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报：史实与虚构手法之间衡量的“度”

京剧《杨门女将》剧照

　　“虚构” ，是文艺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虚构就没有真正的艺术创作。这一常识，读者和观众大都是理解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戏曲，无论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的，还是取材于历史故事的，应该说都不可能完全排除艺术的虚构。这既是艺术创作之必须，自然也适合观众欣赏的需要。

　　说到中国的传统戏曲，不仅最善于虚构，有的还达到了依创作者需要而恣肆驰骋的地步。当然，我这里主要指的是历史题材或借助历史框架而设置人物、情节的剧目。如《杨家将》或由此派生出的一些剧目，便具有十分典型的表现。应该说，北宋时期的杨家将是有一定的真实人物和情节骨架的基础。在这当中，至少杨业（继业） 、杨延昭（即传说、戏曲中的杨六郎） 、杨文广这三个人在正史上是站得住脚的。杨业之妻折太君（即传说、戏曲中的佘太君）亦有其人。杨业，卒时为公元986年，享年六十岁左右，故称“老令公” ，初为北汉大将，归宋后，累立战功，曾任代州刺史，在雁门关破契丹军，并收复今山西北部的云、应、寰、朔四州。宋太宗赵光义大举北伐，在高粱河之役大败。后杨业被辽军困于陈家谷口（今朔州南） ，身负重伤后绝食而死（这大约就是京剧《李陵碑》所依据的蓝本吧） ，其子杨延昭（958 - 1014） ，生存年间相当于宋太宗和真宗当政时期，延昭守“三关” （在今河北省中部一带）长达二十余年，比较有效地抵御了契丹军的进犯，常获胜绩。杨文广，卒于1074年，生存年间应在真宗和仁宗时期，一生中曾先后随狄青戍战西南，为范仲淹所用去西北对抗西夏，立有战功，堪称这一时期的北宋大将。正史中载杨文广为杨业之孙、延昭之子，而民间传说则说他是杨宗保之子、延昭之孙，在中间多出了一个杨宗保，从而又多出了一个大名赫赫的穆桂英。民间传说与戏曲的出奇之处，常常是与正史中人物有“错辈”之举。我们不能认为传说与戏曲中的说法全无道理，但也没有理由否定了正史的可靠性。

　　传说与戏曲的大胆“创造”尚不止此。譬如：传说中的巾帼英雄穆桂英竟在很长时期里成为“杨家将”的中心人物，甚至超过了正史中的“三关”主将杨延昭，更不必说是杨文广了，其随意性有时是令人吃惊的。如杨宗保一会儿挂帅（ 《杨门女将》开头时） ，一会儿又成为穆桂英的先锋官（ 《穆桂英大战洪州》 ） ；一会儿佘太君百岁挂帅（ 《杨门女将》 ） ，一会儿又是穆桂英直接挂帅（ 《穆桂英挂帅》 ） ；一会儿佘太君又成为粮草的押运官（ 《四郎探母》 ） 。而且其中有一个突出特点是：时间背景多是比较模糊的。至于当时的君王是哪个，太宗？真宗？还是仁宗？往往也不具体，只用一个“宋王”概括即可。征讨的对方为哪个，是辽还是西夏？同样是大都不具体指明，常常是笼统地以“北国”代之。在地理指向上，也并不严格考虑其合理性，如传说中在八达岭一带有一处“穆桂英点将台” ，其实当时北宋军队已到达不了今之北京附近，更不必说是北京以北了。最根本的一点是：北宋政权真正的一次大举北征是宋太宗时期的“高粱河之战”（公元979年） ，结果宋军大败，辽军追至涿州始止。自那以后，辽宋对峙基本上维持在今河北中部一线。这中间辽军也不断发起攻势，尤其是公元1004年的澶渊之役（今之河南濮阳） ，宋真宗在寇准的敦促下亲赴前线督战，虽有胜绩，真宗还是趁机议和，并以岁币缴纳契丹以苟安。所以说，在所谓杨家将祖孙活动的年代，北宋政权对北方辽、夏基本上是取守势。杨业和延昭父子的确是奋勇抗敌的忠忱之士，但中间纵有胜绩亦是悲壮之举。正如京剧《李陵碑》中杨继业唱词：“那时我东西杀砍，左冲右突，虎撞羊群，被困在两狼山，内无粮，外无草，盼兵不到，眼见得我这老残生就难以还朝。 ”以及京剧《洪羊洞》杨延昭的唱词： “叹杨家保宋王心血用尽，怕只怕熬不过尺寸光阴。 ”以上虽属戏曲中言，倒也本质上道出了当时杨家抗敌的惨烈情状。

