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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丈夫刘振学深情抚摸着《闵惠芬二胡艺术集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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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病中给学生讲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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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导少年儿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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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珍藏的二胡 |
新闻晨报讯 去年8月里的一天，晨报记者和闵惠芬约定了一次关于她艺术人生的专访。宁静的午后时光，闵惠芬把记者迎进了她放着一屋子二胡的书房。那时，闵惠芬身体状况看起来还挺不错，记忆力也好，约3小时的时间，她连说带唱，很多在我们看来风云变幻的人和事，在她嘴里仿佛清风般淡淡而过，还是和二胡有关的事情最有聊头，时而激情，时而感怀。至今，记者回想起那个有幸和大师交谈的午后，清晰浮现出来的，是采访即将结束的一幅场景：在连说带唱地来了场儿童二胡普及音乐会后，闵惠芬仿佛才感受到刚刚全神贯注投入的疲惫，轻声说：“不讲了，我讲不动了。 ”然后整个人放松下去，任凭身躯散散地靠在椅子上。那个转变的情境如此动人，就仿佛是一代宗师叶问晚年在打拳过程中突然停下来了，然后又接着打下去。一松一停，正是武林中那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 ”
音容宛在目前，斯人驾鹤西归。且在一曲曲 《二泉映月》、《江湖水》等闵惠芬演奏作品中，跟着晨报记者，听她讲述“目不斜视”拉了一辈子的二胡。
师承
每把二胡背后，都有段故事
闵惠芬和老伴住在黄浦江畔，临窗远眺能看见上海地标建筑东方明珠。一梯一户的居室，进门左拐一间小屋，是闵惠芬的书房，正对门的橱窗一框里，挂着十来把二胡，各式各样。闵惠芬指着这些二胡，颇为得意地说，“乐器陈列室一天到晚来跟我磨这些宝贝，虽然终归是要把这些二胡献出去的，但现在还舍不得，一定要碰到能真正懂得这些二胡价值的有缘人，才能稍微放得下心。”从艺这些年，闵惠芬用过不少二胡，但从来没有讲究过所谓的名琴。二胡这种乐器，不比西方钢琴、中国古琴等，越老越值钱，由于取材蛇皮等活物，时间长了，皮会失去弹性，二胡的使用寿命有限。闵惠芬的珍惜，不在价格，而在于其纪念意义，在于藏在每把二胡背后的故事。
里面有一把癞蛤蟆皮做的小胡琴，毛刺刺的，琴杆是秤杆，是闵惠芬平生用过的第一把二胡。“捡”到它那年，她只有7岁，是他父亲在丹阳艺术师范的同事罗哲元用癞蛤蟆做的，“他要结婚，扔了一堆东西，里面就有这把琴，我看见了，求他把琴给我，他答应了，我现在都记得，当时我真是开心坏了。可以说，没有这把琴，就没有我的今天。”此外，框子里挂着的，还有一把她专用来拉《二泉映月》的低音琴，“这把，我用到烂，上头是有个机械装置的，现在没人做了，再也配不着（装置）了。”
一把卷着如意头的琴，和现在的弯弯头不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式样，是闵惠芬的老师陆修棠辗转传到她手上的。旁边的一把，是闵惠芬的老师王乙，生前早早就交给闵惠芬做纪念的。王乙师承陆修棠，两人都是著名二胡演奏家、教育家。说起这两把琴，闵惠芬语调低沉，满是对两位恩师文革时不幸遭遇的哀伤，“陆修棠先生，对于我们江南二胡的脉起了很多的作用，他的突然离去，对我精神刺激很大。”
陆修棠去世后，王乙也被关了起来，闵惠芬感到格外紧张，想出了“拉琴救师”的法子，“当时，他被关在附中一个小学部的地下室，暗无天日。我就在想，要怎么去安慰他呢？那个地下室有个窗，半面窗露天，声音正好能够传进去；窗的五六公尺上面是个洗脸间。我就把钢片床搬到洗脸间里，天天拉琴，就让他听见。”
传承
民族音乐若灭，我也是罪人
