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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5月19日报道 “从中国的女演员来讲，自从有电影史以来，基本上没有女演员能够平安无事，从开始走到最后的。我是一棵峨嵋山上的野草，生命力强，有韧劲，到冬天看着这棵草已经死了，只要有点水给点阳光，我就可以复苏过来，和以前一样灿烂。”
美人迟暮与逆生长
有一部电影叫《20，30，40》，李心洁、刘若英和张艾嘉分别代表这三个年龄段的女人，演绎各自的爱与梦想。
而这一期的《新民周刊》，上演的是《60，50，40》，主演是刘晓庆、张曼玉和周迅。美人迟暮，是挡不住的似水流年。她们却依然高调追逐各自的梦想，不断地秀出新的风采。
世界上的老人越来越多，“扮嫩”也许将成为新的时髦。尽管外界会有非议，但“给点阳光就灿烂” 的张扬个性，却还是令人钦佩的。
娱乐圈不好混。那些“逆生长”的明星为了表面光彩，背后付出之大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所谓的“返老还童”和“不老神话”只是“看上去很美”，但是面对无法抗拒的岁月，我们依然可以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比如，40岁仍谈一场奋不顾身的恋爱，50岁重拾自己的喜好开始摇滚，或者60岁迎来自己的盛大婚礼和事业高峰……（钱亦蕉）
2014年4月12日，60岁的刘晓庆带着《风华绝代》到美国巡演，分别在洛杉矶帕萨迪纳剧场、旧金山佛林中心、休斯顿Hubby中心及纽约的寇登剧场演出7场。
巡演途中，刘晓庆还在斯坦福大学、莱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分别发表演讲。在赴莱斯大学演讲当天，休斯顿市长安妮丝颁布公告，确定这一天为“赛金花及刘晓庆日”。
4月17日，“联合国中文日”当天，应联合国副秘书长Vijay Nambiar的邀请，刘晓庆造访纽约的联合国总部。Vijay Nambiar向刘晓庆特别颁发贺状，授予刘晓庆“联合国中国文化传播推广大使”。
田沁鑫执导的《风华绝代》从赛金花20岁开始，讲述她二十余年的人生故事。在这个话剧里，刘晓庆演的是晚清名妓赛金花。目前，《风华绝代》的演出已过百场，田沁鑫认为刘晓庆有挡不住的魅力，刘晓庆也为了这部量身定做的话剧，使出了浑身解数：“演纯粹的话剧这还是第一次，主要还是想超越自我，创造一个新的成就。”
刘晓庆的汗水没有白费。4月25日晚，上海现代戏剧谷2013壹戏剧大赏在上海举行，刘晓庆凭借《风华绝代》获得年度最佳女主角。
《风华绝代》剧尾，刘晓庆说：“我红极一时，即便是人生大起大落，也挡不住我的光芒，我新时代女性的光芒。”这是赛金花对自己一生坎坷的表白，何曾又不是刘晓庆的心声？
“从我出生开始起，我人生的每一步，都跟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由于我的个性原因，喜欢新生事物，都是处在历史变革的风口浪尖上。所以我的个人成长史，实际上和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离不开，我个人成长历史，就是中国的发展史。我经常说，我这辈子经历特别多，起起落落，但每次都能从低谷里翻身，把握命运里出现的机会。我刚从秦城监狱出来，很多人都觉得我完了，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的心反而特别宁静和坚定，我相信自己的命运会逆转，今天的我做到了‘咸鱼翻身’。”
刘晓庆的传奇，也是当代中国传奇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女性，她在“文革”年代成长，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社会，在拒绝个性的集体社会里，从事业到爱情婚姻，她胆大妄为、我行我素，倡导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从下乡知青到文工团演员，从电影明星到加入中国作协，从亿万富姐到阶下囚徒，再次回到演艺圈的中心舞台。
今天的刘晓庆，已经60岁了。这个年纪，很多演员、明星都已经淡出，光彩不再。但她却对我说，“这些年的遭遇和经历，让我觉得在表演事业上，我还有很多可能性，作为职业演员，我觉得路才刚刚开始。”
“文革”年代残酷青春
“中午的菜最好要有辣菜，不然吃饭不香。”在进化妆室之前，刘晓庆特意告诉助手。身为四川人，离开蜀地多年，她的饮食却离不开红色的朝天椒。在北京工作、生活了近四十年，她仍然是那个性格豪爽、品性耿直的四川妹子。
