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她的老公一样，安吉丽娜·茱莉也获得了今年的奥斯卡提名--最佳女主角。新作《调包婴儿》是大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根据真人真事拍摄的，影片中，茱莉饰演一位丢了孩子的母亲，后来孩子由警察送回家了，但她却发现那并不是她的孩子。这次的采访，情感色彩很重，茱莉告诉了我们她母亲的去世是如何影响她这次的表演，以及跟克林特的合作是怎样的一回事。
记者：我们在看《调包婴儿》的时候觉得蛮痛苦的，是不是你们在拍的时候也觉得挺痛苦的？
安吉丽娜：嗯，是同样的，我觉得这部片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同时我也在想，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因为这个母亲经历了许多，所以它同时也是很吸引人的一个故事。
记者：那有没有哪一场戏让你觉得拍起来特别的难？
安吉丽娜：我觉得最难的应该是在影片开始的时候，我在打电话的那个镜头吧。那个时候的主人公内心是十分恐惧的，我不想只是从外部表情、动作上去表现恐惧，我不想就只是走到电话前，拎起电话告诉警察我丢了个孩子。
记者：那作为一个母亲，要演电影里的这个角色，你觉得自己可以把握得到吗？演起来难吗？
安吉丽娜：是啊，是很难。我第一次读到剧本的时候，我就无法放下，不过我当时也说，“不，不行”，我不拍这部电影，因为它太令人伤心了。但之后我却一直在谈论女主人公，我希望我身边的人知道这位“传奇”的女人。但对一个母亲来讲，这其实是蛮恐怖的。我总是把我的孩子带在身边，我会回家吃午饭，结束一天工作后我也是回家，会有点晕头转向的。我发觉啊，原来我在家里是这么的笨和糊涂，不过我很高兴自己知道孩子现在在哪里，知道他们都平安无恙。
记者：电影里你的角色很被动，你有没有觉得很沮丧？
安吉丽娜：嗯，这是最困难的一点。一般来说，我在演戏的时候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按照我自己自然的情况去随机反应，但是那个时刻的女人，不是说她相信警察就行了，而是她哪儿也不能去，什么也不能做。她不能走错任何一步，当她说出自己的想法时却被监禁了，她得跟那群乌合之众作斗争啊！当时是1928年，她只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单亲母亲，是得不到别人任何的一丝尊重的。我自己没办法深刻理解这些，但我母亲可以。那个时候虽然不是1928年，但有她的一些事情：我母亲叫Marcheline，不过我们都开玩笑叫她Marshmallow，因为她是世界上最温柔、最和蔼的一个人。她真的很好，从来不生气。母亲对自己的生命不会强求，不过一旦说到她的孩子们，她就会变得很强硬，这就是真实的她。对我，在她那里就是学到如何在该优雅的时候优雅，在该强硬的时候强硬。
记者：跟其他你合作过的导演比较，克林特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的？
安吉丽娜：克林特是以“一次过”或者拍两次著名的，这个对演员来说是挺恐怖的事情的。但正是因为这样，你知道克林特不会榨干你的情感。举个例子，就像让你拍走过一扇门，他会准备很多，让你把内心底的全部带出来，一旦感觉到了，他就会抓拍住，所以有些时候他真的是让你自己去挖掘自己。也正是因为他很少NG，所以你会觉得一切都很新鲜。
记者：大家对这部电影能拿什么奥斯卡提名都挺期待的，对你来说，拿一个提名有多重要？我好像听说你弄丢了一个奥斯卡小金人……
安吉丽娜：没有，实际上我没有丢。我只是把它给了我母亲。一般人会把特别的东西放好，但我母亲不会，我现在也不知道母亲把它放到哪儿去了。现在她去世了，我们找遍了所有她的东西，但还是没能找到！对于任何一部你用心付出，并且感到骄傲的电影，里面任何可以见证它的都意味着许多，不过，如果没有什么可以见证它的，那你就只管拍就好了。
2月5日，身为茱莉联合国亲善大使的茱莉前往泰国，拜访了缅甸难民在当地的一个营地，她说：“我希望这些难民将很快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帮助他们，让他们有工作，并让他们在返回自己的国家以后能自力更生。”对于难民，安吉丽娜·茱莉总是希望能够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他们，她在跟当地政府交谈的时候，说希望政府能够给予北方的110，000名难民自由身份，让他们可以自由流动、搬迁，让他们享受更好的教育。“我在难民营遇到一个21岁的女人，她是在营里出生的，到现在一直没有离开过那里，现在她也还是在营里抚养她自己的孩子。”
茱莉到访期间，她在一所寄宿学校见了许多孤儿，还有不少十几岁的女孩子，他们害怕被送回缅甸。茱莉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直表示，希望能够和泰国政府很好地沟通，希望能让当地政府加快解决缅甸难民的问题，“至少不用遣他们回去，如果那里有危险的话。”
茱莉有一句话经常被引用，“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罪，只要不是有意去伤害别人，我相信人们犯错只是因为冲动。一辈子都不要裁定别人，人得完全自由开放。”或许正是她所说的，才让她成为了国际影星、国际母亲和国际亲善大使。
(责任编辑：杨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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