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张充和说：“毕竟是战争时期，重庆那时候也经常要挨日军轰炸，你们的曲社，怎么维持正常的活动呢？”
“轰炸归轰炸。那时候，重庆的各种文化活动还是很多、很热闹的。重庆曲社在城里，以丝业公司做大本营；重庆师范，在北碚乡下。曲社要唱戏演出，我就从北碚带几个学生过去，唱主角，再请人配戏，跑跑龙套什么的。”
“那时候，曲社都唱过什么戏？”
“就那么几出，《刺虎》、《游园惊梦》、《断桥》、《思凡》、《闹学》什么的。当时劳军，各部会联欢，唱的都是老戏，没有新编的戏。现在的小孩子，拉拉几天琴就要作曲了，就要编新戏了——弄音乐，哪有这么简单！”老人家忽然发起感慨来，“我在师范教戏，归在音乐系。执掌音乐系、同时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场的，都是杨荫浏。他会弹琵琶，还会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戏，都从工尺谱翻译成五线谱。先让一个姓叶的学生来翻，杨荫浏自己再做校对；然后让音乐系的学生去唱，让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认真，足足翻译了十个旦角戏，印出来给音乐学院做教材用，我这里还有当时的稿本。他用中国乐器来配，翻得很准确，注上各种符号，还写明‘张充和的唱法’，听说后来还印成了书。”
杨荫浏（1899年—1984年），又一个中国音乐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今天一般的读者，也许无缘读过他著名的《中国音乐史纲》、《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和一系列关于中国民族音乐的著述，但是，一定都听过二胡曲《二泉映月》和古曲《满江红》。《二泉映月》这块中国民族音乐的珍宝，就是杨荫浏在一九五○年间，回到故乡无锡，亲自为盲人流浪艺术家阿炳录音、记谱而得以传世的；古曲《满江红》，则是一九二○年代由杨荫浏以现代简谱翻译古谱，并填上岳飞原词，才得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
提起杨荫浏，张充和的神色变得活泼起来：“杨荫浏人也很好玩，典型的一个absent-minded（跑神，不专注），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就住得近，也在一起做事。记得那时候，他一天到晚在打算盘，我觉得奇怪，问他，他告诉我，他在计算音乐里的节奏。呵呵，他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原来是在给音乐算节奏！”
屋子里，一时充盈着张先生的笑语欢声：“我到重庆以前，先在昆明做事，在教育部属下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跟沈从文、朱自清他们一起编教材，我管诗词、昆曲、音乐这一摊，沈先生管现代小说，朱自清管散文。那时候西南联大刚成立不久，沈从文同时在西南联大任教，我就和我三姐他们一家住在一起。我们花二十多块钱租了一个大佛堂，有四间小房可住人。前楼是沈从文一家，我住后楼；杨荫浏刚从后方来，住在旁楼；在西南联大管行政的杨振声，住另一个旁楼。我们几家人那时候吃、住都在一起。杨荫浏在昆明学校教音乐和算学，每天夹着个本子急匆匆跑去上课，房门永远不锁，见什么人都点点头，说：‘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总是在想事。有一回我和杨振声、梅贻琦几个人，老远的跑到昆明学校去看他，他看见我们，点点头就走过去了，我们只好直接到他房间去了——他的房门永远开着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恍然想起我们是他的客人，慌忙从外面跑回来，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张先生说着呵呵笑起来，“杨荫浏研究的乐理方面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懂。他本来是学科学出身的，听说从前在燕京大学，他教的不全是文科，还有理科。他的笛子吹得很不错，经常为我们唱戏吹笛子，一板一眼的，很讲究。可他不会背曲，吹什么都得看谱，所以他把我唱的很多昆曲唱段都翻成了五线谱。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为很多赞美诗作曲，可是，他从来不向我传教。我的一个侄女当时和我住在一起，也信教，倒是一天到晚地向我传教。”
我插话问：“张先生，你有什么信仰吗？”
她笑笑：“没有。我不信佛，也不信上帝。从前带我长大的祖母倒是吃长素的佛教徒，心很诚的。可是我祖母从来不叫我信佛，也不要我吃素。她吃素，我在另一个小桌上吃荤菜。她的厨房都做素菜，唯一例外是给我炖汤，可以有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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