刘晓庆至今没见过自己的生身父亲。她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因为政治观点不同，生父和母亲就分开了。她3岁的时候，在中学当老师的母亲和身为大学教授的继父走到了一起，重新组合起一个家。上小学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本为中共川东地下党成员的继父、舅舅等人，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叛徒”。
回想往事，刘晓庆觉得，自己的个性更多遗传于母亲。“继父很慈祥，母亲很严厉，从小我就十分倔强，母亲越是禁止我做的事情，我偏要试一试。我妈对我管教越严，我反抗力度就越大。我吃软不吃硬，母亲打我的时候从来不哭。”
“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在上面写道：‘我的理想是做一名演员，当我演出结束的时候，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和鲜花。’结果作文讲评时，我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是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目的不正确、好高骛远等。”
11岁的时候，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招生，刘晓庆被录取。一入校她就经历了小小挫折：因为条件不够好，她不能学习声乐，被分配学扬琴。她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看书上，年末汇报演出中，她的专业成绩是倒数第一，公开演出卡壳，一首曲子反复了七遍都在中间部分断掉了。
“那时候，因为羞耻感，我的好强心又被激发了出来。我玩命地练琴，当我学满三年的时候，我已是学校尖子试验田的一颗最年轻的种子：全附中只有一个比我多学三年的同学，得了八十六分，比我多一分，我是第二名！”
这段时期，15岁的刘晓庆也目睹了“文革”的残酷。四川是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地方。“一次，几个学生冲进了兵工厂，开出来一辆坦克，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结果遇到另一派的反坦克炮弹的袭击，转眼之间，几个学生就成了焦炭，坦克也成了一堆废铁。”
附中三年即将毕业，刘晓庆这批学生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毕业生，几年没有进人的省、市歌舞团及各个文艺团体都到学校来要人。没想到最后，入驻学院的工宣队队长下令：“文艺专业的毕业生，一律分配到农村当普通农民。”
刘晓庆被分配到了达县地区宣汉县农场。她所在的生产队有十几个人，只有三个女生。青山绿水，没有电灯，没有广播。一到晚上，只有星星点点的灯火。
四十多年过去了，她还记得第一天的劳作是手拿锄头挖地。“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那些小伙子挖一下我就得挖十下。锄头在我手里越来越重，我头昏眼花，看看这块地的边缘，就像是大西洋彼岸那样的遥远，眼前一黑，扑通一下倒在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她睁开眼睛，没人管她，大家若无其事地干活。她爬起来，挥动锄头，继续挖地。
青春期的浪漫和天真被现实击碎。她说：“我有点儿坚持不下去了，我第一次渴望着‘爱情’：如果有这么一个小伙子，他能够每天来帮助我挖地，只要坚持八个月，我就一定嫁给他。可是这个小伙子一直没有出现。”
成为新一代“电影明星”
农村的天黑得早。刘晓庆经常在屋门前，满天繁星下练琴。这时候，周围的知青和当地农民就跑来围观，听她的琴声。“我觉得不能丢我的专业，我的成绩太优秀了，绝对不能这样一锄头一锄头，把自己的生命挖掉。我时常望着星空，相信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就抱着这个信念，没有放弃。”
种地两年，刘晓庆用尽办法，使出浑身解数，最后靠文艺特长逃离了农村，穿上了军装。
接下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刘晓庆抓住机会回了成都，在集训班里拼命学习，终于调到了成都军区话剧团。接下来，如坐过山车一样，刘晓庆一路直升，从成都军区话剧团调到战旗话剧团，换了七八个单位，最后来到北京，落脚八一电影制片厂。
