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北京人艺60年光荣梦想 曾困境终幸运

北京人艺60年

　　生鲜话剧

　　与电影、电视不一样，话剧是无法拷贝的手艺，每一次登台都有不同的气场和效果。把话剧做成影像，就会丧失原汁原味的鲜活感，弄出一坨腌制的陈货。在工业化时代，话剧的不可复制，恰恰让它变得更为珍贵，也让参与者的骄傲油然而生。在崇尚手工的当下，我们理应多多走进剧场，给放弃高额片酬的演员们一些鼓励。

　　当然，手艺也有高下，北京人艺的手艺一直令人钦佩。今年，她60岁了，美人迟暮，各种争议也扑面而来。要她去市场上卖弄风骚，争抢搏杀，似乎并不合适。北京人艺还是更适合被养在高阁，继续她的精致和品质。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让一个甲子的老剧院重新焕发青春和热情。毕竟，如今吃话剧这碗饭的人越来越多，见多识广的观众们，能否一如既往地追捧那些美好记忆呢？

　　观众需要怀旧，也需要创新。(钱亦蕉)

　　孤独而高傲：北京人艺60年

　　人们期待的是，在群星闪烁的戏剧天空里，北京人艺永远有熠熠发光的戏与人，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也是北京人艺可以用来回报历史与命运特殊恩宠的最好礼物。

　　撰稿—水 晶

　　6月9日晚，一条微博在网上被热转。大雨滂沱的夜晚，几位网友拍到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之际，温总理来到北京人艺观看经典话剧《茶馆》，做一回普通的戏友。

　　在中国，领导人进剧场看戏并不常见。北京人艺大概是领导人来得最多的剧院之一。这个传统要追溯到周恩来，从1949年到“文革”前的17年里，北京人艺总共上演了100多部戏，周恩来几乎每一部都看过。有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比如“周总理帮演员找皮鞋”，说的是有一天他临时去看《武则天》，当天已经没有票了，为了不打扰观众，他勉强坐在副台看戏。演唐高宗的演员董行洁穿着戏里的厚底鞋不舒服，一下侧台就要换回自己的皮鞋，可那天怎么也找不到了，四个演宫女的小姑娘帮着他找，忽然发现多了一个人也在找皮鞋，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除了这种温情流的故事，另一个故事更意味深长：1961年4月周恩来看过《潘金莲》这个戏后，召集田汉、欧阳予倩等主创座谈。当时的话题包括：潘金莲算不算妇女反对封建压迫、武松算不算英雄。讨论结果是，如果潘金莲杀死的是张大户、西门庆这样的人，才值得同情。最后，这个戏停演了。

　　这些老故事，很生动地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北京人艺在中国戏剧乃至文化界的重要地位。它重要到一国总理亲自关心剧目的创作，也因为这种不同寻常的关注，北京人艺在国人心目中有了别样的光环。

　　起起落落

　　成立于1952年6月12日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不是新中国的戏剧独生子。与之同一时代的，还有辽宁人艺、天津人艺、上海人艺等多家大型国有剧院。如今上海人艺已消失多年，辽宁人艺、天津人艺则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向电视剧领域转型，近年来除了主旋律话剧和经典作品偶有上演之外，作为一个单体剧院的持续创作和演出功能基本停滞。相形之下，北京人艺的“一枝独秀”，确实有其独特的历史机缘与血脉值得梳理和回顾。

　　古人说成功系于“天时、地利、人和”，“地利”于北京人艺而言自不消说。而“天时”与“人和”，在北京人艺的历史上，却有着几起几落。这从北京人艺历届领导的履任时间表上即可见一斑。

　　1952年6月12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宣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为剧院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为副院长，赵起扬为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郭沫若、老舍、曹禺(人称“郭老曹”)为剧本创作主力，焦菊隐成为北京人艺事实上的总导演及没有“艺术总监”头衔的实际艺术总监，赵起扬作为一级党组织的代表，深谙与艺术家的相处之道，并且在行政与党务等方面为整体艺术创作保驾护航。北京人艺这几位最重要的开创者们，像父亲母亲一样，为这个新生儿赋予了优秀的基因和强健的体魄。即使是在建国初期文化艺术创作深受意识形态干预的情况之下，北京人艺仍然创作出了《龙须沟》、《雷雨》、《骆驼祥子》、《北京人》、《风雪夜归人》、《虎符》、《茶馆》、《蔡文姬》等一大批优秀的剧目。焦菊隐将斯坦尼体系思想与中国戏曲的美学原则融汇贯通于他的导演艺术中，形成了“焦菊隐学派”。这一代人为北京人艺留下的精神遗产和美学遗产，成为这个已有60年历史的剧团最宝贵的“镇团之宝”。

　　“文革”十年，北京人艺的创作几近停滞。“文革”结束后，1978年刁光覃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及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导演，直到1984年退休。他先后导演了《日出》、《小巷深深》、《小井胡同》、《狗儿爷涅槃》等剧目，并组织了《龙须沟》、《茶馆》、《雷雨》等经典剧目的恢复上演。使得十年浩劫中被中断的艺术创作和表演训练重新被恢复，观众也找回了对北京人艺的热情与挚爱。

　　第三个高峰是改革开放之初，1984年3月28日于是之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第一常务副院长。同年，林兆华被任命为北京人艺副院长，1998年退休。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戏剧乃至中国文化界整体狂飙突进的年代。1982年，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一个排练厅里吹响了“实验戏剧”的号角，这个戏当初的创作环境和外在压力，绝对不比他的前辈们在建国初期时遇到的小。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大量的西方剧目开始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出现，《屠夫》、《贵妇还乡》、《推销员之死》、《洋麻将》等西方世界的当代剧目，与《车站》、《野人》、《夜店》、《红白喜事》这样的中国本土实验剧目一起，为北京人艺的创作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曾经困境

　　进入2000年之后，随着整体戏剧环境的变化，民间和其他院团的戏剧作品越来越多，相比之下，北京人艺的创作步伐却慢了下来。导演的青黄不接，演员向影视剧的流失，市场的喧嚣与浮躁，都为北京人艺带来了众多的争论。我印象中非常深刻的是2002年北京人艺50周年时，喜庆气氛中，有许多对北京人艺的批评之声。

　　而大量老艺术家的离去，也确实成为北京人艺最痛的短板。2007年“中国话剧百年”，也是北京人艺55周年，人艺著名老演员蓝天野说：“1992年人艺40周年院庆时，我数过，有92个元老还活着；50周年时，恐怕不到一半了。”的确，2007年“话剧百年”时能找到的可以交流的人艺老演员不过10余人，导演中仅余93岁的欧阳山尊。

　　在微妙而低迷的时刻，2003年4月12日，濮存昕(在线看影视作品)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的第一常务副院长。据说他决定接受这个任命的唯一动机是，他可以有更多机会帮助林兆华排戏。而当他上任后在人艺内部会议上提出让林兆华当“艺术总监”却无人赞同时，他就立刻踩着自行车去北京市委组织部递交了辞呈。此时的北京人艺，无论是创作层面还是内部的人心稳定，都处于低谷期。2006年，濮存昕干脆在《南方周末》大放悲声，声称"人艺’的现状实际上是一锅粥，濮存昕你跳到这粥里去搅和，就会被这锅粥淹死。你想把这锅粥的汤倒了，重新煮，根本就不可能”。

