片红”,他上初中时坚持将名字中的“红”改为“宏”。八十年代成为大学生,经历了中国思想变革最为激荡的时代,“那个时候你一个星期不去书摊,你就会发现你落伍了”。改革开放后,“东方风来满眼春”,他成为体育市场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我们虽然只活了40多岁,但是我们感觉经历了100多年的社会。”

  “你说我们是利益的既得者吗?我们也是。我们之前的人相对来说好动摇,他虽然挡在你面前,你稍微动一动,他就让位了。但是后面的人要想让我去让位,不是很容易。这个事我跟(白)岩松探讨过很长时间,我说你看到你后面的威胁了吗?他说真没看到,我说,我也没看到。”

yule.sohu.com true 南方人物周刊 https://yule.sohu.com/20140806/n403175712.shtml report 7870 刘建宏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今天有消息称,央视著名足球解说员刘建宏将正式离职。本刊记者今天中午向他求证,他的回复是:“还没有最后决定,但去意已决。”这些年来,“
(责任编辑:王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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