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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樯（右）与导演赵薇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拍摄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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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李樯与许鞍华、斯琴高娃拍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
怀揣理想的小人物
南方人物周刊讯 李樯编剧、赵薇导演的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至发稿日，票房已过7亿，电影还在上映。
李樯对此事的反应是，“知道是件好事，但还没仔细琢磨心理反映”——他的预期是“不赔就好”。
在他之前，很少有电影上映后，大家会如此热衷于讨论电影文本。作为编剧，他的文本每次都很抢镜。
处女作《孔雀》公映后，许多导演都希望与他合作。
2005年，吴宇森受邀参加一个由7位国际知名导演参与的公益短片展，他邀请李樯为他写剧本。7部影片中，其他导演的作品都保持在12分钟左右，吴宇森的《双双与小猫》却长达19分钟，还被评为最感人的作品。“没有办法，我怎么也剪不短，李樯写的本子太好了，不把它完全拍出来不过瘾。”
许鞍华拿到李樯写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剧本后，去找周润发出演男主角。看完剧本后，周润发说，“我答应出演，但有一个要求，不要改动剧本。”
李樯的作品直指生活和人性的本质，让人无从回避，也无可回避；让人不忍面对，又必须面对。所以，有些人对他作品的评价是冷、残酷。
2007年，他在北大演讲，有观众站起来质问：“你的东西为什么老是那么不温暖，生命已经够苦闷了，你还嫌不够吗？！”
他不以为然，“温暖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如果你嫌不温暖，可以去看好莱坞的甜品电影，去寻找成功学推崇的结局。我只写我想写的。温暖不温暖，在于自己去寻找。”“我喜欢矛盾性、对立、挣扎，这时最能显示出人性的力量，无论你是欢娱的、痛苦的、愤怒的，那一刹那，他的人性纯度最高。”
迄今为止，李樯作品已经上映、并参加评奖的影片有3部（《孔雀》、《立春》、《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的女主角都拿了奖项。有人说他擅长于写女人，他不否认，“翻翻名著中让人记忆深刻的角色，很大一部分都是女性。女性是最感性的动物，她们具有强烈的情感波动。男人讲究的是内敛，有什么事情不喜欢表露出来。而女人则喜欢把内心的波澜放到生活、工作中，以女人的角度来讲故事一定是最吸引人且能打动人的。”
赵薇说，李樯属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编剧，他永远想挑战惯性思维，总喜欢碰人性和社会的底线。
李樯说自己不愿意写主流的东西，喜欢关注一些所谓的有个性的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在于阶级地位，而在于你性情中的东西，你的性情会决定你的遭遇和命运，所以人一辈子其实都是在跟自己斗争，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战士。”
他作品里的角色都是小人物，卑微，经常遭遇挫折，但却怀揣理想，执着，不肯轻易放弃，这大概也是他的人生写照。
2006年，他开始创作《立春》，剧本花了5个月时间完成。“我被王彩玲感动，因为我在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人生。生活再不堪、再不容易，如果命运没有安排你死的话，一定是有你活着的意义。”
穿过黑暗的漫长旅程
《孔雀》前，没人知道李樯的名字。有人说，《孔雀》是他7年磨一剑的结果，但成功远不是一蹴而就的。
1987年，高中毕业后，李樯从老家河南安阳入伍北京军区，1992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分到了战友话剧团担任编剧。在话剧团两年，他没得到任何和编剧有关的工作内容。1994年，他离开部队，转业回老家，分配在安阳市文化局，工作内容是写地方戏曲——豫剧。“那不是我想要表达的。”
工作半年后，他不再去上班，但也没辞职，“处在一种彷徨中。”他知道目前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但也不知道是否该毅然放弃，放弃之后的未来会怎样？
他试着说服自己去接受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状态。经常去一个朋友开的茶馆，一帮人打牌，他就坐旁边看，经常从早看到晚。他想让自己麻木。
和朋友吃饭聊天，人家目标明确：努力赚钱、等待提拔、升官，过更好的物质生活。但这些没有一句是他关心的内容。