　　除了大声疾呼之外，他也抓住时任北京市长王岐山考察北京人艺的机会建言，说“北京人艺就该有张和平这样强有力的领导来才行”。这种“愣头愣脑”的发言，被王岐山认为是考察过程中听到的最务实的建议。2007年11月23日，张和平被任命为北京人艺院长。他1997年参与创办了紫禁城影业公司，首提“贺岁电影”的概念，推出了《甲方乙方》、《没完没了》、《不见不散》，他又被称为“金牌策划”，参与策划过主旋律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张思德》、《建国大业》。

　　有人评价张和平“是一位抓主旋律和市场两手都很硬的人”，而他来到北京人艺后，显示的是另外的两手。一手是抓艺术创作，另一手是重整人心。他在北京人艺除了整治之外，推出的重头项目是2009年的《窝头会馆》，林兆华导演，濮存昕、徐帆(在线看影视作品)、宋丹丹、杨立新、何冰五位明星主演，刘恒度身打造的剧本，成为建国60周年的献礼作品，也为北京人艺创造了一个新的票房奇迹。在当时戏剧市场各路作品纷纷以“票房”说事儿时，北京人艺靠这个“金窝头”扳回一分，证明了主旋律戏也一样可以有票房。

　　也是在此之后，戏逍堂之类出品的与北京人艺品质和定位不符的租场类剧目开始逐渐被“清退”。北京人艺越来越注重长周期的剧目生产与营销，除了以自己创作生产的剧目为主之外，也开始尝试用“精品戏剧邀请展”这样的方式主导引进港澳台及国外剧目，像香港导演毛俊辉的《情话紫钗》、去年来自契诃夫国际艺术节的《暴风雨》等，都是邀请展中的佳作。北京人艺与首都剧场这两块“前店后厂”的品牌，终于开始整合营销。

　　幸运与孤独

　　然而，在“金窝头”这样的票房光环之下，北京人艺仍现隐忧。濮存昕、徐帆、宋丹丹、杨立新、何冰这样的五星阵容之后，接班者是谁？剧院的演员队伍现约有60人，在年龄结构上，绝大部分是在22岁至45岁之间，但真正能够以梯队方式接班的演员，无论是表演实力还是知名度上，与前五者，都有极大的差距。

　　在导演方面，林兆华已经70多岁了，和他同年代的顾威近年鲜有创作，接下来的中年导演只有任鸣和李六乙，再往下数，年轻导演就只有徐昂了。对于“一剧之本”的编剧人才，北京人艺曾在2010年对万方、过士行、刘恒、孟冰、苏叔阳、邹静之、何冀平等10位院外作家授予第一批“北京人艺荣誉编剧”称号，以“肯定并感谢曾经为北京人艺创作出优秀剧目的剧作家，激励更多的文学艺术家为北京人艺奉献精品力作”。但纵有好剧本，没有足够的优秀导演，没有梯队式成长的演员队伍，最终的舞台呈现，仍然是一件难事。

　　在轰轰烈烈的60周年纪念活动开启之后，北京人艺即将在现在的容纳近千人的首都剧场的基础上，向东扩展，新建一座650人的中剧场和一座350人的小剧场。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表示，连同新增加的三个排练厅及地下车库，首都剧场将形成一个“北京国际戏剧艺术中心”。剧场如同商场，有了好地段还不够，重要的是售卖的货品吸引人，物有所值。曾经一度靠对外租场来填补剧场时段的北京人艺，剧场的座位数即将增加一倍，但创作队伍的成长，却没有相应的成长。如何用高质量的创作，来保证未来剧场里的“货品”不掺水分，是未来北京人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许许多多的国有剧院们，随着改制的步伐和自然衰退的法则，在戏剧市场上渐去渐远，直至于无。可以预见的将来，前进路上，北京人艺国有同伴们的身影会越来越稀少。有幸仍然拥有深厚精神财富和巨大品牌价值的北京人艺，还将继续拥有政府给予的巨大支持，它是幸运的，也是孤独的。

　　与北京人艺所拥有的极大的有形、无形资产相较，演戏的票房收入终究是个小数目。人们期待的是，在群星闪烁的戏剧天空里，北京人艺永远有熠熠发光的戏与人，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这也是北京人艺可以用来回报历史与命运特殊恩宠的最好礼物。

　　北京人艺上海行

　　上海的话剧观众是很有热情的，他们更需要有担当、有责任、有未来、有分量的艺术作品。

　　记者—王悦阳 实习生—王诣涵

林兆华

　　说起中国话剧，离不开曹禺、郭沫若、老舍，也少不掉焦菊隐、欧阳山尊、夏淳，更不能忘怀于是之、林连昆、朱琳……而这所有的名字，汇聚而成的，就是北京人艺。

　　岁月荏苒，北京人艺迎来了自己的60岁生日。一个甲子的时光，见证了多少中国话剧的沧桑更迭。6月7日下午，北京王府井大街22号首都剧场门外人头攒动，为庆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复排的经典话剧《茶馆》拉开首场演出大幕，这也标志着从今年年初开始启动的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渐入高潮。随着《龙须沟》、《日出》、《北京人》等经典话剧复演，京城又掀起一股话剧热，这股“热”还将绵延到上海。借着60周年庆典的东风，由宋丹丹、濮存昕、何冰等多位话剧界明星领衔，携《窝头会馆》、《原野》、《知己》、《我爱桃花》、《关系》五台大戏，将为久违人艺作品的上海观众献上一场戏剧盛宴。

　　“上海在人艺心中的地位很高”，对于此次来沪，张和平院长表示，人艺非常重视在上海的演出，因为中国话剧艺术的发源地在上海。“实话告诉大家，我们人艺是一级战备，这次来了4位领导，就留了一个值班经理在家，可见我们不仅仅是重视，而且是极端重视。”另外，人艺一线演员的全力支持让他非常自豪：“家里能使出看家本事的演员几乎悉数到场。濮存昕、何冰、梁丹妮等一线演员全部把日程腾出来为上海演出，说句良心话，每次在协调演出时间上，像这么重视的是很少见的。”

　　人艺风格

　　回顾过去，北京人艺曾经两度下江南，进申城。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艺首次大规模送戏到沪，在上海演出了《蔡文姬》、《伊索》、《同志，你走错了路》等剧；1988年秋冬之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应文汇报和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邀请，又带来 《茶馆》、《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推销员之死》和《哗变》。1988年那次，所有的演出票在半天内售罄，创造了一段传奇佳话，当时观众对于艺术欣赏的饥渴可见一斑。

　　作为当年盛况的参与者，唐斯复至今仍记得1988年她去火车站接剧组的情景：“当时火车缓缓进站，我老远就看见人艺的老艺术家们探身出车窗向我招手，我心里很不平静，哦！北京人艺来了。”唐斯复是今年北京人艺到沪演出牵线搭桥的红娘，当她到虹桥机场迎接演出团队时，24年前的场景再一次浮现在她的脑海。有人问，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庞大的规模，为什么接手这么繁杂的工作，唐斯复说：“因为我们热爱北京人艺，我们赞赏北京人艺剧院努力建立和观众唇齿相依的关系。”

　　没错，北京人艺一直滋养着自己的观众团队，观众到北京人艺不仅仅是看戏，更是看人，剧院把观众与演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唐斯复早就想再促成一次人艺到上海的系列演出，今年趁着人艺建院60周年大喜日子，她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

