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之事后人之师”：我看新版《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的改编工作，历经一年，花了几个月时间看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小说全集，话剧，大学时期都看过。《四世同堂》边改边看，边看边改，大概有五六十遍，视频聊天的时候，黄磊开玩笑，说看烂了五六十本，后来成了定论，特别更正一下。

　　老版《四世同堂》，小时候看过，为了改编，又看了一遍，感觉话剧腔太重，画面黑乎乎的，有很老气的地方。李婉芬的表演了不起，大赤包一死就没什么可看的了。

　　在改编过程中，对原著的忠实，是一个原则问题，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老舍先生的作品充满了尊重和谦恭的态度。

问题在于，针对现代观众口味是这部电视剧存活的条件，你拍的旧，照着书抄，只有个把老粉丝们看一看，成了做古董。按现代观众口味搞，把节奏加快一点，很多人可能会骂，但老舍能够被年轻人所理解，这个故事不会进博物馆，不会死掉，权衡一下，宁选后者。

　　老粉丝们一捧，就把戏捧死，这是一部名著，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不能跟着少数人陪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爱老舍，改编老舍。

　　在改编过程中，我也看到了北京话作为一种方言的局限性，尽管它和普通话十分接近，很多口语活泼有趣，但是它也有信口开河、东拉西扯、言不及义的特点，说车轱辘话，你说前门楼子，他说热炕头子，过分强调口腔快感。

　　《四世同堂》最核心的部位，是老舍对民族性的批判，老舍在小说里，批评牛教授为了做学问当汉奸，北京话说的最讲究，或者用观众的话说，最有“京味儿”的，是大赤包一家，那是老舍的态度，你们玩弄这些东西，亡了国，你们还玩呢？而且电视剧也要面对南北，北京话对南方观众也有影响，买椟还珠的工作是不能干的。

　　其实现在北京籍，能说一口土话的演员太少了，你在北京城走走，能说这种土话的人都少，这是现实问题。

　　那么老舍先生《四世同堂》的核心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的民族文化出了毛病，日本人一来，把大家弄醒了，过去一直以来，不是皇上就是张大帅李大帅，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什么时候应该忍受？什么时候拿起刀枪反抗？这些接近于现代人思维的东西，在当时的北平是没有的，瑞宣和钱先生继承下来的民族主义精神，是岳飞和文天祥的遗产，大部分人还在赏花、买兔儿爷、玩戏子、玩京味。孩子很小，就变得懦弱、老成、奸猾，老舍是从文化里找问题，幽默是他的手术刀，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作家，不是说相声逗大家玩的。

　　现在好多观众觉的新版《四世同堂》人物太现代化，冠晓荷和大赤包的官迷，太像今天的人，去看看原著，台词还是原台词，你会惊讶地发现，这种流毒还在，我们还没有真正解决精神上的病根，在一个压力来临诱惑也来临的时代，我们有多大能力去抵御这些压迫？

　　前人之事，后人之师。跟今天的观众对话，对老舍民族批判性的继承，是这次改编的重点。

　　有人说，新版《四世同堂》是受攻击最多的电视剧，我大概也看了一下，主要是两条，一是该不该拍？二是京味不足。

　　说到该不该拍，《四世同堂》肯定比时下的娱乐剧更有民族性，更值得继承。这种愤怒并不少见，当年改编新版《射雕》，我就经历过一次，人家香港人改多少道都不为过，我们改一次就该判死刑？香港人不知道拍了多少次，也没见大陆网友去攻击。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说明我们现代文化的包容性太差，中国过去不这样，我们向来是以能包容四海著称的民族，唐代的时候，连波斯艺术，连他们的乐器都保留下来了。

　　意大利人请张艺谋导演《图兰朵》，张艺谋用京剧的形式排出来，没见意大利粉丝痛心疾首地说，完了，经典被你们糟蹋了。

　　英国人请李安拍摄《理智与情感》，是想用东方导演把他们民族的名著搞出一番新气息出来，好像也没有听到英国文学迷愤怒地要求停止拍摄。

　　举例子多了，莎士比亚的戏一改再改，《罗密欧与朱丽叶》被改成黑社会枪战版，有人作过统计，莎士比亚是全世界改编电影次数最多的，那是英国人的骄傲，全人类的财富，什么是包容性？这是包容性，这是让我们全民族都认识到我们自己文化中的精品是什么，不是永远停留在某个年代里，不是成为某些人的专利。

　　黄磊说，经典，经的起一改再改，我支持他的说法。

　　我说过我们不想拍经典，很多人对此不满意，这是真话，我不觉得老版是经典，也不觉得我们是，经典要等百年风雨冲刷以后再说。能本着一点责任感和对老舍先生的热爱，把这件事情做出来，这就是创作和拍摄电视剧的初衷。

　　改编这部作品，对我个人来说是永生难忘的经历，所有的欢乐都来自于向老舍先生的学习，在情节结构的关节部分，我们做了一些针对时代的调整，如果观众不满意，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如果通过这部电视剧，让我们大家真的能对老舍先生有一个思考，甚至进而去读一下原著，功德无量。

　　作为《四世同堂》的改编者，我为自己受惠于老舍先生而感到莫大的自豪，并愿为这件事情付出一百二十分的努力，他对于我，始终保持着导师的地位，直到今天，他仍然比我们中的任何人更现代、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