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表演艺术：英雄与神谕 希腊悲剧的当代诠释

　　希腊悲剧在形式与内容上，与写实剧场的观念格格不入，成為现代剧场在激发创造力上的最佳挑战。由于没有人真正看过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状况，透过剧本、场地与花瓶画像的想像重建，往往是瞎子摸象，却激发出现代剧场多元丰富的景观。

　　希腊悲剧充满对正义、真理、人性与城邦等重大议题的讨论，以至到今日，依旧是西方思想的灵感来源。当代美国女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在《善的脆弱性》一书中说：「悲剧向观众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积极地活在一个道德挣扎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美德有可能战胜各种反覆无常的不道德力量，而且，即使不是这样，美德依然可以因其自身缘故而闪闪发亮。」

　　现代剧作家也很喜欢参考希腊悲剧，他们在其中发现可以与现代社会对话的基础。二次大战期间，沙特的第一出剧作《苍蝇》Les mouches（1943），是改编自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奥瑞斯提亚》，并加入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观念，突显他对参与抵抗运动的决心。另一位法国剧作家阿努伊（Jean Anouilh），於一九四四年重写了索福克理斯的《安蒂冈妮》，他添加士兵抽淤打牌等现代背景，在法国被占领期间，传达了个人对抗强权的讯息。更现代的德国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也改编与拼贴不少希腊悲剧，包括《暴君伊底帕斯》 Ödipus Tyrann（1966）、《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1968）与《米蒂亚素材》Medeamaterial（1982）等。

　　美国剧作家奥尼尔（Eugene O'Neill），则将《奥瑞斯提亚》写成是发生在十九世纪美国内战的家庭悲剧《哀悼》Mourning becomes Electra（1931）。掀起英国新残酷剧场旋风的莎拉．肯恩（Sarah Kane），也曾以古罗马作家塞内加（Seneca）改编尤里皮底斯《希波里特斯》Hippolytus的剧本为蓝本，再改写成一篇现代药物暴力版的《菲拉德的爱》Phaedra’s Love（1996）。

　　以古剧喻今况 处处微言大义

　　其实，希腊悲剧的迷人之处，在於演出时与当年雅典的政治社会事件相呼应，用以古喻今的方式，唤起市民对当下环境的洞察。希腊悲剧常採用类似春秋笔法的写法，让古典学者与哲学家们，对研究这些作品感到乐此不疲。他们发现，悲剧的故事并不停留在表面，而是处处潜藏著微言大义。例如《奥瑞斯提亚》在西元前四五八年的演出与获奖，就与西元前四六二至四六一年，雅典实施民主制改革有关（这不是跟很多电影奖很像吗？评审们总偏好那些能与当下现实政治对话的剧本，不然《亚果出任务》怎会频频打败《少年Pi》呢？）。

　　前面提到阿努依的《安蒂冈妮》，当年在巴黎被占领的背景下，意外演出六百四十五场，主要也是德军将这齣戏当作古代神话来看，没有意识到对法国人来说，安蒂冈妮正是反抗的象徵（别忘了法国抵抗英雄的典范就是女性——圣女贞德）。

　　就演出来看，希腊悲剧对面具、歌队与音乐的结合使用，这种特殊形式，往往也是现代剧场试图突破写实主义框架时，经常拿来实验的对象。像执导《狮子王》闻名的美国女导演茱莉．泰摩（Julie Taymor），在一九九三年於日本斋藤纪念音乐节执导斯特拉温斯基的歌剧《伊底帕斯王》Odeipux Rex，就结合了偶戏与面具的创新元素。

　　美国导演兼学者谢喜纳（Richard Schechner），於一九六九年推出的《酒神69》Dionysus in 69，以集体裸体与互动即兴的詮释手法，为美国实验剧场打开了一道新大门。另外，二○○六年在台北艺术节演出的《酒神》，由美国实验剧场老将辣妈妈实验剧团（La Mama Experimental Theatre Club）製作，运用了类似舞蹈音乐剧场的方式呈现。至於更当代的后戏剧剧场风格，国人有机会看过的，是二○一年华沙新剧团在国家剧院演出的《阿波隆尼亚》（A）POLLONIA，欧洲当红的波兰导演瓦里科夫斯基（Krzysztof Warlikowski）以片段擷取的技巧，将《奥瑞斯提亚》、尤里比底斯的《阿尔克提斯》与纳粹大屠杀的议题并置。

　　仪式性演出 与其他文化传统剧场接轨

　　回到历史来看，希腊悲剧早已担负著激发新剧种的角色。例如文艺复兴初期，佛罗伦斯的梅迪奇家族，為了鼓励复兴希腊悲剧，号召艺术家透过史料的想像重建，创造出结合戏剧与音乐的表演，成了西方歌剧的始祖。

（来源：《PAR表演艺术》    耿一伟 台北艺术节艺术总监、台湾艺术大学戏剧系客座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