他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觉得通往未来的路断掉了。”每天也会看书，但却一直处在沮丧、茫然中。
在旁人眼里，文化局工作是个挺好的差事，但他不太关注别人怎么看。父母觉得他不务实，好高骛远，“艺术不是想搞就搞得成的。”
那两年中，他也试着写小说和散文，曾给市里的一家杂志投稿，却杳无音讯。“这样地方的刊物我都不合格？至于这样吗？连这样地方都不发我的东西，我可能真的写得太差了。”
一个朋友说，“我认识这个杂志社的领导，我找他去，让他给你发。”到了杂志社，发现那封信都没撕开。编辑看到文章后，觉得不错，刊登出来了。可李樯的心里却有了阴影，“我不知道是他真觉得我写得好，还是因为朋友找了他。我不知道他说我写得好这句话里是不带了很多交易的色彩。我分不清到底是什么成全了我。”文章登出来时，他内心的荣誉感已经被这个过程毁灭了。他再次陷入到虚妄和自我怀疑中。
有一天，母亲的一个老朋友来访。近七十岁的老人，骑着自行车，戴着狗皮帽子，把一沓极厚的稿纸递给他。这是老人用很多年写的一个八九万字的剧本，全部用毛笔小楷眷写。剧本内容是古代文人的传记，不是规范的剧本格式，写作手法类似于散文。在老人眼里，李樯是从北京回来的，又在文化局创作室做编剧，一定有非常好的资源，可以帮他把剧本推荐给导演。“他坚信这是个伟大的剧本。”
老人的出现吓到了他，“他会不会是我未来的一种征兆？我和他会不会都是堂·吉诃德？执著于与想象中的风车斗争，丧失了现实的成功与欢乐。我非常恐惧自己成为那样的人。”
老人走后，李樯毅然辞职。
1996年，他重回北京，成了真正的北漂，没有房子、没有户口，在一家报社当编辑。近一年的时间，他在寻找合适的机会进入编剧这个行业。不管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题材，只要有机会就写。
一年后，他辞去工作，帮人当枪手写过几集电视剧，接过剧本合约写分集提纲，拿到一点儿预付金后，就没了下文。曾有过一个中医世家，想为自家树碑立传拍个电影，筹到钱后，有人找到李樯写剧本，剧本写完了，钱却被中间牵线的人骗走。很长一段时间，李樯天天去讨债，“要钱的时间和写作的时间一样长，最后实在没有精力，不了了之。”电影也没拍成。
那时，他甚至想去算命，“想赶紧知道谜底，如果不行就算了，别在这种虚妄中度过。可又害怕，怕知道谜底，万一他们说我不行，那我就真没力气坚持了。”
1998年，他的运气低落到极点，一年没赚一分钱，住在一个特别差的房子里。曾去找一个朋友借钱，朋友让他在楼下等，一等几个小时，再没返回……
北京仿佛是一块巨大的蛋糕，想吃却无从下口。
1999年深秋，他告诉自己：“这样的生活是在虚度年华。”他决定回老家。
十几年后，他仍记得那个情景：坐的是北京到安阳的临时加车，说停就停，原本七八个小时的路程坐了十几个小时。因为便宜，车上几乎都是民工，“我们都是被生活湮没的人。”那十几个小时里，李樯得出了这样的答案。
回到安阳后，他跟父母说：北京太喧嚣了，我回家是想安静地写东西。
他的打算是，“我一直以编剧自居，总得有部作品啊。不管这个作品能不能被拍成电影，我都要去完成它，也算是给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折腾一个交代。”就这样，他开始写起了《孔雀》。
“2000年之前，是穿过黑暗的漫长旅程。”
喜悦已经在通往喜悦的路上蒸发了
“那7年，我的沧桑感特别大，当然，那是一个作家必须经历的，可如果用这么多东西换来我现在的写作才华，代价太大了。”
对于那7年的经历，李樯并不愿细聊，我能感觉到，他捡了些无关紧要的故事递到我面前。“有几个艺术家的力量会因为访问而被揭示出来的呢？”
“我有时像得了失忆症，想起那7年，似乎一片空白。”
2005年，电影《孔雀》获柏林电影节评委会银熊奖。领奖当天，庆功会还没结束，李樯早早就回到酒店房间，“我的喜悦已经在通往喜悦的路上蒸发了。”
每次获奖后，他都有麦子丰收后的荒凉感。下一个轮回又要开始，施肥、播种，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
“一个演员获奖了，这个奖项会带给他附加值，他可以去拍广告。编剧获奖，你只有更多选择剧本的机会，但不代表你的台词能力提高了，你讲述故事的能力提高了，叙述更巧妙了，替代不了。”
2013年5月，李樯出版自己的剧本集，《孔雀》、《立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次的文字结集出版，恢复了当初未删节的版本，呈现的是最完整的故事。《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黄金时代》、《放浪记》（暂定名）等剧本也将陆续推出。
“我之前的剧本被拍成电影后，很多人问我要电影剧本看。我写剧本不功利，我的剧本阅读性跟小说一样。只不过，以前都是用影像的方式和观众交流，现在是用文字。”
此时，他正在继续9月份关锦鹏要拍摄的《放浪记》的剧本创作。
“我现在比《孔雀》时成熟、圆润，但回看那时的锋棱突起，现在让我写我也写不出来了，它像某一季度的水果，只在那时候有，无法重复。”
那些年仿佛虚惊一场
人物周刊：《孔雀》之后，你的人生开始春光明媚了吗？
李樯：也不是。从那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自己喜欢的工作、可以安稳上班的人。理想把我重新召唤到它身边，理想没有遗弃我，那些年仿佛虚惊一场。
人物周刊：有才华的人内心大都会有自恋的成分吧，你有吗？