　　“尊敬的上海观众，久违了！”发布会上，老一辈话剧艺术家吕中满怀久别重逢的深情感慨博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一次整体来沪演出，已经是24年前的事情了，而我也从当年 《天下第一楼》中的玉雏儿变成了今天《原野》中的瞎老太婆。但是我从没有忘记老一辈艺术家们的教导，在舞台上不断努力。我们要创作更多更好的体现真善美的剧目，教育人民，洗涤心灵。我相信这是我们和上海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

　　人艺的五部大戏将从7月18日到8月5日相继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届时人艺“五星上将”以及胡军、杨立新、丁志诚、张志忠将同台拼戏。除了强大的演员阵容，五部大戏的导演也是重量级的：林兆华、陈薪伊和任鸣，从编剧角度来看，曹禺的《原野》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名剧，其余四部则是由刘恒、郭启宏、邹静之、万方执笔操刀的，真正彰显了此次系列演出“大师、大作、大戏、大演员”的定位目标。

　　这次来沪的五部大戏乍看起来风格、内容迥然不同，但吕中总结说：“它们虽说形式千变万化，但里面流淌的都是人艺的血液，具有人艺的精神，总体来说也都体现了人艺的风格。”吕中还强调：“人艺的确很擅长排演老北京戏，但如果说那就是人艺的风格就太局限了，人艺的风格应当是扎根深厚生活积累、体现深刻人性主题、具有鲜明人物形象的作品。时代变化很快，我们的新剧目也要跟上时代发展，但不论主题、形式再怎么改变，永恒不变的是对真善美的追求。”

濮存昕(资料图)

　　人艺情结

　　谈到人艺，濮存昕、何冰、冯远征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家”。相比较市场经济的高报酬，北京人艺始终是“统一标价”，“北京人艺是个平等的舞台，大家都是同学关系，没有人摆谱。”濮存昕常常在言谈之中流露出对北京人艺和谐平等氛围的赞赏。演员何冰也说：“回家排戏最开心的就是经常能乐到没形，那欢快真心不是外面剧组能比的。” 冯远征则坦言：“人艺对我们而言就是真真切切的家，老一辈的艺术家们当初都是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回家演戏，谁会讨价还价？”

　　事实上，从工资的角度看，人艺这些所谓的明星大腕每月都不足3000元，但尽管工资低，却没有明星离开人艺，每一个演员都对这个“家”有着特殊的感情，正如何冰所说：“我们很多都是在人艺成长的，都有人艺情结，不会为这个离开人艺。”

　　此次北京人艺的大规模展演，很大程度上也会给上海的演出市场乃至戏剧界、文化界带来巨大影响与冲击。这些年来，上海的话剧市场很丰富，很活跃，不仅话剧艺术中心办得有声有色，就连很多民营话剧制作团体和学校的话剧社，都办得红红火火。然而，经济利益不是唯一的标准，如何向北京人艺学习，牢牢抓住艺术本质与优秀传统不放，一门心思钻研艺术，同时全身心投入市场，真正为老百姓排一些有分量、有内涵、留得下、传得开的好戏，真正做到艺术与经济双丰收，北京人艺60年来的经验始终是值得上海同行不断学习借鉴的。上海的话剧观众是很有热情的，他们更需要有担当、有责任、有未来、有分量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坚持做经典，坚持做顶级的艺术，是北京人艺始终坚守的原则，相信此次北京人艺的集体亮相会给上海的话剧舞台带来不一样的观感。

　　濮存昕：话剧是我的唯一

　　“人还是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家庭，虽然有‘婚外恋’，别过分毕竟话剧才是我们的唯一。”

　　记者—王悦阳

　　濮存昕来了。尽管已不年轻，尽管身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不变的是一身书卷气。一个善意的微笑，一个信任的眼神，角儿如此亲和，却依然“范儿”十足。

　　这不是个例，在他的同事身上，比如大导演林兆华，比如老戏骨何冰，都仿佛有着一种强大的气场，吞吐着时代戏剧中的庙堂之气。再比如濮存昕的父亲，人艺老演员、老导演苏民，还有老艺术家蓝天野等等，同样的微笑，同样的儒雅。在他们的身上，既有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有着京剧昆曲；既有着老北京的风俗，也不乏西洋情调；从莎士比亚、契诃夫，到郭沫若、曹禺、老舍，从焦菊隐到林兆华，北京人艺是多元的，是丰富的，底蕴深厚，独树一帜。君子和而不同，虽然每个人的作用、性格、戏路各有差异，却并不妨碍彼此的交集，共同堆成了中国戏剧的一座高峰。

　　24年后的重聚

　　时光荏苒，继1961年和1988年，今年，上海的舞台将第三度迎来人艺大戏展演。

　　此次来沪，作为演员的濮存昕参与了两部大戏：《窝头会馆》和《原野》。这是他第二次跟随人艺来到上海，却是头一回参加演出。第一次是1988年，濮存昕在上海参加谢晋导演的《最后的贵族》，却没能参与演出。“上海和北京是话剧艺术的两块宝地，是养育我们的地方。1988年，我虽然在上海却没能赶上演出。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打出的一条标语是 ‘北京人艺的旗帜能打多久？ ’今天，时隔24年，能否继承人艺老艺术家的精神传统，我们这一代用行动拿出了自己的答卷；我也希望通过我们在舞台上的表演，感召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不过，现在剧场观剧是高端的文化消费，我们也要拿出最有价值的舞台艺术奉献给观众，把活儿干好。”

　　24个春秋匆匆流逝，于是之那批老艺术家已杳不复见，而濮存昕这批中生代艺术家，此时还处于艺术上最成熟最精彩的时期。或许与老艺术家们相比，与当年的煌煌巨制相比，现在的北京人艺还有差距，但毕竟招牌竖在那里，前辈们的辉煌激励着大家。在艺术市场并不景气的今天，话剧市场风云变幻，热闹有余沉淀不足，北京人艺却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在原创剧与经典剧中，走一条平衡发展的道路。

　　问起濮存昕“什么是经典？”他的答案并不新颖，“一定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经过传播，有众多的读者、观众对它的喜爱，一代一代的艺术家还能继续去演、去画、去说它，能够不断地出版，经典作品一定是和时间以及观众的接受有关的。”濮存昕进一步解释道：“我们这几部戏不敢说是经典，但我们会往经典的方向完善。戏剧特别讲究每一次都有新的创作，有新的直觉。我们生活于舞台，我们获得新的和观众见面的冲动，我们的演出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新鲜感。每一天的早晨，每一次品尝食物，饥渴感的兴趣点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期待在上海重演《窝头会馆》，重演《原野》。”

　　阵容强大

　　《原野》无疑是此次上演的五部大戏中知名度最高也是最难演的，曹禺先生的这部经典之作在此前的五十年里从未被搬上人艺舞台。濮存昕在其中饰演焦大星，而导演则是陈薪伊。陈薪伊今年已是74岁高龄，却是一位充满了梦想、浪漫和激情的艺术家，在这一次合作中，她的风风火火激情四射和细致入微的脉脉温情常常给濮存昕和其他演员们带来感动。