《海鹰》、《南海长城》、《四渡赤水》、《同志，感谢你》、《春歌》……但在很多人印象中，刘晓庆第一次出场，是在《小花》这部电影中。她接到北影黄建中邀请拍《小花》的电话，去黄山拍外景。 电影里何翠姑抬担架一场戏，刘晓庆在黄山的石梯上跪了几百遍。“有时吃完饭上楼梯，也要跪着走几步，后来膝盖又红又肿，跪下就疼得钻心。招待所的服务员看见我，还以为来了个神经病人。”这场戏深深打动了当时北影厂厂长汪洋，样片送回厂里，汪洋审查样本，看完电影后，他把刘晓庆拉到前台，对黄建中说：“小黄，把她调到北影来，你想办法！”
接下来的《婚礼》和《瞧这一家子》，让刘晓庆脱颖而出。那一年，刘晓庆同时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文化部优秀创作奖、文汇电影奖。
在电视机还没有全国普及的情况下，电影和戏剧演出几乎是当时中国人唯一的生活娱乐。刘晓庆红了，她的照片到处都是，报纸、杂志、广播不时有她的名字，记者踏破了门槛，观众赞誉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她成了新时代第一颗“明星”。
一边走红，一边被批判
“当我的照片第一次登上《大众电影》封面的时候，当我第一次看到人们蜂拥而至，只是为了得到我的签名的时候，读者来信用麻袋装我根本看不了的时候，云里雾里的感觉遍布我的全身。”
刘晓庆发现自己不能出门了。一次在街头饭馆和朋友一起吃饭，还没吃完就被围上了，等她突围时，身上的衣服被狂热的观众撕破了，墨镜和帽子早也无影无踪，脚上的鞋子也只剩下一只。
人们天真、习惯地把电影里的形象等同于演员本人。在《瞧这一家子》里，刘晓庆演的张岚是一个没文化、浅薄和疯疯癫癫的人。很多观众来信劝刘晓庆；“你演的张岚我们看了很恶心，你是在糟蹋自己。你是我们珍爱的演员，我们不忍心看你演这样的角色。”“你演得那么像，你本人就是张岚吧？”电影界内部的流言蜚语也不断。《瞧这一家子》以后，找她的各种角色全部成了负面的，都是女特务、女流氓、交际花一类的角色。
随后是《神秘的大佛》，这部武打片拿下了当年电影票房冠军，但影评认为这不是艺术片，而是一部商业电影，批评连篇累牍。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娱乐这个词汇。从学者、媒体到电影圈里头的人，都把电影当成艺术，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社会上围绕刘晓庆的谣言四起：说她倒卖黄金、卖奖杯、自杀、他杀、被判刑、被毁容、生活作风不正派等等，流言蜚语遍布全国。 “我被打懵了，失去了自信，不停地为自己辩诬，讲我的表演‘理论’，希望人家理解，却没有人理我这一套，我感觉自己已成了一只乌鸦，再也洗不白了。”
接下来是《原野》。这部电影里的花金子让刘晓庆成为了一个成熟的演员。“我渴望演一个真正的女人，我迫切需要一部影片来证实我的道路，我要尽最大的努力证明我并不如大家想的那样没文化、疯疯癫癫以及那样的浅薄。后来的结果证明，《原野》接对了，让我在表演上真正地开了窍。”刘晓庆对我说。
曹禺看了电影很感动，他找到刘晓庆说：“很好，很动人，你演的比我写的还要好！”《原野》内部放映后，反映十分强烈。但因为种种原因，《原野》不被允许在国内发行。“《原野》被禁后，各种猜测、传说不胫而走，最多的说法则是说我们拍了两个版本，其中的一个版本是我拍了床上的裸体镜头。”
刘晓庆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别人相信她没拍过裸体镜头。没有人听她的解释。
个人主义和第三者
此时，她的第一次婚姻出现了危机。
他的丈夫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的王立。在她的回忆录里有如下描述：“我没有什么感觉——我不能掩饰自己对男女之间亲昵的厌恶。在少女时代刻下的烙印像电影镜头在我们之间叠现，我反感婚姻生活，我讨厌男人。”
结婚不到四天，刘晓庆去拍电影了。等《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拍完重回北京，再见到王立的时候，已是一年以后。“其时在我心里，离婚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
“我和王立的距离越来越大。他要的是一个媳妇和一个温暖的家，而我要的是奋斗，要的是成功，身心都腾不出一点空来去顾及他。”恶性循环，“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本来就有心理障碍的我此时更不能接受夫妻间的亲热，王立的满腔热情遭到我前所未有的抗拒。经过长时间的搏斗，他终于恼羞成怒，打了我一记耳光。第二天天蒙蒙亮，我离家出走了。”
刘晓庆住到了北影厂招待所，再也没回过家。
