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演出市场内容井喷 高票价成亲民“绊脚石”

宋柯

　　音乐演出市场近年来内容井喷。与此同时，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的各类门票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常常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价格就相当于很多人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工资，这令不少乐迷望“乐”兴叹。古典乐常常有亲民场，现代流行乐能否也有同样的形式？ 11月 3日，“恒大星光音乐狂欢节——上海站”将在江湾体育场开幕。尽管从阵容上汇集了郑钧、老狼、金志文、大张伟等众多知名歌手，但总长8个小时的演出票价却仅售80元 （预售价为60元）。在上海站举办前夕，幕后操盘人、恒大音乐总裁宋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现在的第一要素是要让老百姓，让大量的歌迷看到音乐节的现场魅力。

　　有人说我们现在中国的音乐节太多了，其实一点都不多，很多城市一年也没有一次。

　　现在的音乐节都要把身段提高，把门槛限定得很高，这是没有意义的。

　　让音乐去更多的地方

　　记者：在上海站之前，恒大星光已经去了其他9个地方巡演，您认为此次的巡演和以往的音乐节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宋柯：大的区别首先是在规模上。我们的单场规模大约是两万人，与其他的大型音乐节相比较小，但今年恒大星光打算去30个城市巡演，总量要比以往的任何其他音乐节大很多。更主要的是，我们不再只去北上广，不再集中在以前纯摇滚乐盛行的地区，而是去到了很多以前音乐节去不到的地方，影响了以前音乐节影响不到的人。比如说郑州，从来没有音乐节到过那儿，但我们去了。第二是商业模式上的不同。我们的驱动力主要是赞助商，它的好处是我们能将票价降得很低，适合家庭成员拖家带口地到现场理解音乐的魅力。同时商业的介入也让我们可以在制作成本上不惜血本，有大的投入，有好的演出，有更多的观众，从而刺激商家再做投入，这是一种正循环。

　　记者：我注意到这次音乐节用到了“大篷车”的概念。 “大篷车”式的音乐狂欢在欧美十分盛行，也最大程度地帮助观众接近音乐，我们的音乐节是否也做到了“车边开，乐边起”？

　　宋柯：国外的大篷车音乐是用车搭建舞台，车开到哪里，停下来，就可以玩音乐。我们今年主要是用大篷车来拉设备和工作人员，利用现有的各地场馆。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的音乐节双线并行，在同一天会在两个不同的城市举办，这要求有两套完整的团队和设备，为了标准化流程化的制作，我们用大篷车将设备运送到各个城市，也解决了一些地区当地器材的缺失。欧美成熟的音乐节都会考虑后制，我们也在现场架了9个机位，后期会制作音像发行物，这些设备也都在大篷车上。另一方面，考虑到目前国内的现状，安保、报批的难度，所以没能完全实现车载舞台，但这也会是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

　　记者：如何保证商业元素不抢占音乐的主体地位？

　　宋柯：当时和赞助商做了约定，一定不要在现场塞传单，拉你过去看看车、参加参加互动活动。比如我们在西安站，只是在舞台的后方设置了一块广告墙，两个小孩一直在墙上涂鸦，最后保留了赞助商的品牌名字，也很吸引人、很艺术。我们的许家印老板也说了音乐节一定要以音乐为主，不要做成一个产品展销会。

　　音乐节门槛太高没意义

　　记者：这两年演出市场火爆，但票价却越来越高，这次恒大星光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

　　宋柯：你不能因为这两年受众多了，就把票价提起来。这里有一个距离感的问题，让大家离音乐越来越远。这次我们在操作恒大星光的时候，发现其实有很多观众并不知道音乐节是什么。但他们听说只要60块钱一张票，有听歌能玩上大半天，都还是愿意进来看看。 60块钱基本上也就是一张电影票的价格，我们是把音乐的贴近感做出来了。

　　记者：这些年来流行音乐一直在呼吁市场萎缩，其实缺乏贴近感，也是其中的一个问题症结。

　　宋柯：是的。我们的音乐节不能像国外那样卖这么高的票价，我觉得现在的第一要素是要让老百姓，让大量的歌迷看到音乐节的现场魅力。看到当下好的、新的音乐。比如陈楚生，现在的他和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完全换了一个人，他和乐队的合作非常地饱满、非常地全面，再比如反光镜乐队、周子琰，这些新的名字新的音乐，你只有在音乐节现场才能感受得到。只有接触了这些新的东西，音乐才能在别的渠道进一步传播推广。即便你不是一个音乐发烧友，你只是谈了个恋爱，来看一场音乐节，能和你的爱人感情更进一步，这也是音乐节的一种社会化的作用与意义。有人说我们现在中国的音乐节太多了，其实一点都不多，很多城市一年也没有一次，就算北京，一年正规的音乐节也就少数两三个。现在的音乐节都要把身段提高，把门槛限定得很高，这是没有意义的。

　　版权+现场音乐产业未来可期

　　记者：不过有人说恒大星光的模式是难以复制的，因为它的背后是许家印的支持。

　　宋柯：我不能否认这种说法。但许老板希望我们能够脱开，明年恒大音乐可能就会更进一步地独立出来。但在集团各地都有分公司的情况下，其他公司的确是没有这种优势的。光靠恒大音乐这30几个人，是没办法做这么多的事情的。

　　记者：您有多年的音乐产业的操盘经验，像这样的专业的文化团队和大资本合作，您有什么经验之谈？

　　宋柯：我们在制作、演出、业务等方面保持着完整的独立性，这是必须的。

　　记者：在您看来，除了现场音乐节这条道路，未来的音乐产业想要有井喷式的大发展，还能做些什么？您是否已经有了清楚的规划？

　　宋柯：现场音乐是一条路，而未来音乐产业的两大支柱中，另一条路应该是版权。我们仍然在等待中国对版权的重视和相关法规的出台，但这一天早晚都会到来。对录音技术的规范，版权本身的完善会诞生出合理的商业模式，这是我们行业特别好的机会，可以树立一个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会被模仿的商业模式。如果实现了，音乐产业就能在中国文化产业的版图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音乐产业之前从来没有站起来过，甚至连坐都没坐起来，一直是被压趴下的。但事实上，如果将来中国的文化要走向世界，音乐走出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任何一个文化发达的地区都是这样，电影电视都受到文化地域性、价值观壁垒的影响，但只有音乐是无国界的。

　　记者：版权的部分其实在太麦的时代您就已经在运作了。

　　宋柯：是的。现在不仅是流行歌曲的版权，民歌民乐我也已经收了不少。当中国的文化行销力变成了一种显性的元素，这些民族特色的作品实际上是十分具有影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