　　“在排练场，我们很爱听她讲话，她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对生活真谛的判断。她在排练场可以感染我们，调动我们，用自身的能量带动我们。这点我很欣赏。她的导演阐述和对演员的启发非常动人。”陈薪伊原本就是演员出身，排戏时，非常为演员着想，她甚至可以非常出色地模仿出演员应该做到的表演样式，这使得她在导演的空间里具备了先天优势，同时在样式和空间上的宽广又远远超越了演员所能达到的范畴。“她曾经是个非常出色的演员，后来转做导演，能够有一个超越是不容易的事。”濮存昕坦言，自己不敢做导演，“导演的空间和思维方式与演员是非常不一样的。”濮存昕眼中的陈薪伊，在生活上是个非常讲究的人：“她很讲究穿衣，讲究打扮，穿拖地裙，像古罗马人一样，一定要拖地。‘讲究’是她生命的主题。人要讲究一点才好。”

　　作为人艺近年来名气最大、阵容最强的原创剧，《窝头会馆》或许是此次上海之行最令人期待的一部作品。这部戏人艺排了两个多月，集合了艺术水准最高、阵容最强大的“五星上将”宋丹丹、濮存昕、何冰、杨立新、徐帆，作为各具光彩的大角儿，他们几位都在其中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和汗水。

　　《窝头会馆》可算是北京人艺拿手的胡同戏，戏中非常突出北京地方语言的展示，北京的地域特色就在这京腔中缓缓流入观众的心田。“《窝头会馆》是建国60周年的献礼剧目。大多数献礼剧目都是解放军进城，改天换地，从正面去做。但是刘恒这个剧的有趣的地方是从侧面切入：北平南城，一群甚至不太知道共产党是谁的老百姓，感受着时代的变迁。男主角何冰演的房主，还亏欠着共产党的钱，愧悔无穷地迎接命运的结束。他这个人物的命运、小院里所有人呈现的矛盾的纠结，都表现那个1949年北平解放的大背景。”濮存昕更是一反常态，在剧中扮演一个落魄的老秀才，模样邋遢、寒酸且迂腐，时不时还会睡在自己为自己准备的一口棺材里“耍宝”。对于这一角色，濮存昕从准备到塑造，从身形到神情，捉摸了很久，还借鉴参考了老一代艺术家们的许多表演，最终的结果堪称“出人意料，一鸣惊人”。

　　不仅仅是濮存昕一个人，宋丹丹扮演的底层妇女，徐帆扮演的末代格格，杨立新扮演的保长，每个人都忘我地投入到了角色之中，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生活中大明星的影子，在台上还原了一群老北京升斗小民的甜酸苦辣。难能可贵的是，与老一代艺术家们不同，这群中生代完全没有经历过当年的岁月洗礼，成长在新时代的他们，完全依靠自己在生活上的积累，以及对老艺术家们表演的揣摩，得以将往昔岁月的种种一一还原。在剧中有不少“京骂”，还有许多北京土话，而对于上海观众能否接受，濮存昕的回答颇为戏谑：“外语还听不明白呢！你可以把它当做音乐剧来听嘛。”

　　话剧的魅力

　　据悉，作为60周年庆典年，北京人艺今年全年计划演出话剧21部，但完全原创的却只有一部。“这是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的。保留剧目是北京人艺的优势，哪个剧团都有。二十来台戏，说演就演，演员非但都要调配好，而且还要有计划地让下一波年轻演员去学、去接，这就是我们的计划。像《骆驼祥子》等一些经典，年轻人如今都已经接起来了。毕竟保留剧目是人艺的优势资源，五年、十年翻排一次，年轻的观众照样都爱看。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其中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爱看话剧，我们演都演不过来！所以我坚持认为，话剧观众一定不是只有几万。”

　　有人质疑北京人艺抱着老戏不放，影响新戏的创作，副院长身份的濮存昕坚定地说：“怎么可能？这戏不能老熊掰棒子，演一个，扔一个。百老汇《猫》怎么演那么长呢？你问《猫》的经理‘这怎么总演呢？’他会说：‘我有观众啊。’你问他‘再演个别的行么？’他会说：‘我正排着呢。"

　　此次来沪的阵容里，濮存昕、何冰、宋丹丹等不仅仅是话剧舞台的大腕儿，更是家喻户晓的影视明星，很多观众都是通过电影电视认识他们。号称“师奶杀手”的濮存昕坦言拍电视对自己有帮助，但话剧却依旧是他心中的最爱。“从影视剧汲取的营养对舞台有帮助，外面成了大明星以后，站在台上那口气儿就特别壮实。在外面都受捧着，可在人艺谁捧谁呀？外面全是老大，在人艺没人敢这么说。人艺是一个平等的舞台，社会给了我们不少其他路子，让我们有机会演电影电视，但我们必须记得，自己的专业还是话剧。”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问题，濮存昕甚至拿社会上婚外恋现象来比喻话剧演员：“人还是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家庭，虽然有‘婚外恋’，别过分毕竟话剧才是我们的唯一。”

　　濮存昕还不忘对电视剧吐槽：“拍电视剧多没劲呐，端着盒饭，坐马路牙子，被人轰，永远都是下三滥。制片人为了省钱，住尽可能差的，尽可能快地赶进度，市场化嘛。话剧演员虽然挣钱少，但受人尊敬，自己尊重自己。时间正常，上班来，下班走，没那么大压力。你演戏，从不行到行，别人也是这样，都被人看着。自己的剧院可以当成自己家。只要有好的戏，我们都自愿回来。”

　　演员要“养”

　　俗话说：“家弄不好，孩子就会跑。”尽管北京人艺“家大业大”，但人才流失以及人才培养难题几乎是目前各个艺术团体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北京人艺的副院长，濮存昕认为培养好演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仅要在学校研习表演技术，还要有生活的积累，而后者显得更为重要。当天时地利人和俱已齐备，各个元素有机融合，才能出一个好演员。揠苗助长、刻意打造是不可能成为好演员的。“所以，我们还要平心静气，避免浮躁。我们要意想不到，艺术和文化应该有意想不到的作品。”

　　濮存昕一直强调舞台艺术与拷贝艺术的区分，“我们通过管理上的办法、策划，吸引好的演员。演员跟观众，台上台下有一种尊贵，舞台艺术是演员与观众共同分享彼此生命的时间，一起慢慢变老，这种艺术的尊贵感非常宝贵，是其他媒体形式替代不了的。话剧艺术是party，不是集市，是请到家门里来看的艺术。”濮存昕认为，话剧之所以票价高正是跟舞台艺术的尊贵感直接有关的，在舞台上，演员与观众面对面地交流，将生命中的三个小时奉献给观众。而拷贝艺术就像打个电话、弄个e－mail那样，没有面对面的真切感。

　　在聊天的过程中，濮存昕对于当下唯利是图的风气也显得很气愤：“好戏出不来。不能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大家伙儿别互相抢饭碗，应该慢慢地，按照自己本来面目来做。在这一点上，北京人艺教会了我很多！”

　　话剧这个大磁场

　　这也正是话剧的无穷魅力之一：任何空间，都能成为舞台。和一成不变的“大银幕”相比，形式多变的“小剧场”，无疑更叫人迷恋。在这里，艺人的自由度和创造力，被更大限度地保存下来，只等帷幕拉开的那一刻，水乳交融。

　　记者—阙 政

　　年初，刘晓庆主演的话剧《风华绝代》四处巡回；很快，京剧名角关栋天和舞蹈家金星联袂的话剧《尴尬》又将粉墨登场。这还不算前些年张艾嘉(在线看影视作品)编剧并主演的《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许鞍华(在线看影视作品)导演、尹子维主演的张爱玲名著《金锁记》，以及陈佩斯告别石榴山后回归话剧舞台的《托儿》，纷纷是叫好又叫座。艺术界不同领域的“角儿”们，都聚拢到话剧这个舞台，乐此不疲。