　　由此可见，传说尤其是戏曲中，对杨门几代女将们作为主力出征而且无不大获全胜，“敌血飞溅石榴裙” 、 “番王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挡百万兵” ，出征完胜之多，显然与史实距离太远！一个极其特殊的现象在某些传统戏曲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一般说旧中国“男尊女卑”的陋习非常普遍，而唯在戏曲中却常常反其道而行，这也是一个颇值得深加研究的有趣现象。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我国国家领导人陪同看戏，他也提出了这个有意思的问题。

　　还有，在杨家将对立面人物设置上，戏曲传说的虚构幅度也是很大的。如潘美，戏曲传说中称潘仁美、潘洪等，总之都是一个十恶不赦之人。其实，正史中的潘美是宋初的一位重要将领，在统一五代之后北宋的版图征战中曾付出了很大努力，战功显著。但在公元986年今山西北部的攻辽战役中指挥有误，致使杨业身陷绝境，其后折（佘）太君控于朝廷，潘美受到降级处分。杨家将戏曲中多以潘美作为反面人物之首，可能是一种典型化处理方法吧。

　　在与杨家将相关的人物中，有一个虚构得更加离谱的当属“赵德芳” ，即京剧中出现频率很大的“八贤王” 。赵德芳这个人物在正史上是有的，为宋太祖赵匡胤之次子（其兄曰德昭）。只可惜自从那个“烛影斧声”之夜的疑案发生，赵光义（宋太宗）继皇位之后，太祖的这两个儿子再也没好受过。就连戏曲中的这个似乎命运上佳的赵德芳，也在不久之后稀里糊涂地“消失”了。哪里有《贺后骂殿》中渲染的那种好运： “孤（赵光义）赐你金镶白玉锁，加封你一钦王、二良王、三忠王、四正王、五德王、六靖王，上殿不参王，下殿不辞王，再赐你凹面金锏，上打昏君，下打谗臣，压定了满朝文武大小官员，哪一个不尊你是个八大贤王，带管孤穹。 ”在几乎所有的杨家将戏文中，几乎都不难看到“八贤王”的身影，以至于在民间，尤其是当年的戏曲观众中，老弱妇孺皆知“八贤王” ，其知名度实在不逊于杨家将中的主要人物。“八贤王”成为一个符号，可谓是一位救火者、撮合者、主持正义和抑制奸邪的综合型化身。就连杨延昭与柴郡主的婚姻出现纠结时，也得求请“八贤王”赵德芳出头排解和撮合才得以成全美满良缘。所以，八贤王有时还是一种调和剂。久而久之，给了观众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感觉：杨门之事绝对离不开“八贤王” 。

　　因此才说，这位“八贤王”与史实中的赵德芳实在是相去远矣！

　　当然，这样的大胆虚构乃至离谱的表现并非自京剧始，而在明人所著的《两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等即在相当程度脱离史实原型，而且相互各有异同，各有“创造” 。但有一点，其思想主调皆是歌颂忠勇抗侮、颂扬杨家将一门的忠烈壮举。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才能为世代民众所传颂。而且不断“丰富” ，又演绎出许多新的故事。无疑，这样的主题是符合广大人民愿望的，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也激发了人们倾慕正义，痛恨邪恶，乃至提高了应有的反抗意志和斗争精神。即使这样，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弊端。

　　其一，既然基本上是历史剧，还是应以正史为基干，无论如何演义与虚构，总是应有一个适当的度，不能任意性太大，更不能离谱太远。因为，任何艺术的想像，还是离不开“实事求是” 、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些基本的原则。我们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许多演义小说，还都是以正史作为蓝本的。如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就有“三分为虚，七分为实”的说法，纵然不全为正史所载，但其基本路线并没有脱离正史。当然，有人也有这种说法： “正史也不绝对是确凿的。 ”即使这种说法有几分道理，却总是应该看到：毕竟修史者态度大都还是比较严肃的。而且一般说来，修史者所处的时代，与本事发生时相距并不太远，所依据的材料还是比较丰富和真实的。因此，对正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是缺乏足够理由的。相反，如果轻视甚至漠视正史而对事件和人物随心所欲地虚构与“演义” ，其负面影响所致极易使读者和观众误以为这就是历史事实；不论创作者的出发点为何，都不利于后代人比较可靠地认识历史，比较确切地掌握历史。甚至我还在想，离谱的“历史题材”的创作是否与近年来“戏说”成风有某种关系，至少也会给随意的“戏说”提供了某种“正当的”理由。总之，任何事物过度了，无疑就会带来某些或大会小、或显或隐的副作用。