在当时，她的离家出走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刘晓庆离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作为“文革”后第一个公开离婚的中国电影明星，刘晓庆的绯闻成为几亿人的谈资。
“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戳我的脊梁骨，对我指指点点，他们不厌其烦地打听我和丈夫为什么争吵，为什么离婚，盘问一切细节。这些话立即被作为新闻广泛传播，传回来时已加工得面目全非。”
让她恐惧的是她成了一个作风不正的第三者。“时常有人突然破门而入闯进我的房间里‘看看’；时常有人在深更半夜找男同事接电话找到我的屋子里来；每次我送男客人穿过走廊，背后总是传来窃窃私语，向我们投过来审视的目光；几乎所有到过我屋子的男同事都成了嫌疑犯。还有人当面问我：‘听说你床上功夫特别好？’”
时隔多年，谈到当时的处境时，她回忆说：“我那个时候没意识到一个电影演员，所谓的娱乐人物，是不能有个人秘密的，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粉丝和影迷的。我当时迟迟不能接受这一点，一直在和这种不能改变的现实作艰苦斗争。”
在焦虑和不安中，刘晓庆接受了上海《文汇月刊》梅朵、余之的提议，为自己写一本传记。她在西苑饭店开了一间房，拔掉了电话，花三天时间写了《我的路》，发表在1982年第6期《文汇月刊》上。
这期杂志被一抢而空，加印了两次，还是供不应求。《文汇报》也开始进行连载。不久《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几封读者来信，标题是“我的路通向哪里？”，并专门发表了编者按，第一句话就定了方向：《我的路》是一条个人奋斗的路。接着不少报纸都发表了批评文章(微博)，许多人在文章里批评刘晓庆“鼓吹机会，这是宿命论”。而刘晓庆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就是天才＋勤奋＋时机，自己的成功就是因为遇到了许多机会，并且被她抓住了。
刘晓庆再次成了“典型”。刘晓庆的那句名言：“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就是出自那个时候。
今天，回想往事，刘晓庆说：“《我的路》真正引起反感和轩然大波的原因只有一个：我在30岁就写了一本自传，让电影界、文艺界、媒体的老同志不满意、生气了。”
但在当时，排山倒海的批评把她吓得不轻。“我曾经几次有过自杀的想法，也曾两次实施过。”
她已经决定告别影坛了。然而，随着风向转变，刘晓庆又获得了新生，不仅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还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心灵深处》。
这部戏的导演是常彦，刘晓庆演的是女志愿军战士欧阳兰在战后担负起哺养战友遗孤的故事。因为这部电影，刘晓庆认识了长影厂的陈国军，他在电影里扮演刘晓庆的男朋友。他们第一次见面，陈国军就握了刘晓庆的手说：“将来你肯定知道我是对你最好的人！”
当时，陈国军已经成家了，妻子也是长影演员，他们有一个儿子。在回忆录里，刘晓庆写道：“我们俩一个孤男，一个怨女，一个干柴，一个烈火，一拍即合，稀里糊涂地不知怎么就好上了。当然，这在摄制组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在一起天天耳濡目染，尤其是演夫妻演情人又有剧情要求及表演的真实推波助澜，再加上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不能回家，可不是得有许多故事发生？”
开始刘晓庆也没把这事当真。“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前途，电影拍完故事也就结束了。再说他是有妇之夫，又是长春户口。”
但一件小事改变了他们。拍摄地所在的丹东电影公司请摄制组主创人员在市中心的一家饭店吃晚饭，结果饭店的服务员和经理把消息告诉了亲朋好友，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饭店里外围满了人。他们吃完饭往外走，围观的群众一下子拥了上来，刘晓庆被压在地上，在人挤人、人踩人的危险关头，陈国军救了刘晓庆，连拖带拽着向前跑，把她推进了小汽车。
这个英雄救美的行为，彻底征服了刘晓庆。《心灵深处》拍完，刘晓庆回到北京，参加《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拍摄。回到长春的陈国军开始准备和妻子离婚，不断给刘晓庆写情书。
“我深知在那个年代离婚的艰难，他能够坦诚地告诉妻子我们的关系，充分证明他的光明磊落，敢于摊牌去离婚，足以说明他对我不惜牺牲一切的爱。”