　　跨界正流行

　　这些年来，国内影视明星和话剧艺术缘分不浅。男演员方面，姜文、姜武、李雪健、陈建斌、郭涛、胡军、孙红雷、段奕宏、邓超……登上话剧舞台既是实力派的选择，也是偶像派晋身实力派的捷径；再看女演员，从刘晓庆、张艾嘉、伍宇娟、江珊、史可，到梅婷、周迅、徐静蕾、袁泉、刘若英、李心洁，有“才女”封号的艺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吸入这个大磁场。

　　如此局面，并非中国独有。在百老汇，不乏著名好莱坞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朱丽娅·罗伯茨、凯文·克莱恩、达斯丁·霍夫曼等人的身影；象征百老汇最高荣誉的“托尼奖”，也曾出现斯嘉丽·约翰逊、裘德·洛、丹泽尔·华盛顿、凯瑟琳·泽塔琼斯等明星大军入围的情况。在去年的上海国际当代戏剧季上，热门美剧《24小时》、《绝望的主妇》、《CSI》、《别对我撒谎》中的演员还齐聚一堂，为中国观众献上话剧《绝密》(Top Secret)。

　　影视剧明星钟情舞台，其中当然有着现实的考虑，对制作方来说，“明星版话剧”总是比普通版本更能获得市场的青睐；对演员来说，银幕与舞台双栖，能实现彼此票房上的良好互动，是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然而对于演员本人而言，这样“唯名利论”的揣测，未免过于武断。事实上，对好莱坞大牌明星而言，戏剧演出的报酬远远不及电影来得丰厚。美剧《CSI》主脑Gil Grissom的扮演者William Petersen在9季之后告别剧组，回归舞台出演一系列实验话剧，影响力绝对不如已经有了9年观众群积累的《CSI》。朱丽娅·罗伯茨在百老汇主演音乐剧《雨中三日》时获得的报酬是每周3.5万元，而据说她当时的电影片酬每部已超过2000万。

　　不图名，非求利，影视演员一头栽进剧场，到底为了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周野芒和雷佳音。前一位，是资深话剧演员，在《水浒传》、《风月》等影视剧中也有上佳表现，还是著名的配音演员，可谓跨界典范；后一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曾主攻话剧，今年初次“触电”，已经在《黄金大劫案》中凭借出色的演出得到观众认可，而令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磨砺多年的话剧舞台。

　　“造星运动”不敌“文艺活动”

　　“据我所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每年的毕业生，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加入剧团，而不是签约影视公司。”访谈中，雷佳音的第一句话就令人吃惊。在“造星运动”如此兴盛的时代，最能名正言顺走上星途的戏剧学院毕业生，却将剧团作为第一选择？雷佳音说，这里头有出于安全感的考虑，也有对戏剧这种艺术形式的尊严感和荣誉感。

　　他回忆起转型影视演员之初，自己基本处于“被动”状态，演员“被”剧集所选择，而粗制滥造的剧集，只不过是文化快餐。但话剧却不同，同一场戏，每天、每次的演出都不相同。影视作品可以NG，可以通过导演的剪接去进行二次创作，话剧却是“一气呵成、不可重复，并且，瞬间消失”。而这充满挑战的艺术形式中，还穿插着与现场观众的直接交流。观众席里也许沸腾，也许鸦雀无声，都要视乎舞台上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这贯穿始终却又决不喧哗张扬的心灵沟通，在雷佳音看来，“任何电视剧或电影都满足不了”。

　　在3D流行的今日，也没有任何一部电影，能比真人实战的话剧更立体。就连可以制造降雪、下雨、烟雾、触感效果的4D技术，也不敌话剧艺术天生的优势：你会听见演员们激动时喘出的粗气，可能被舞台上的泼水溅了一身，还会被下台活跃气氛的演员调笑，有时候仿佛一伸脚就够得到那张道具沙发，有时候又不得不忍受主角嘴里喷出的烟味话剧《啤酒谋杀案》上演时，就曾接到观众“抽烟太多”的投诉。

　　相比电影冰冷的复制拷贝，话剧的有血有肉对观众和演员都有更高的要求。和广大影院竞相做爆米花生意相对应的是，剧场外常常设有简易咖啡座。野芒回忆起国外剧场，这样的场面颇为常见。一方面固然也是做生意赚钱，另一方面，则是提醒观众，进入剧场之前，先静一静，等外界的浮躁之气降下来以后，再好好投入这一场文艺活动。就像在品尝佳酿之前，先用清水漱一漱口，别串了味。

　　和电影院的随意进出相比，戏剧观众内心多了一层“仪式感”。对演员而言，这样的观众会令他们感觉受到“尊重和欣赏”，演起戏来，也会更加“起劲和投入”。说到戏剧和影视剧演出的差异，野芒和雷佳音不约而同地反复提到一个词：“技术”。如何保持每一场演出的新鲜度？如何在不同的舞台发挥出最恰到好处的表现力？如何把握微妙的分寸感？野芒认为，“体验”固然重要，在不断实践中日益打磨精细的“技术”同样必需。

　　话剧的西化特征使得“字正腔圆”成为其显要标志。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在影视剧中能够独当一面的实力派演员会在这个剧种上压不住场面。气力不够，容易输在气场；一旦使劲过头，又会拿腔拿调，过犹不及。雷佳音用“一滴眼泪”来形容技术的重要：“在200人的剧场，这滴眼泪不能让第一排的观众感到拿捏作态；换作2000人的剧场，却要处理得让最后一排观众也能收到这份情绪的传达。”

　　“全世界好本子”的魅力

　　不少演员在被问及为何选择这份职业的时候，都会回答：“可以体验多种多样的人生。”而话剧演员更占优势的是，“还可以演外国人！”雷佳音笑道，“这在影视剧里是行不通的。而在话剧，如果我愿意，甚至可以去演一匹马。”

　　更重要的是，话剧可以演出“全世界的好本子”。野芒感慨，西方实在太多好剧本。“美国百老汇(指44街至53街的剧院)每天上演的剧目超过30台，几乎每出都很经典；近年来外百老汇(泛指41街和56街的剧院)每个月的演出也超过300台，多是实验性的新剧，其中优秀的剧目会逐渐登上百老汇的舞台。而在方圆不足1平方英里的伦敦西区戏剧中心，每天上演的剧目则多达50至60台；如今国内热门的阿加莎推理剧，在伦敦已经显得过时，只有在阿加莎出生地，才会经常演出给前来探访推理小说女王故居的游客观赏。”

　　但可惜的是，由于收入分成及品牌经营等多方面的顾忌，目前国内引进西方戏剧并不能像电影一样实现“全球同步”。音乐剧《妈妈咪呀》要在首轮演出后经过三四年时间，才能登陆中国。还有一些剧本，在购买临时版权、多次翻译校对、演员录制念白等一系列复杂的送审工序完成后，因没能通过审查而止步中国。

