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 我与“7”很有缘(图)

1976年本文作者（中）与高中同学合影

当时的高考试卷。

　　1977年12月10日下午，当我交上数学答卷走出考场时，“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就算结束了。隔一天就是我的17岁生日，这一时间离我高中毕业整整还有7个月，我们常合堂上课的两个班作为在校生被推荐参加这次高考的共7人，加上考语文时的７张答卷纸，说起来1977年高考我确实与“7”有缘。

　　两个班共选7人参加高考

　　1977年我在日照涛雒公社中学（现日照市第五中学）读高中，那时高中是两年制。大约在10月份，算来是高二上学期，班主任滕老师告诉我国家恢复高考了，当时我们并不了解“恢复高考”的真正含义，只知道过去电影《决裂》里摸摸手上有老茧、根红苗正就能上大学的“标准镜头”现在变了。

　　我们那一届高中生是1976年9月入学，全公社除一所国办高中外，每个管理区都有联办农中高中班，公社中学的招生名额分到各个村，由各村推荐，按照村干部、烈军属、贫下中农子女的顺序，我第一轮没有被推荐上，后来由于我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全校第一，才推荐了我。我们这届高中学生文化课水平参差不齐，全校共4个班，按教师任课的情况，一二班、三四班常合堂上课。因为刚上高二，同学们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并没有引起多么强烈的反响。11月初滕老师在班会上宣布，优秀的在校生也可以参加12月份的高考，我们班要选几个去“试试”。根据考试成绩我是第一个被选中的，一起上合堂的两个班共选了7人。

　　一篇作文用了7张纸

　　当时高二还有一半的新课没学，而且老师也只说去“试试”权当练兵，第二年再来真的，所以我们思想上没什么压力。利用考前一个多月时间，既学新课又综合复习。滕老师支招说，没学过的就不要补学了，到时候有这样的考题就放弃，重点复习学过的，能把学过的考题都做对就能考出好成绩。

　　高考考场上，和我同桌的是一个30多岁的老三届考生。12月19日上午考语文，试题是文理一卷，但理科考生只写一篇作文《难忘的一天》。这样的题目我从小学就练习写过，并不感到陌生，就按一般的记叙文写作，写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参加公社组织批判大会的一个场面。当时每个考生先发给3张比16开大一点的答题纸，不够再要，我粗略构思后用一张纸草拟了个提纲，写作时又浪费了一张纸，由于比平时写作文时字写得大，一会儿就写满了一张，连着又要了两张，再要第3张时监考老师犹豫着先到我座位旁看了看我写的作文，才发给我纸，快到结尾处这张纸又写满了，无奈只好再举手要答题纸。可能因为我是这个考场要答题纸最多的考生，也可能因为“文革”刚结束、白纸紧缺的缘故，这时一些考生都转过头来看我，监考老师说，“每个考生一般用3张，你自己就用了3张了。”事后我了解到绝大多数考生作文中都写了毛泽东逝世这难忘的一天，使得主题雷同，像我选的这个主题相对就能多得分。当时，两天共考了4科，答卷时都是另发答题纸，只抄题号答题，考完后可以把试卷带走。我的4科原始考卷至今还保留在我的书箱里。30年过去了，前不久看到《齐鲁晚报》的征文启事，我又找出了有些发黄的考卷和当年我答题时做的标记，令我感慨不已。

　　第二年才考上大学

　　1978年元月1日，我接到了预选通知书，合堂的两个班选中的7人中就我一个，另两个班还各有一人接到通知书。这在当时的公社中学，其轰动效应不亚于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我们的名字被用大红纸公布在人流最多的公社党委大院对面的墙上，有点像古时的状元榜。我们村卫生室的孙医生是村里第一个看到我名字上榜的，回村后专程到我家告诉我父母。消息传开后，村里的人都认为我“中”了，热闹了好一阵。但和现在不同的是，被预选的人经过政审、体检等程序还要淘汰三分之一。填志愿时，我竟不知道大学里也培养教师、医生，更不知道上大学具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上大学是为了当科学家。于是，我就按班主任老师的意见填写了志愿。结果，我们3个被预选的在校生经过一系列程序后，到最后一个也没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遗憾的是我们3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那时不发成绩单，也不知到哪里去问。

　　后来，学校的罗校长把我找到办公室，鼓励我把高中课程全部学完后，1978年要考出好成绩。不负老校长的期望，我们被预选的3人1978年全部被大学录取，我是当年我们班唯一被高校录取的学生。

　　30年前恢复高考，为中国的腾飞积淀了力量，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