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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委陶经 标题、文字及评委大片由联合主办方《ELLEMEN睿士》提供 |
《霸王别姬》里有一幕，激烈的斗争会中，剧场里有一个电话铃声反复不停地响着，却始终“无人去接听、回答”。这是陶经的设计。
在星火农场挥洒了三年青春，那些肉体上的苦和懵懂的难让他受益终身，而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著名的78班，他却认为是“一场误会”般的人生转折，这个误会为他带来了从美国电影声音协会大奖、戛纳电影节最高技术大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录音奖……
1958年出生到1975年下乡，陶经一直生活在上海：“从小学到下乡，整个是文革的过程，但那段时间父母把我保护得很好，过得算是无忧无虑。”那时候文艺是时髦又实用的，上海的年轻人只要有条件，就一定会学，“唱样板戏、口琴、二胡，后来正经找到了一个小提琴老师。也学了一些唱歌、朗诵、表演，各种可以用于文艺宣传的东西。”
17岁，陶经到了上海远郊的星火农场，凭借多种多样的才艺进了宣传队，排演小合唱、样板戏，他在《审椅子》里演的老地主让全农场两万八千人印象深刻。“宣传队里精神生活好，比较兴奋，平时排练、演出，也能脱离一些艰苦的劳动，但最艰苦的一定跑不掉：开大河、三抢、摘棉花，平时干活少，但这个时候是要带头的，都是咬着牙，一定要表现好。”拔秧、插秧，手指都是烂着的，托人带来银行点钱用的手指套，可是戴着又影响劳动速度，还是摘了继续干。开大河，有实在承受不了那种艰辛的孩子，疯了，或是寻了短见。可陶经说，那三年的农场生活、那些脏难苦“对一生都有好处”，后来到了剧组，那些脏和累就全都不在话下，“甚至可以给农村来的助理做榜样。”
农场里，一个连队四百多人，人人都想调回上海，每年也就去“抢”那么六、七个回城指标，要轮到自己，是多么绝望的一种期待。1977年，恢复高考，全农场的青年都激动了，终于可以靠自己的真本事挣来一份前程。当时有16本数理化书，每一道题陶经都认真做了，甚至改了错，“睡觉的时间很少，连上厕所都在背化学方程式。全农场的人都互相比着，有一点偷懒就会被人看不起，你没有了“面子”。”
陶经普高填的志愿是同济大学的地下工程系，但宣传队的导演陈子度热心建议他可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从没想过世界上还有电影录音这么一个行当，全国只招二十几个人，我们家又完全没有文艺背景，根本就没觉得自己能考上，但艺术院校招生在高考前，就当练练兵吧。”
可是，他不但顺利地通过了一轮轮考试，进了还是北京电影学院著名的78班。现在，陶经依然把这次重要的人生转折形容为“一场误会”，但就是这个误会给他带来了美国电影声音协会大奖、戛纳电影节最高技术大奖、澳大利亚电影金像奖最佳声音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录音奖、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声音奖、英国电影金像奖最佳声音奖提名……
后来，母亲告诉他，考上电影学院是令父亲最高兴的一件事，一方面，老上海人认为高等教育，而非金钱，是唯一可以让一个家族不断体面、争气的途径，另一方面，“上海人，我的父辈那一代，都爱好电影，大光明、天马、海燕、电影明星赵丹、白杨等明星轶事、美国电影都是他们平时的热议谈资。他们年轻时的娱乐生活离不开电影。”
“那时北京电影学院许多老师都是莫斯科或苏联的电影学院毕业，熟懂苏联电影的理论体系。同时，社会已经开放，很多优秀的老师自己做了一些欧洲电影和美国电影的研究，都在讲课的内容里。特别是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我们这代人是一拍即合的兴奋点，直到今天拍的，能拿大奖的，都有这两个东西的影子和美学追求，也就是电影的真实性，这些电影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的标准后来一直贯穿了我的创作和教学。”
毕业分配，希望可以回到上海或留在北京的陶经第一次走了后门，其实，他只是找到了同学赵劲，对他说了自己的愿望。赵劲是赵丹和黄宗英的儿子，他当即给黄宗英写了封信，请妈妈帮助陶经。
“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是我第一次见宗英阿姨，她刚拍完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回国，我在华侨饭店等她，她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对我说：‘陶经，你写封信，就说你在文革中帮助过我们家。’”这件事，影响陶经最大的并不是分配的去向，“我顿时眼睛盈眶了，这些老艺术家，没有任何目的，只是单纯地想帮一个年轻人实现愿望。”陶经把这看作是一项传统需要继承的，所以现在，有寻求指导的后辈找到陶经，他都乐于倾心相授，并拒绝回报。
电影学院原本对陶经的安排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和张艺谋一起。他至今还留着张艺谋写给他的一封信，那是他向先去的张艺谋询问广西的情况得到的回信，写得很详细：工资合计多少，几个人一间屋，我问陶经：“您现在是不是只接大片？只和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大导演合作？”他说：“不是，也做其他导演的电影。常和张艺谋、陈凯歌导演合作是因为这么多年，他们一直那么信任我，而且因为他们的电影好，我才能有这些成就，上海人说“吃相要好点”，意思也是要懂得感恩，也喜欢做他们的电影。
陶经的职业经历里还有个特别的单位：计划生育委会。因为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合作普及生育健康、性知识，建了个录音棚，录制宣教、文艺等节目。陶经在那儿工作了十来年，期间也录了三年的音乐，民乐、交响乐，包括毛阿敏、韦唯、崔健、那英等明星的专辑及歌曲，“这让我对音乐录音有了很多技巧和表现力的感受，来表达最根本的魅力。”
陶经第一次在电影里担任录音师，就是陈凯歌的《孩子王》。当时的电影基本都是后期配音，《孩子王》却是全同期录音，“同期录音是我们这一茬人当时的追求，从电影美学的角度我们反感配音的虚假，那时技术条件所限，而用同期录音的方式才能达到最好的真实感。”真实，是陶经在创作和教学中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即是是《英雄》，人用轻功“飞”起来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声音该怎样表现？这时声音就要能表现脚步的力度和人物心情，让观众信服。”
做电影声音设计，需要兼备理工科知识与艺术表现，“如新的降噪、变调、声音工作站、话筒等等“文明利器”都是工具，让你的设计成为现实。《十面埋伏》里，章子怡那108声击鼓，不是连续录再加工的，是一声一声“剪”出来的。为什么？就为这美丽的场景，为人物魅力，表现故事的意味，或是节奏，用了现有的“文明利器”，为了能更出色的视听表现。”
入行近三十年，几乎每部电影作品都能在国内外的电影节上获得声音设计或录音方面的奖项或提名，陶经似乎已经摸到了其中窍门：“就是最真实和够等级的创新。”别人用过的好设计，如果直接照搬，对陶经来说会严重到“颜面全无”，但如果“用新的东西，设计不够等级，那还不如用最朴实的。”
陶经简介：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代表作品包括《孩子王》、《霸王别姬》、《活着》、《英雄》、《十面埋伏》、《功夫之王》、《金陵十三钗》、《铜雀台》、奥运会开闭幕式音效设计等，被誉为“中国第一录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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