　　其二，夸大与无限引申哪怕是某种积极方面的东西，包括虚构胜绩，纵然创作者的出发点是激励保国抗侮的忠勇精神，亦要行之有据。因为，毕竟这不是一般的、泛指的生活戏、人情戏。必须看到，杨家将所反映的那段大的历史环境，“大宋”对外采取的基本上是守势，初期虽也有过大举进攻之行动，但均以总体失败而告终。中期（如支持王安石新政的宋神宗）也有几次对西夏的军事行动，同样是徒具雄心，而迭遭败绩，就连宋将徐喜苦心营造的“永乐城”要塞（今陕西米脂西）也被敌方攻克。所以杨家将（尤其是女将们）的征则必胜，而且是大获全胜，实在与当时的大环境大情势太不相符。而依靠某种泡影式的夸大甚至虚构来投合人们的美好愿望，给后世以轻松的“解气” ，其效果则有些顾此失彼。须知，在己方不利或相对弱势下，提倡“卧薪尝胆” 、“以弱克强”是更具针对性的。尽管当时在总体不利的情势下，“真实的”杨家将也有一些局部的战术胜绩，这种忠勇无畏的精神无疑是可嘉的，但必须承认，在当时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足以改变全局的佳绩（在当时北宋对外总体弱势下基本上亦无此可能） ，这是肯定的事实。笔者有时也感到奇怪，中国历史上的某个阶段、某个战役中，也不乏抗击外敌大获胜绩的战役，但相比之下，反没有杨家将故事影响深远。例如：南宋“岳家军”的抗金之战，如果没有投降派的干扰与破坏，岳飞和他的将士们是很有希望获得全局性胜利的；又如明代中叶“戚家军”的抗倭之战，戚继光和其他抗倭军事力量基本上已获得全胜。还有重大战役的胜利，如明末袁崇焕对后金的宁远、宁锦大捷，就连敌帅努尔哈赤亦被大炮击成重伤回师沈阳而死；公元十三世纪后期，南宋末年的四川合川钓鱼城军民对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蒙元骁骑的抗战，长达36年，敌首蒙哥汗也被大炮击成重伤而亡。这些实打实的，不含虚构的重大胜绩之所以没有杨家将流传那么深广，我想不是因为这些获胜的当事人忠勇精神稍差，还是因为多少年来在宣传手段和渗透力度上不及杨家将故事那么深入人心。可见，任何的人和事，宣传与渲染的密度和强度直接关系到各自不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其三，由戏曲联想到与传奇小说乃至剑侠小说的关系。中国民间传奇与剑侠小说的流行是有深厚基础的。其突出特点是神奇好看，甚至让读者如醉如痴、寝食两忘。这样的阅读效果的“奥秘”之一是在很大程度上脱离现实生活，与真实的社会矛盾与斗争也相去甚远，而将斗争最大限度地虚化、幻化乃至神化，使读者们在不知不觉中也进入了一个近于虚构的世界。它不是将斗争落在实处，不是对复杂的现实进行脚踏实地的艰苦斗争。它或将这种斗争（包括战争）简单化，或借助神力与莫名其妙的武器之类（如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借助“降龙木”等等也是一例） 。总之，是既非现实主义亦非应有的浪漫主义的方法。杨家将的故事和戏曲当然与一般的民间传奇、剑侠小说尚有些区别，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真实的大环境和虚化真实的现实斗争生活这一点上，应该说是有其共通之处的。难怪笔者当年在故乡胶东解放区，起初也非常爱看剑侠小说。后来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大环境中，在地方干部和老师的启示下，我领悟到这些作品与现实斗争相脱离也与真正的社会斗争是不合拍的，便自觉地疏离了那些剑侠小说和与此相近的作品。过了几十年，剑侠小说又重新红火起来，当与社会转型有关，我也是甚为理解的，但这时再看以前的和新编的类似杨家将的剧目，在认识与感觉上对照当年已有了不能重返的某些变化。

　　然而，已经产生了的毕竟已然产生，已经造成影响了的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传说也好，戏曲也好，至少都是有某种价值的文化遗产。不过，时代是前进的，人的认识也在发展，与时俱进，应有的反省和启示，不仅应当，而且还大有益处。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回顾过去，而是指喻现在和启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