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今晨发表诺奖演讲：母亲被打 是最痛的记忆

北京时间今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发表演讲 图新华社

　　本报讯（记者 许思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文学院的发言台上，莫言的故事赢得了在场400多名听众热烈的掌声和全世界的关注。而面带拘谨的莫言也第一次在演讲中露出了笑容。

　　北京时间今天零点30分，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了题目为“讲故事的人”的主题演讲。

　　在演讲开始的一个小时前，主办方在允许观众入场时，也同时发放了印有瑞典、英国、中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六种文字的演讲稿。包括瑞典当地国家电视台、诺贝尔官方网站在内的全球多个媒体或机构对莫言的演讲进行了现场直播，而国内的几大门户网站也对其进行了转播。

　　比起前一天在瑞典文学院大厅参加媒体见面会时的镇定自若，身穿中山装站在发言台上的莫言明显凝重甚至是拘谨了不少。比起预计的43分钟，莫言的演讲显得简短了不少，提前6分钟结束。 据了解，这一次的演讲稿是莫言在国内花两天时间写成的，在此前的采访中，莫言曾戏称自己这一次的演讲稿是一气呵成，没有经过太多修改。

　　在莫言的故事中，他讲到自己善良隐忍的母亲，讲到自己温饱难足的童年，在他的记忆中，母亲被打是他最痛苦的记忆，但母亲却不允许他去报复。

　　演讲最后，他用三个充满寓意的小故事结尾，打动了在场的观众和媒体。

　　故事的前两个，是莫言自己的内省：他后悔曾向老师举报苦难展览上不哭的同学，称此后才悟出一个道理，当哭变成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他年轻时曾为顶撞部队的老长官而觉得自己英勇，如今也内疚不已。最后一个故事，则更像一个寓言：雷雨中，躲进破庙的八个泥瓦匠，用扔帽子的方法挑出该受神灵惩罚的人扔出破庙，结果破庙轰然倒塌。

　　莫言再次提到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的争议。他平静地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

　　演讲节选

　　莫言的演讲，其实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他何以成为莫言，成为中国第一个走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舞台的人？他30多分钟的演讲，他演讲中貌似零散却完整地勾勒出他心路历程的故事，给出了答案。

　　迷故事的孩子：从旁听者到改造者

　　儿时的莫言，与饥饿为伴，说书人的故事，给了他短暂的解脱。听故事，复述故事，甚至改造故事的过程，为他打下了写故事的伏笔。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 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 来。

　　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派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 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 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 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

　　想故事的少年：孤独赋予他想象力

　　“写书的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玛格丽特·杜拉斯就曾在《写作》一文中用尽了孤独。而对于少年时期的莫言来讲，孤独也成为他最好的导师，教会他思考，教会他用耳朵记录。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

　　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写故事的青年：从好人好事到“高密东北乡”

　　倾听故事只是莫言儿时积累的一种方式，而投入创作才是他实现真我的舞台。与他的老乡蒲松龄一样，热爱故事的莫言将街听巷闻的消息转化为了栩栩如生的故事。“高密东北乡”，这个美丽神秘的地方，便跃然纸上。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 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且只读过几页。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

　　有故事的长者：艰难生活让他了解人性

　　在蒋泥的作品《大师莫言》中，他就曾这样定义莫言，“故事是莫言的生命！”而作为一个热爱故事并擅长于讲述故事的人，莫言周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物，成为了他创作的源泉。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 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整理/记者 许思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