陈国军的离婚进行得非常困难，持续了四年之久。妻子不愿意离婚，再加上长影全厂的反对，社会上正值严打第三者、重惩陈世美的运动。组织上开始召开陈国军的“斗争会”，大会小会开了足足有三十几次。最后，陈国军的妻子在北京见了刘晓庆，长谈了两天，回到长春向法院起诉，提出和陈国军离婚，成全了刘晓庆。
刘晓庆给陈国军在北京找工作，每个月掏四倍陈国军工资的钱付给长影剧团，把他借调到北京，给他策划电影《无情的情人》，找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拉投资，自己除了当主演外，也负责电影的后勤、经营、管理，成为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位独立制片人。也是因为这部电影，让刘晓庆和陈国军的婚姻有了裂缝。
从未导过电影的陈国军不能服众，经常被制片部门的人欺负，矛盾多到戏拍不下去的时候，只能靠刘晓庆出来打圆场。而烦躁不堪的陈国军找不着人出气，常常大骂刘晓庆。
最终，《无情的情人》因种种原因无法上映，200个发到全国各地的电影拷贝全部回收进仓库。
恰在此时，刘晓庆迎来了她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上影厂的谢晋筹拍《芙蓉镇》，请她出演女主角胡玉音；北影厂的谢铁骊筹拍《红楼梦》(旧版 新版)，请她出演二奶奶王熙凤。
北影厂为说服刘晓庆出演，动用了老厂长汪洋做工作，后来答应把陈国军从长春调到北京，刘晓庆才肯扮演王熙凤。厂里的人事处要看结婚证，才肯调陈国军到北影。刘晓庆和陈国军这才补了结婚证。
刘晓庆把结婚证交给了人事处，就去了上影拍摄《芙蓉镇》。陈国军的户口调到了北京，分配在北影导演室工作，他开始酝酿新的电影。此刻的刘晓庆，在《芙蓉镇》里遇到了她生命里的第三个男人：22岁的姜文。
那时的姜文，还是中戏的本科生。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面对《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里以慈禧大红大紫的刘晓庆，他们在拍戏以外的时间里，经常吵架。
“我当时志得意满地说：不想再拍电影了，《芙蓉镇》以后我不想再拍电影了，无敌最寂寞。姜文当时听了不高兴说：‘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你还早得很。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两人在湖南拍戏三个月，日久生情，于是传出最轰动演艺圈的“绯闻”。
这段感情和上一段感情反过来了，刘晓庆是有夫之妇，姜文是单身的大学生。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刘晓庆一直没有正式承认自己和姜文的情感关系。一次，在中国文联“百花之春”晚会上，谢晋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透露：两人确实相好了，还同居过三年。
拍完《红楼梦》和《大太监李莲英》后，刘晓庆和姜文一起去了法国呆了九个月。回国后，刘晓庆帮姜文筹集资金，支持他拍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电影原计划投资400万，结果姜文花出去1000多万，后来资金跟不上趟，刘晓庆去跟朋友借了300多万，又贴补了一部分钱，投给姜文继续拍。
《阳光灿烂的日子》拍完，他们三年的感情也到了尽头。
艺术重要，钱也重要
刘晓庆的第一桶金，来自她在80年代后期运作商业演出的“穴头”生涯。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除了富起来的个体户外，中国人当时的收入都很低。刘晓庆的工资每月只有50元。拍《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的时候，刘晓庆是北影厂派出的演员，不拿一分钱片酬。这两部电影是属于合拍片，投资方和导演团队来自香港，演员香港、内地的都有。在生活待遇和伙食待遇上也实行一国两制。
演咸丰皇帝的梁家辉有单独的房间休息，刘晓庆和演东太后的陈烨只能住在摄制组房间的地上。拍戏现场，内地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每顿两个馒头、一根粉肠、一块黑咸菜。香港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推来的餐车上，大鱼大肉、青菜和香喷喷的白米饭。
“两分钟前都还一起演戏，两分钟后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是四川人，吃不惯馒头，时常在拍摄现场饿得头发昏。由于没有足够的钱吃饭，我和演东太后的陈烨，只有去撕香港演员梁家辉的饭票，他经常吃不完把饭票扔在马桶里冲掉。”