　　在西方，话剧承载的内容更为天马行空。雷佳音回忆早年看过的一出法国话剧，名叫《艺术》，讲三个好朋友，其中一个花二十万法郎买了一幅名画家的作品回来，但那幅画却是空白的，三人于是围绕画作开始了有趣的议论……在他看来，戏剧即使能够达到“荡涤心灵、拯救灵魂”的目的，那也是附带产物，艺术家在创作之前并不抱有“感动期待”，只是自得其乐地表达而已。

　　如今，国内创作者也开始渐渐领受戏剧的本意。一系列经典剧本的引进、由国内演员担纲主演，无疑也成了影视明星乐于与之“强强结合”的重要动因。

　　与神对话，奢简由人

　　而世界各地那些知名的剧院，也叫人心向往之。

　　在距离雅典150公里的帕那索斯深山里，德尔菲圆形剧场已经静静伫立了2000多年。这里曾被古希腊人视为“地球的肚脐”，传说宙斯断定此地乃地球中心，立圆石为记。如今德尔菲剧场依然有各种戏剧上演，最多可同时容纳5000人观赏。在这曾经用来举行“神谕仪式”的地方演戏看戏，无异于“与神对话”。

　　泰晤士河南岸的莎士比亚环球剧院，也因为见证了16、17世纪英国戏剧的黄金时期而成为戏迷们的朝圣之地。当年，伦敦西区戏剧中心尚未形成，许多“草台班子”只能在街头巷尾或酒吧咖啡馆流动演出，多亏了莎士比亚，话剧才找到了它的拥趸，开始在固定场所演出。

　　有了固定舞台的戏剧，又开始愁于“舞台框”的束缚。于是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在有限的舞台上看到无限延展的尝试。有些尝试写实音乐剧《阿依达》动用不少雄狮猛兽，上海青年话剧团的话剧《商鞅》，也曾把大量秦俑、铜车马搬进首都剧场，烘托身临其境的氛围。有些更注重写意雷佳音回忆波兰华沙国家话剧院的《驯悍记》和加拿大民间剧团的形体喜剧《短打契诃夫》，布景都极为简单，只有几把椅子，演得非常松弛，却令人印象深刻。以色列导演也曾在话剧《安魂曲》中用一个铁丝编织的马头表现马车，深得中国传统戏剧“遗形得似”的精髓，简而不陋。

　　还有些剧目选择剑走偏锋。话剧导演杭程回忆林兆华导演的话剧《故事新编》(鲁迅小说改编)，戏就在一个老厂房的煤堆边上演，“前面有三台制煤机，旁边是八台架着烟囱的大火炉子，炉子里烤着白薯，脚下是七十吨煤……看完戏，鼻子、耳朵里都是黑的，灰头土脸的一身煤灰”。还有2009年英国爱登堡戏剧节上的先锋艺术家们，献上一出戏叫《孤儿》，就在桥墩里演，没有照明，只有小型发电机，演员们一边演戏，一边蹬自行车来发电。更极端的戏甚至拿个黑盒子就能当舞台：“观众躲在一个黑盒子里，盒子外面有七八个演员通过盒子上的三扇窗户向里面的观众表演，一场表演只能安排一个观众观看”，整个观演关系都被颠倒。

　　“这样的‘环境戏剧’或者说‘气氛戏剧’，欧美国家早在上世纪40年代已经开始尝试。” 野芒坦言，“改变的不仅是戏剧演出的地点，更多是加入了观众与演员的互动。譬如一场戏在车间里演出，内容是关于一个妻子忍受不了丈夫的对待而酗酒、抽烟……就在她准备动刀子的一刻，边上观众会喊：‘不对！不应该是这样的，以我本人的亲身经验来讲……’总之，观众的反应，会影响故事的走向。”

　　在被野芒誉为“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时期”的上世纪80年代末，他自己也曾参与过此类探索：在知青题材话剧《明日就要出山》里，上海话剧中心的户外草坪成了露天演出场地，第一幕戏就是“生产队开大会”，观众们散见于草坪各处，或站或坐。演员走动到哪里，他们也跟到哪里，间或回答几个剧中抛出的问题。

　　这样的主动型审美，对于习惯被动接受的观众而言，并不成熟。就连演员自己，演着演着也会回到传统的表达方式：“哪里观众多，视线就会不由自主地往哪里聚集”，野芒笑着承认，“即使在欧美，这样的戏剧模式也不成为主流。”

　　然而这也正是话剧的无穷魅力之一：任何空间，都能成为舞台。和一成不变的“大银幕”相比，形式多变的“小剧场”，无疑更叫人迷恋。在这里，艺人的自由度和创造力，被更大限度地保存下来，只等帷幕拉开的那一刻，水乳交融。

　　中国话剧地图

　　这样的比拼也早已不限于南北两地， 内地数量可观的受众群及巨大的市场潜力，同样吸引了港台两地的优秀戏剧人及其佳作，让这场世纪交替的戏剧狂欢更为热闹却也更为残酷。

　　撰稿—朱 渊

　　随着交通信息传递的日益发达和便捷，南北城市间的差异化也在逐渐减小，尽管各城市的文化艺术依然延续着之前的特色，但观众不再需要赶赴某地才能获拥那份独特的艺术享受。在动辄全国巡演甚至全球游走的时代，身在北京、上海的观众哪怕驻守一方，也能一览国内知名导演的最新最潮的戏剧作品。

　　当然，这样的“方便”在福泽观众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戏剧作品提出了新的挑战。戏剧商品的频繁流通意味着拥有更多展示的平台，却也扩大了竞争的范围，曾经相隔万里“各自奋斗”的戏剧作品，如今可能随时在某个城市“狭路相逢”。而这样的比拼也早已不限于南北两地， 内地数量可观的受众群及巨大的市场潜力，同样吸引了港台两地的优秀戏剧人及其佳作，让这场世纪交替的戏剧狂欢更为热闹却也更为残酷。

　　上海：

　　白领、搞笑、悬疑“调味”欧美经典

　　经过十多年对舞台题材的开掘、对市场的培育培养，如今沪上话剧演出市场年均演出过千场，大小剧目总数不下百出。除了本地话剧航母 、大小民营剧团贡献的白领剧、爱情剧、悬疑剧、搞笑剧、职场剧、贺岁剧等等外，欧美新鲜热辣作品的翻排，也为上海戏剧样式的丰富性补上了一环，同时也成为这个都市掌握国际潮流的一个标志。

