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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瑶起诉于正抄袭，编剧们认为，胜诉的机会不大。 |
南方都市报讯 昨日上午，“中国电视剧编剧创作年会”在广西南宁开幕，包括高满堂、刘和平等著名编剧在内的近百位老中青编剧到场交流。两天会议都将围绕“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议题展开演讲。会议由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组织召开，5月11日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著名编剧刘和平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电视剧工作委员会是个让中国编剧互相取暖、学习、交流的平台，致力于提高业务水平、帮助编剧维权，有着“师傅带徒弟”的意味。会场内，名家对怎样写出好剧本做详细解说，会场外，业内人士也对“于正琼瑶之争”、“演员改剧本”、“一剧两星”等编剧热点议题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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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的地位高不高？一剧之本，影视源头，编剧演员没法割裂
致辞时，电视剧《长征》、《井冈山》的导演金韬，以导演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会长身份对着会场编剧二鞠躬，称编剧是影视“第一制作人、创作者”：“没有编剧，导演就没地方使劲，是编剧给导演提供了思想、文化、艺术、社会上的着力点。”扮演周恩来的特型演员刘劲代表演员发言称：“编剧、演员和导演之间都有互相建议权，但要平等，不能凌驾于对方，让对方成为自己的附庸。只有团结才能共赢，演员都明白剧本永远是一剧之本，编剧永远是影视剧生产源头，演员是‘面子’，编剧是‘里子’，面子来自哪，还得靠编剧写出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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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剧本缺什么？自己的历史文化形态
《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的编剧刘和平以“讲故事讲什么”为主题作演讲，他认为现在中国的剧作缺少对中国历史文化形态的呈现。他介绍，欧美电视剧发达国家作品中表现的是海洋文化，而中国影视剧中文化形态则缺位，却一味地模仿和借鉴外来剧，“扒了别人的手段，但扒不了别人的文化形态，中国人不是剧里那样做事情的。只有了解自己的文化形态，写出的故事才是中国的故事。”
他拿陈凯歌（微博）的《赵氏孤儿》举例：“现代社会很多人无法理解程婴舍子救孤，陈凯歌要拼命给程婴这个人物找理由，而葛优演起来也特别被动，因为他不明白程婴为什么这样做，这其实是因为那时的普通人没有‘家’的概念，都依附于赵家，程婴的行为体现了‘义’的精神，那是晋朝时的文化形态，这就说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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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剧两星”有什么用？提高编剧写作水平，提高行业门槛
刘和平对“一剧两星”政策持乐观态度，他说：“我觉得是有好处的，包括演员在内，薪酬高得不靠谱。‘一剧两星’对剧本的质量和成本要求严，编剧必须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原来谁都敢投资、谁都来投资的现象可能会受到遏制。现在是不管有没有专业水平、资质、责任心的老板都会来投电视剧，因为反正一投就赚钱，为什么不投呢？‘一剧两星’实施后必须弄好作品才赚钱。”
曾担纲《闯关东》、《温州一家人》等名剧制片人的侯鸿亮也认为，当下演员片酬到剧本稿费的许多行业环节要价虚高，钱太好挣，但并非物有所值，一些年轻演员还没拍几部戏就敢叫价一集几十万。
[众编剧说于正]
他是编剧圈的异类吗？
李亚玲谈于正：他只是三流编剧
近日，琼瑶正式起诉于正新剧抄袭自己的《梅花烙》，因电视剧版《北京爱情故事》剧本纠纷陷入官司的编剧李亚玲认为，就目前她所掌握的信息来判断，琼瑶很难打赢官司。李亚玲说：“文艺作品中的借鉴、抄袭，创意上的相似与雷同，专业人员都很难界定。我简单看了下《宫锁连城》前两集，戏里融入了其它很多戏的桥段，抄没抄只有编剧自己心里最清楚。”
谈及于正本人，李亚玲说：“像于正这样的制片人也是独一无二的，于正往往把自己的身份搞得很复杂，他很懂得炒作，懂得如何搞信息轰炸、树立自己的品牌。但于正绝对不能代表中国的编剧，无论才华还是作品，都不能够代表中国编剧，我认为他是个非常优秀的制片人，但作为编剧，他只是三流的编剧，三流的编剧就是‘裁缝’。”李亚玲也对当下行业里“笑贫不笑娼”的现象表示无奈。
刘和平谈于正：抄的不止于正一人
刘和平认为当下中国处在商业社会，电视剧行业的各种现象都因商业而起，发生什么都不奇怪。刘和平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坦言：“于正不是在搞创作，他是在赚钱，笑骂由你笑骂。于正现在就是拼命捞钱，甚至不规范地捞钱，等他不抄袭了他就捞不到了。”
虽然于正争议大，但刘和平觉得，于正现象的存在是合理的，“没有于正反而不合理，他也算是一路功夫，也是一派，你不得不承认他有才，不是哪个编剧想学于正就能学到的，正因为别人学不到，他才有市场。现在电视台播出不规范，明明知道侵犯知识产权还在播，这就是因为处在转型期，所有东西都没稳定下来。但于正的抄是高水平的，换句话说是模仿、借鉴，现在凡是同质化、类型化的东西，都是互相在抄。于正如果没这么火，没赚这么多钱，大家也不会说他。但抄的不止于正一个人，我们要说句公道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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