后来，刘晓庆享受到了香港演员的同等待遇，吃到肉鱼和米饭。但她的要求：给剧组的大陆工作人员统一实行香港工作人员的待遇，没有被批准。
刘晓庆喜欢吃鸡。导演李翰祥的太太烧得一手好菜，叫她和陈烨去吃，可是她们不敢去。按照当时的规定，她们不能跟香港人有工作以外的接触，与他们接触多了会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总之，不能为了吃鸡，惹出政治上的麻烦。”
作为当时中国最红的女明星，刘晓庆红得发紫，表面风光，却买不起衣服，住不起宾馆，吃不起好的饭店。“无数的应酬、活动在邀请我，请我去参加演出。但是除了拍戏，所有的应酬活动我一律拒绝，我没有时间，没有心境，而且也没有衣服穿。”
拍完《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后不久，陈烨要去美国。刘晓庆劝她留下来，趁着走红多拍几部电影。两个人聊了半晚，陈烨最后问刘晓庆：“我没有房子住，工资只是47元，你能为我解决吗？”刘晓庆当时就没话了。
刘晓庆第一次出国，是随汪洋带领的北影代表团去日本，参加电影《天平之甍》的首映式。整个代表团里，刘晓庆是唯一的女演员。她到北影服装车间借了件演戏用的旧旗袍。旗袍胸间被虫子蛀了一个洞，下摆还有另一个洞，旗袍开衩的地方也撕裂了。刘晓庆想了个办法：胸前的洞用一朵红花缀在上面挡住，开衩的地方打了个结，提上皮包就看不见了，下摆的洞就只能视而不见了。
当时，北影厂不给演员提供服装，那时候也没有商业赞助。一天，摄制组所在的西苑宾馆来了两个人，请刘晓庆去河北邯郸演出。见刘晓庆不肯去，他们说演一场给她报酬50元。那数字已经是刘晓庆的一个月的工资了。
四天演二十五场。每场50元！刘晓庆被吓住了。当时一些文艺团体的演员参与社会演出，一个演员每场2块钱。刘晓庆考虑到自己在拍戏，她还是回绝了邀请。三天后，这两个人开出了每场150元的价钱。两秒钟后，刘晓庆点头答应了，跟剧组里的副导演商量，把自己的戏份调到一星期以后，和王洁实、谢莉斯、姜昆、李文华、唐杰忠、苏小明等北京文艺界的人坐火车去了邯郸演出。首次走穴，刘晓庆就拿到了3600元人民币。在1983年的中国，这可是一笔巨款。
“就像是叫化子捡了金子，不知道把钱放在何处，从毛衣的领子里放进去，走了还没有两步就漏出来掉在地上，心慌意乱地拾起来，拍打两下绑在我的裤腰中间。”那天晚上，她把钱数了又数，高兴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让好朋友把钱存到银行，还买了一个电冰箱。
尝到了“走穴”的甜头，在被一些穴头骗过几次不给钱后，刘晓庆开始自己组建团队，到处“走穴”演出，她当穴头。刘晓庆的人品、号召力、节目质量、演出态度得到了演员们的公认，演员们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大猫”。
刘晓庆记忆里最长的一次演出“走穴”，创下了中国演出市场的最高纪录，每天至少六场，多的时候甚至八场，一共连演了四十七天。演出一场紧接一场，演员们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为保证演员的表演状态，她在演出后台搭了好几张床，早、中、晚饭都送到后台，谁下台谁先吃，吃完了可以在床上休息，保存体力。演员们轮流值班，下场后再叫醒隔一个节目上场的演员。
刘晓庆“每一分钟都要用来不是挣名就是挣利”的口号，就是在那个时候正式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挣钱被认为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每个人都需要钱，而且深知钱的重要，就是不敢开诚布公地承认，并且正大光明地去获取它。”刘晓庆感慨道。
很快，刘晓庆就突破了当初为自己定的5万元大关。每月50元的工资已经不重要了，她没有时间去单位领，三五个月去一回，最长的一次是一年才去单位拿一次。刘晓庆很快在北京买了车和房，把四川的亲人，都接到了北京。靠着演出的原始积累，刘晓庆赚到了人生里的第一桶金，为她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层。
1995年，刘晓庆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宣布下海经商，暂时告别了电影。
赚钱其实不用那么高调的