17岁登顶全国二胡比赛一等奖的第一名，后又凭《江河水》技惊四座，年少成名的闵惠芬，在正当事业好年龄的36岁，被检查出患了黑色素瘤癌，五年里历经六次手术、十五个疗程的化疗，“经常昏昏沉沉，没有人认为我能好，我也认为自己快死了”。就这样，闵惠芬还写了好几万字的《博大境界中的民族神韵——演奏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的体会》论文，演奏气势磅礴的《长城随想》。在重庆嘉陵江畔疗养半年，她硬是和成都作曲家杨宝智合作出了二胡协奏曲《川江》，“当时环境很奇特，嘉陵江边，医院在一号公路旁边的山上。当时比较热，码头工人白天不工作，晚上运石头、打石头，江面上经常有号子的声音，彻夜到天亮。我能听得见茶馆说书，惊堂木拍得啪啪响。我是学音乐的，听见这种声音，总是会激发想象”。闵惠芬不愿意把自己的抗癌与音乐感染力、精神之类扯上关系，认为是她个人没法离开音乐而已，“生病就是生病，癌症就是癌症，和这些都没关系。我到底怎么好的，医学界也讲不清。我后面几十年几乎是白捡的。”
回首前生，闵惠芬相当肯定地称，尽管个人演奏上取得了很多荣誉，但她这一世，最重要的，是做了大量的民乐普及工作，“大概也是1982年开始，我觉得那对民乐来说，是形势最坏的时候。改革开放春风还没吹到我们这个领域，港台流行音乐全部刮到这里。最差的时候，老百姓根本就不认识二胡，这给我是个很大的刺激。要是民族音乐在我们这一代灭了，我闵惠芬不站出来做点什么，那我也是罪人。”闵惠芬想的方法叫“演奏讲座音乐会”，一面讲一面演，一场下来十分累人，“从高校开始，后来扩大，到矿山、渔港，一开始单枪匹马，单位也不理解，但很快单位就意识到，这个是对的，这样渐渐地普及开来。”
普及音乐会做到小学一年级，闵惠芬认为，面对小朋友的音乐会最难做，“我有办法，叫‘问答音乐会’。我问问题，他们会很积极地回答，所有的回答都是个‘圈套’。”闵惠芬打起精神表演了一回，“我问，竹林里开会，第一个来的是谁？他们摇头，‘不知道。’我说，是大公鸡，大公鸡怎么叫的？他们摇头，不知道。我说，我来学一个，喔哦哦。竹林里还有什么呢？还有小鸟，闵奶奶的声音很粗，不能学小鸟，我们拿二胡学小鸟叫，然后，我就拉一段《空山鸟语》。我问他们，知道《空山鸟语》是谁的曲子吗？呀，还真有知道的小朋友，回答‘刘天华’。那我马上还有礼物，是我们宜兴的小茶壶，很可爱的，哇，所有小朋友口水都流出来了……”
家承
儿子爱交响，五岁就已痴迷
闵惠芬生于江苏宜兴音乐世家。祖父闵南藩是晚清秀才，从事私塾教育，“我爷爷的字非常好，从墙上一直落下来，一气呵成。我爸的字也非常好，是有点遗传。”闵惠芬的父亲闵季骞，是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南京乐社社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民族器乐教学。闵季骞的儿子闵乐康是国家一级指挥，小女儿闵小芬是蜚声国际爵士乐坛的华人琵琶演奏家，大女儿闵惠芬更是享誉国际的二胡演奏家。闵惠芬嫁夫舞蹈编导刘振学，独子刘炬任中央芭蕾舞乐团指挥家。闵惠芬讲起儿子小时候的故事，也感叹家族遗传的关联，“我们家儿子也是怪物，非常好玩，5岁开始听交响乐，还是作为谈判条件来和我们提要求。比方我们说，爸妈出去下，在家乖点，那他说，那你把什么交响乐给我听。一个人哦，听得手舞足蹈，把我们家棕绷床都跳坏掉了，《天方夜谭》，50分钟，魔鬼出来了，航船又来了，他全知道。听说卡拉扬要来了，不得了，就像他的祖师爷要来了，什么事都不做，搬个凳子，在电视机前占据最佳位置。”
在家族中做到名气最大，闵惠芬认为，机遇是垂青她的，“拉《江河水》那次，怎么就轮到我这个小字辈去了？我要是没有这个机会，未必就能出来，这就是机遇。”再者，就是旁人对她的两句评价，她认为颇为中肯、贴切。一是“闵惠芬这人，平时看起来傻乎乎的，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我对于其他争名夺利，并没有太多念头。”二是香港音乐家协会主席朱道忠写给她的四个字“目不斜视”，堪称她个人艺术生涯的写照：“拉了一辈子二胡，我没动摇过。我这辈子就只做好这一件事，所以叫‘目不斜视’。为什么能不动摇？因为我觉得，我把二胡拉好，这辈子就值了。”众人称她艺术家，闵惠芬则以为，要能称得上艺术家，心灵一定是非常丰富的，“既要对祖国山河无限热爱，又有对人无限热爱的情感。有成就的艺术家，不可能是冷血动物；没有丰富情感的，注定不会成功。拿拉琴来说，拉琴不是拉对了就行，还要动人；要能动人，就要演奏者自己有内心，有文化、有想象、有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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