　　白领时尚剧作为海派戏剧走出低谷的“先头部队”，对上海观众的影响力举足轻重，近十年来“被培养”的新一代话剧迷百分之九十都是从轻松诙谐的“白领戏剧”入门。虽说其中不少是被周边的氛围“噱”进去的，但如今很多资深话剧迷和剧场结缘却也全在这一“噱”上，随着这两年观剧经验的逐步提高，他们也渐渐对戏剧有了自己的口味和判断。从早年《美国来的妻子》、《留守女士》、《www.com》到后来的《大于等于情人》、《人模狗样》、《杜拉拉》、《钱多多嫁人记》、《蜗居》等，白领话剧虽已不能像最初那样独占鳌头，却也始终坚守自己的一席之地，即便在悬疑风暴席卷、严肃戏剧复苏的今日，也未曾被取代或是挤出市场。在褪去了白领看似风光无限的生活表层后，近两年的白领话剧开始深入白领生活了解他们的“不容易”。在“想爱不敢爱”、“敢爱不会爱”等普遍存在于白领恋爱中的怪现象被一一搬上舞台后，“剩女”、“经济适用男”这类带有明显特质的现代人群也成为新锐导演们关注的焦点，引发了都市白领们的共鸣。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让人们重拾对喜剧的热爱，所谓的搞笑剧、爆笑剧、减压剧就是在这样的市场要求下被炮制，聪明的戏剧人在话剧的形式中注入了许多无厘头元素和搞笑手段，让人在紧张忙碌工作之余收获一份欢乐。在“搞笑”这一脉上集大成者无疑是享有沪上“票房蜜糖”之称的本帮导演何念，他和编剧宁财神组成的“黄金搭档”在初尝《武林外传》的甜头后，顺势推出包括《罗密欧与祝英台》、《鹿鼎记 》、《21克拉》等一系列极具“减压”效果的作品。80后的何念做戏“不按牌理出牌”，亦无“禁忌规范”，他动用了所有人力范围所及的表演手段，甚至“人工”表现影视大片才有的镜头感，于是观众在台上看到了“失传已久的武林绝学”、“意识流式的飞檐走壁”和“以假乱真的慢动作”……而如今，拥有“何念制造”、“何念导演”两个部分的何念工作室，更将自己的戏剧品牌做大做强，不仅打造《撒娇女王》这样的都市爱情篇，也翻排《步步惊心》这样热门影视剧，更担当制作人将《混蛋攻略》等国外喜剧作品搬上舞台。

　　沪上悬疑剧板块仍以名著改编为“主食”，而阿加莎·克里斯蒂更是当仁不让成为“悬疑剧”的头牌。其名作《捕鼠器》、《无人生还》 、《黑咖啡》等以半年一部的速度得以呈现，并且不断在上海大小剧场轮番献演。这意味着每年起码会有四部阿加莎的作品在各大剧场上演，而几乎每部作品每轮演出的场次都不少于30场。其演出票房之火爆、追捧者之多、演出场次之密集，就连被认为是全球“阿加莎总部”的英国捕鼠器制作公司都叹为观止，制作人斯蒂芬初次来访时就惊讶道：“在英国本土，我们每年除《捕鼠器》外也就一到两部的阿加莎作品会上演。”

　　如今，阿加莎剧的销售更是遵循国际原则，为回馈忠实拥趸，像《蛛网》、《原告证人》、《空幻之屋》等作品都提前半年甚至一年售票，并给出首日售票优惠折扣的策略，这让“阿婆剧票”更为紧俏，往往在数月前已告售罄，反应慢些的观众很可能连着几轮都错过。由阿加莎作品掀起的悬疑风潮不仅造福了自身的票房，也带动了一批或原创或改编的悬疑作品相继问世，来自英国伦敦的心理悬疑剧《黑衣女人》，民营剧社推出的根据海外电影改编的《糖果》、《我不怕》等悬疑作品都乘着这股风潮赢得不错的票房。

　　多年来上海戏剧格局被以“白领+搞笑+悬疑”这三足鼎立模式撑开，虽也显得热闹蓬勃，却总被诟病缺少了一份内在的戏剧力量。近两年 ，随着观剧经验的提升和视野的开阔，话剧迷们开始渐渐对具有思辨性的严肃戏剧热衷起来。《怀疑》、《12个人》等陆续上演并获得追捧并不意外，这样的作品没有过多形式上的噱头，却内涵深刻韵味悠长。

　　对于“严肃戏剧”重又抬头的趋势，《怀疑》的主演周野芒振奋地表示：“其实观众也靠培养的，有些看似晦涩却富含深意的戏也许他们一开始不接受，但是只要你不断精进、提升，不断呈现给他们，总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对于某些观众表示“看不懂”，周野芒直言：“观众之所以感到‘费解’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思考的习惯。有些戏剧需要你集中注意力，剧中每一段对话每一句台词都是别有深意的，如果你仔细听，就能从台词里品出不同意思，而正是这‘言外之意’才是这类作品有趣的地方。”

　　北京：

　　国话的实验先锋叫板人艺的文学品质

　　要说今年中国戏剧界盛事莫过于北京人艺60周年庆典。在话剧数量、品种、样式日趋丰富但有深度和力量的佳作却反比例减少的今天，人们热切期盼着北京人艺的整体亮相，如同期盼着话剧在排除市场等元素干扰下的纯艺术性回归。

　　若现在谁还觉着人艺的作品必然带有浓浓“京味儿”，那恐怕还停留在早期的《茶馆》时代，现在的人艺既有带有老北京风味的《茶馆》、《窝头会馆》，也有探究当下男女、婚姻、家庭的《关系》、《我爱桃花》，既有曹禺经典的当代演绎《原野》，也有以知识分子独特视角审视“忠义”的精彩原创作品《知己》。

　　这样的多样化是否代表着人艺所坚守的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呢？“当然不”，人艺老艺术家吕中言道，“人艺作品样式再丰富，它的根子是不变的、是一样的，经典或是创新都贯穿着人艺的精神。”而濮存昕也表示：“坚持传统也好，勇于创新也好，说到底，所有的作品都离不开人，离不开对人的深刻理解和艺术的表达。而人艺的表达在我的概念里，就是坚守文学剧院的品质，要有思想的光芒。”

　　其实在人艺“缺席”沪上舞台的这二十多年来，上海观众看到的大多数北京话剧还都是“国话”一批新锐导演们的作品。其中代表人物就有学院派的王晓鹰、海归派的查明哲、实验先锋孟京辉及新锐导演田沁鑫。早些年“国家话剧院”每两年会在上海举办话剧周，将导演们的作品“打包”呈现，王晓鹰的《萨勒姆的女巫》、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查明哲的《青春禁忌游戏》及田沁鑫的《生死场》都让观众惊艳。

　　现在，常来常往的导演们压根不用“官方渠道”，孟京辉和田沁鑫更是上海舞台的常客，他们的每部新作几乎都会在首演后数月内亮相沪上。老孟索性在上海安营扎寨开“分舵”，在上海现代戏剧谷建立了个人工作室。而除了成名作《恋爱的犀牛》外，《琥珀》、《艳遇》、《镜花水月》、《爱比死更冷酷》、《空中花园谋杀案》等都曾不止一次在上海亮相，尤其是小成本制作《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已不知上演多少轮，累积至今不下数百场，完全不需要依托宣传渠道，依然能在每轮开票时被抢购一空。

　　和孟京辉相比，田沁鑫也是在上海“曝光率”很高的北京导演之一，作为“国话四大导演”中唯一女性，田沁鑫刚刚带着印有鲜明“田氏风格”的四台大戏完成了她首度沪上演出季。演绎张爱玲笔下上海风情的《红白玫瑰》和展现浓郁北京风味的《四世同堂》，这一南一北两种口味双料呈现的功力，自是田沁鑫独到之处。根据朱德庸知名漫画改编的《大家都有病》也让人见识了田沁鑫难得的幽默，而特邀巨星刘晓庆撑台的《风华绝代》也让人赞叹于她以细腻女性视角表达的对爱情的另一种认知和注解。

　　香港：注重品牌打造和市场运作

　　在市场化竞争越发激烈的今天，评判一部戏剧作品成功与否已经不能单纯只从艺术角度出发了，观众口碑和营销手法往往是作品能否在市场站住脚的关键。在巡演这场耗时耗力的“持久战”中，有借着更多展示的平台收获掌声与喝彩，同时赚得钵满盆满的；也有匆匆亮相便草草收尾，一闪而过消逝不见的。那些仿若流星般划过的作品中倒也并非没有被“错杀”的良品，只是不谙市场化操作，没来得及在“陈列柜” 中站得更久些，自也没机会等待观众醒过神来，品出个中滋味。