仔细计算起来，刘晓庆其实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从1995年开始，刘晓庆先后成立了几十家以她名字命名的公司，但真正由刘晓庆主抓的公司，其实只有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刘晓庆实业发展公司和北京晓庆经典广告公司三家。其中北京晓庆经典广告公司负责贴片广告和播映的经营，北京刘晓庆实业发展公司则更像是肯德基、麦当劳那样的品牌运营商，在收取刘晓庆的个人品牌使用费的同时，不断把刘晓庆这个商标租给别人使用。
刘晓庆当时对外公布的项目也实在可观：名下号称投资过亿的房地产项目有8个，分布在深圳、上海、烟台、昆明等地。粗略计算，刘晓庆仅房地产一项投资便超过亿元。一位熟知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刘晓庆公布的这些生意是真的，但并非都是她的家当。“1990年代，许多地方上的房地产商往往要为拿地的政策性优惠寻找一些名目，和刘晓庆这个当时红极一时的明星合作，对房产商和地方政府是非常好的一个公关名片，他们为此很愿意付一些费用给刘晓庆公司，而刘晓庆也想替她刚刚起步的生意铺张声势，双方一拍即合。”
刘晓庆公布的绝大部分项目，都是别人以刘晓庆的名义投入资金，刘晓庆公司真正拿出的真金白银其实不多，没有风险，也没有大的盈利。偶尔投资的项目，因为股份少，无法监控项目的具体运营和实施，也无法对合作商进行制约，不少项目血本无归。
对自己的企业在十几年里的经营状况和盈利状况，刘晓庆至今都不清楚。所谓的亿万富姐，其实现金流一直很紧张，不多的资金在几十家公司转来转去，真正进入刘晓庆口袋的钱并不多。
1999年，胡润在中国推出了中国富豪排名榜，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和刘晓庆的公开信息，对刘晓庆的资产进行估价，把刘晓庆放到了《福布斯》杂志百名富豪榜的第42名，她的身家估值在7000万至9000万美元。
“当时进这个榜单，本来我是很引以为骄傲的，第二年这个榜单继续公布我排名第43位，等到第三期公布的时候，我就被抓进秦城监狱里去了。我在那里一看，好家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前10名老板，都在那里头蹲着呢。和他们相比，我的事根本不算什么，太小的事了。”刘晓庆对我说。
2002年6月19日，刘晓庆因涉“逃税”被拘押北京秦城监狱，并遭指控自1996年成立公司以来，逃税金额高达1458万元人民币。前后失去自由共422天，直到2003年8月17日，获得姜文帮助，刘晓庆被保释出狱。
重归影视圈的十年
走出监狱，刘晓庆首先面对的是偿还税务机关的罚款欠款及滞纳金。
她一边疯狂接电视剧挣钱，一边变卖剩余资产，不到一年，就把税务机关的欠款和朋友们的借款全部还掉了，还重新买房买车，重回以往的富足生活状态。
一些朋友为她愤愤不平，认为从偷税数字的认定到罚款金额，从妹夫靖军的判决到对刘晓庆的长时间关押，整个案件的执法、取证过程，起诉和审判的环节中，起诉人夸大了事实，违反了国家法律，建议她反诉。但都被她婉言谢绝了。
“从中国的女演员来讲，自从有电影史以来，基本上没有女演员能够平安无事，从开始走到最后的。我是一棵峨嵋山上的野草，生命力强，有韧劲，到冬天看着这棵草已经死了，只要有点水给点阳光，我就可以复苏过来，和以前一样灿烂。秦城监狱的生活让我认识了自己。” 刘晓庆幽幽地对我说。
2003年8月，刘晓庆从秦城监狱里出来，正好赶上了中国电影百年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我好多电影都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的经典片。作为历史上绕不开的电影人，媒体也都有整版的篇幅报道我，采访我，当时我真的是好感谢电影，它给了我很多很多，我的一生都是电影给的，它从来没有忘记过我。”
她因此对电影抱有深深的感激。出狱后，张纪中(微博)、姜文等老朋友都伸出了友谊之手，刘晓庆很快回到了影视圈。
在很短的时间里，她接拍了无数电视连续剧。“那会儿我欠债累累，就是跑码头嘛，只要给我钱，我什么戏都演。但是每个人都特别理解，他们知道我缺钱嘛。”
记得2003年冬天，接到张纪中的电话后，我从上海赶到浙江横店《永乐英雄儿女》拍摄现场，见到了刚刚出狱不久的刘晓庆。
那时她的精神状态还没有恢复。见到陌生人走近便很紧张，本来答应接受我的专访，后来又拒绝了。但那时的刘晓庆，从外貌上已经看不到出狱时的沧桑和憔悴，体形变得清瘦，脸也瘦了，时光仿佛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
她当时的男友阿峰，像保镖一样，在她身边寸步不离。那天的戏拍了不到一会，就下起了小雨。见记者在景区外的路上打不到出租车，返回宾馆的刘晓庆让车停下，把记者捎带回了宾馆。