李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然后有自责、自怨。大体上，我是不太喜欢自己的。很希望有另一个自我让我更满意。如果有可能，我都想置换，比如说，不是从事这个职业，不是这样的出身，不是这样的命运道路，不是这样的身高，不是这样的长相，不是这样的情感状态，不是这样的命运状态。如果人可以多几种选择就好了，我都想试。比如我很想知道，我要是个盲人，看不见，我会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比如说我如果完全没文化会是什么状态……我的向往是，人如果像孙悟空一样，如果有变换不同身份和命运的能力就好了。
人物周刊：被你形容为“黑暗的漫长旅程”的那7年，你和父母的关系是对峙的吗？
李樯：我的青春无限漂泊之后，好多年没和他们在一起，中间有太多时光和他们没有共同记忆，他们在我的记忆中缺席了。会有距离，但不是对峙。我很想让他们来我这住。我爸爸后来老年痴呆，他和我母亲在我这住了3年，2008至2011年。
那几部戏喧嚣过后，我也想休息一下，弥补一下和他们分离的时光。他们已经快八十岁了，让我看到了人生日暮途穷后边界的状态，这种状态让我特别特别安详，无论外面怎样，只要回家看到他们俩，和他们在一起，就觉得那个房子像诺亚方舟。他们那种安详、无念，让我获得特别多的力量，什么事情都不纷乱了。我和他们在一起3年，我刻意放慢脚步，只接了《黄金时代》这个活儿。那3年我几乎与世隔绝，带他们看病，照顾他们。那是我最有意义的3年，是我最好的创作时光。
人物周刊：你曾说，艺术家对待艺术必须要抱着牺牲的态度。你是艺术家吗？你有这种态度吗？
李樯：从你选择了艺术那天开始，不管你是不是艺术家，你只要虔诚地去从事这个职业，肯定会有所牺牲的。起码，你要抱着这种态度，我有这种态度。
人物周刊：你的牺牲是什么？
李樯：我失去了一些人伦的乐趣。比如说对待父母，我更多地把他们作为一个形象去观察他们人性的优缺点，就没法儿无条件地热爱，我和他们的关系不只是一种血缘关系，比较抽离，会冷眼旁观，不能那么纯粹地享受我们之间的亲情。
人物周刊：这是你们之间天然的状态，还是因为你写作而培养的习惯？
李樯：这是无形中的习惯，很难说是因为职业或从哪天开始的状态。可能是一种无心之失，也是无心之得。哪怕亲密的时刻，我也会有一种理性的观望在里头。
我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客观性会多于主观性。谁没父母呢，我觉得我跟父母的关系不特殊。我会把和家人的关系放在公共关系中考虑。私人亲情之间的关系会让我觉得特别狭隘。我不喜欢这种狭隘。
人物周刊：你的爱情观是什么样？
李樯：必须有原则，我会画地为牢，我不能因为爱情而丧失我的原则性。
人物周刊：这会让你丧失亲密感吗？
李樯：亲密感在我看来不是最重要的。这些东西必须要服从于更大的情感，比如说不能自私，不能一叶障目。也不能因为亲密感丧失对生活的判断。我必须置身其中，又置身其外。
人物周刊：你对亲密的情感一直保持着警惕？无论亲情还是爱情。
李樯：我觉得是间离吧。人不可以依傍于任何私人情感当中。我不认为有任何亲密关系可以替代你对这个世界的独立思考与判断。你没发觉过度亲密的时候，会丧失一些立场吗？我认为私人情感并不是人世间多么大的一件事，这种私人情感不足以负载你全部的生命意义。我对人类思想的热爱多过对个人情感的喜欢。
或者说，我一直把自己当个标本来看待，一直把自己作为一个他者来观望。我从小就习惯性地观望自己，我是谁？小时候放学时，看到路人，我会想，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的命运各有轨迹，我这一生将如何度过，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小时候想得比较多的是，为什么偏偏是我和我父母、我的家人成了一家人，而不是其他人。潜意识里，人都会探究自己的，到底是什么让你成为今天的自己。
写作是要保证挣扎感
人物周刊：你怎么形容你的青春？
李樯：暴土扬尘。
人物周刊：你怎么形容你现在的人生状态？
李樯：一个热爱本职工作的劳动者，这是我的职业状态。我现在是一个生活中的修行者，我很喜欢现在的状态，就是万事顺遂。1999年之前是肉身上积累了很多能量，是实际经验，这几年，我在探索我的精神之路。
人物周刊：你曾说，有些人不配做艺术家，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才配做艺术家？
李樯：好的艺术家需要有赤子之心，得心性澄明，得有真实的态度。
人物周刊：你做到了吗？
李樯：做不做得到都得努力去做。我一直努力在做，人生很漫长，要算总账的。如果曾经做到过就代表你做到了，那太便利了。
人物周刊：旁观并体验过人性的黑暗，会影响你对人的态度吗？
李樯：这些经历反倒让我对人越来越炙热，越来越慈悲，我才不要做他们呢。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经历过苦难，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在寻找终极救赎，比如宗教信仰？
李樯：我对未知事物有敬畏感，但目前还没有宗教信仰。如果一个艺术家丧失了挣扎感，一切归于平静，就没法写东西了，艺术是要感受人性微妙的挣扎，你一定不能获得终极的救赎，写作是要保证这种挣扎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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