　　和内地初登跑道的诸多戏剧团体相比，香港的民营剧团已在浩瀚的市场海洋中扑腾良久，经过大浪淘沙留下的都是艺术特色鲜明又运作有方的戏剧团体。他们拥有更为丰富的市场斗争经验，能更及时而又准确地搭准时代的脉搏、洞悉观众的需求，他们往往很早就树立了自身品牌 ，并将其发扬光大。同“阿加莎”工作室、何念制造、孟京辉、田沁鑫戏剧工作室等尚在成长中的内地品牌相比，台湾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果陀剧团及香港的“非常林奕华”更为成熟也更具体系，虽说到来有先后，但他们闯荡内地市场，也都获得不俗战绩。这份功绩里自有其作品的艺术魅力，但品牌营销和市场运作的成功，也是重要一环。

　　香港话剧“逐鹿中原”意识很早，但“成气候”却很晚。早在2000年，青春舞台的台柱焦媛就以《蝴蝶是自由的》让观众见识了戏剧的“自由度”。但直到2004年，香港话剧界“教父级”人物毛俊辉才率香港话剧团带来《求证》。或许是多年酝酿和沉淀的水到渠成，《求证》首亮相就一举拿下当年“白玉兰”头奖，让香港话剧重回内地观众视野。2005年，同样是毛俊辉的《新倾城之恋》再度于沪掀起高潮，主演梁家辉(在线看影视作品)也凭借剧中出色表演荣登“白玉兰”主角奖榜首。而在世博盛会展开之际，毛Sir还带着《情话紫钗》，作为“香港艺术节”剧目，来沪为世博献礼。

　　和毛俊辉半带官方色彩的文化交流不同的是，林奕华在内地的影响力则完全是凭借一年一部大戏，稳扎稳打渐入人心。2007年林奕华以一部讲述名媛的美丽与哀愁的形式独特的《包法利夫人们》首登沪上舞台，之后以每年一部新作的速度挺进内地市场。2008年，汇聚了张艾嘉、郑元畅、王耀庆三大头牌的《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票房佳绩；次年，由何韵诗、林依晨加盟的《男人与女人之战争与和平》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2010年，金马影后李心洁担纲的《命运建筑师之远大前程》为林奕华的“都市三部曲”画上圆满句号，也确立了林奕华的作品关注现代都市人内心欲望、探讨当下变异的两性关系的特色。

　　而自此之后的《红娘的异想世界之在西厢》及《贾宝玉》，也延续了林奕华对当下两性关系的解读和剖析，对都市人的都市病观察入微的他，时常会在作品里安插那些让人若有所思的桥段，隐匿在各色喧哗综艺秀及残酷职场争斗背后的，是他对这个仿若多棱镜似的光怪陆离的大都会诸多奇特现象的透析。

　　台湾：人文意识的觉醒

　　赖声川应该算是港台戏剧人中对内地影响最大的一个，他的《暗恋桃花源》已被内地戏剧院校选编入教科书。6年前，他放弃了搬来台湾原班人马的想法，选择了黄磊、袁泉、喻恩泰(在线看影视作品)、何炅(在线看影视作品)、谢娜(在线看影视作品)作为内地版的“星”阵容。凭借作品新颖的戏剧结构和讨喜的明星面孔，在2006年首轮演出时便引发空前反响，漂亮打响了第一炮。在此后六年里《暗恋桃花源》排出了不下五个版本，其中甚至有话剧+越剧的跨界尝试。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明星们来来去去，却成就了《暗恋桃花源》在内地舞台上长盛不衰的奇迹。眼看明星版即将迎来六周年的大日子，原班人马又将齐聚拉开新一轮巡演序幕。

　　赖声川“表坊”品牌的深入人心，自然不只靠一部《暗恋桃花源》。赖声川享誉华人圈的相声剧系列，如《千禧夜，我们说相声》 、《那一夜，women说相声》及《旅途中，我们说相声》等等，也在内地极为叫座。除此之外，《宝岛一村》这样融大时代变迁于小人物悲喜的经典之作更是观众追捧的对象。这部由王伟忠和赖声川共同打造的“眷村回忆”，尽管在“进口”之初曾被质疑会否遭遇“水土不服”， 但其所描述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人群的真实生活，还是深切地打动了内地观众，丝毫不受地域差异、文化隔阂的影响。精妙的架构、诙谐的表演、朴实的叙述方法，观众就在这近三个小时的娓娓道来中看完了一场戏，并体会久违了的“笑中带泪”。碍于演员阵容庞大、档期难以调整及成本控制等种种原因，《宝岛一村》无法长期驻扎，但其受追捧的程度却节节高升。至今每到“宝岛”上演季， 依然会有各种人情托上门，不为“要票”只求“开后门买票”，这情景恐怕只有在粮食配给时代才得一见。当然，大牌如赖声川也并非每部作品都“所向披靡”，他的新作《如影随形》来到上海时就曾遭遇滑铁卢，而受邀央视打造的《陪我看电视》首轮演出反响也不尽如人意。

　　和赖声川差不多时期前来“试水”，却出于谨慎直到2009年才大举进军内地市场的台湾屏风表演班掌门人李国修，是典型的摩羯座。凡事思虑周密全盘筹谋才迈步的李国修，带来内地的首部作品也是最能体现“屏风”特色的结构喜剧《莎姆雷特》，这部和经典喜剧作品《糊涂戏班》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原创喜剧，为“屏风”打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尽管不似《暗恋桃花源》那样轰动全城，《莎姆雷特》在城市剧院开张演出季的亮相，也让不少观众见识了有“台湾莫里哀”之称的李国修的高超结构喜剧手法。

　　《莎姆雷特》之后，李国修颇有计划地带来了喜剧小品《三人行不行》，并于去年带来了凝结其生活体悟的情感力作《京戏启示录》。《京戏启示录》是李国修半自传性的作品，也是他戏剧创作巅峰的作品之一。剧中“传承与自省”的主题，令观赏者无不感动。 该剧以“戏中戏”的叙事结构以及多媒体技术将剧中的风屏剧团、梁家班与《打鱼杀家》等京剧穿插交叠，五个不同的时空交错转换，借着话剧与戏曲之间的进出，勾勒出戏剧与真实生活的自然连结。李国修在戏中扮演自己的父亲，透过角色与自我对话，在真实回忆与虚构故事交杂之中，让观众对戏剧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认，而李国修借此更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的追思之情。

　　台湾三大剧团登场最晚的恐怕是果陀，在表坊、屏风都已安营扎寨后，果陀才带着《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姗姗而来。这部果陀酝酿三年的力作，还在首度来沪时就撞期李国修的《京戏启示录》和相声瓦舍的《东厂仅一位》，最初着实让人担心。可幸运的是，果陀还有一宝，那就是被台湾剧界誉为瑰宝的“金宝”金士杰。让人意外的是，这部没那么多花哨形式的探讨人生的作品，不但没在票房上逊色于同期的两部作品，更打破了原先哲理剧叫好不叫座的“魔咒”，短短半年内梅开二度还都一早挂出售罄牌。这其中当然有原著的精神力量，但金士杰炉火纯青又举重若轻的表演，或许才是话剧迷们追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