事隔多年后，这次，刘晓庆终于能够对我心平气和地谈起自己在秦城监狱里的岁月了。她还记得，走进秦城监狱时的心态和感受。“当时好多人对我评价说我已经是咸鱼浮水，一看就死定了。确实，我在秦城的时候，看到那些电视机里的电视剧，我当时就想，我一生都不会再演戏了，因为我进秦城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
随着心态的慢慢恢复，如今，刘晓庆甚至重新开始她的文化产业了。“今后我还要做制片，但我不会投资，还是做我自己熟悉的文化行业。其他行业的经营活动我暂不会考虑了。”
复出不久，刘晓庆在西安做了一个项目：投资并担纲主演了大型史诗乐舞《阿房宫赋——刘晓庆之夜》，在这个实景演出的音乐舞蹈剧里，刘晓庆分饰阿房女、武则天、杨玉环等多个角色，与观众一起回顾了她辉煌的电影事业经典角色。
经过调整，北京晓庆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重新步入正轨，从监狱里提前出来的靖军负责打理日常事务，刘晓庆是公司股东，不管业务只负责演戏；妹妹刘晓红主要负责公司的内务。
采访那天的中午，在影棚吃饭的时候，我和刘晓庆谈到了她的丰富的情感经历，还有她的前夫和那些男朋友。摄影师和助理在一边谈到娱乐圈的潜规则，也谈到了张柏芝、谢霆锋、王菲、陈冠希(微博)这些年轻演员的感情八卦和混乱的私生活时，刘晓庆笑了。
“以前社会批评我不是什么好女人，我也没想过上什么贞节牌坊，我生命里的每一个男人，我都是真挚地去和他们交往，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爱有感情，我愿意跟他在一起，这是首要的条件。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从男人那里获得钱和权力，也没有用身体交换，得到一个演戏的机会。”
复出后，刘晓庆只专注于个人的事业积累。刘晓庆用了八年时间，通过自己的努力，再次回到舞台的中心位置上。一开始是配角，然后往女三、女二上移。
刘晓庆的女一号，还是靠她命中注定的角色“武则天”。
“1995版的《武则天》我演完了武则天的一生，《日月凌空》侧重武则天的政绩，我觉得我已经把武则天的一生演得特别完整。《武则天秘史》我拒绝过，三个人拼盘演一个历史人物，后来盛情难却就接了。”对三个版本的武则天，刘晓庆很自信，认为自己的表演一次比一次进步。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武则天是历史传奇人物，三次出演武则天的刘晓庆也是传奇。在刘晓庆看来，武则天也并不是天生强势，“她都是逆境到来的时候，想尽办法扭转，她的强势是被逼出来的”。
2013年8月20日，刘晓庆与王晓玉在旧金山一个教堂秘密举行婚礼。出席婚礼的嘉宾仅限于双方至亲好友，有些家人也是先被邀请来美国旅游的，到美国后才知道是参加刘晓庆的婚礼。
香港商人王晓玉，人称“家具大王”。此前，刘晓庆和王晓玉有过合作，曾入股家具连锁店。当时该家具店还打广告：“交1万元订金就可免费乘包机到成都，买2万元家具就可与明星刘晓庆共进鸡尾酒会和看烟花。”
据闻，为了表达爱意，王晓玉已将在美国和香港的两栋豪宅过到刘晓庆名下。在这段婚姻被曝光后，刘晓庆通过自己的微博承认此事，说“做喜欢的事，爱可爱的人。我的路，因你们而幸福”.同时发出的生活照上，明晃晃的钻戒非常惹眼。
对这段婚姻，刘晓庆多次对媒体表示，感情绝对不会谈，因为“只剩爱情这一件事是属于自己的了。我所有的东西都和大家分享了，希望保留这仅有的自留地，我的感情永远都不会跟别人分享”。
刘晓庆还打算写第三本传记。“我出传记也是为了以后人家拍我的自传电影方便，现在已经有十七家公司联系我，想拍我的传记片。至少我活着的时候是不同意的，但死了以后就不好说了，我的野史又特别多，我想还原真实的自己。我把第三本书命名为《我的N次危机》，因为尼克松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六次危机》，后来我一想我才不止六次，太多次了，所以叫‘我的N次危机’，但因为现在好多事情比较敏感，就还没有开始写，但是这本书是肯定要写的。”
时代车轮一去不回，再华丽的往事也只能回味。今天的时代，作为社会消费主流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刘晓庆是谁。刘晓庆心平气和地接受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对此并不遗憾。“我对我的人生是很满意的。我没有依靠过任何人，每一点成就都是我自己奋斗得来的。一辈子那么多的起起伏伏，成功和荣耀，坎坷和挫折，从农民到军人，从城市到农村，那么多的人生经历和遭遇，我经常觉得我已经有200多岁了，因为我已经活过好多个不同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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