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 回顾那些属于电影的疯狂日子(图)

大光明电影院

观看露天电影的观众

　　核心提示：　1988年《红高粱》捧回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实现了内地电影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上“金奖”零的突破。第五代的导演们一发不可收拾。1992年《秋菊打官司》擒下威尼斯金狮，1993年，《霸王别姬》笑傲戛纳金棕榈。

　　1988年《红高粱》捧回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实现了内地电影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上“金奖”零的突破。第五代的导演们一发不可收拾。1992年《秋菊打官司》擒下威尼斯金狮，1993年，《霸王别姬》笑傲戛纳金棕榈。与此同时，中国的第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在1993年正式创办，奥利弗·斯通、索菲亚·罗兰、大岛渚、徐克等著名电影人都是当年的列席嘉宾。诸多的国内、海外得奖影片也培育起了一批爱好“艺术电影的观众”，也带起了上世纪90年代活跃一时的艺术电影院。

　　《红高粱》 “墙外墙内一样香”

　　曾培育过贾樟柯、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曾在《中国银幕30年：探求现代性的时代步履》的学术论文中这样写道：“1987、1988这两年，蓦然间呈现出一个个摩肩接踵并带有群体阵容和气势的‘走向世界’的新的兴奋点，诸如《红高粱》从第38届柏林电影节抱回‘金熊’，《盗马贼》在第4届第三世界电影节荣获大奖，《老井》在东京国际电影节折桂，《芙蓉镇》参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孩子王》入选戛纳正式比赛，还有意大利贝特鲁齐的《末代皇帝》、美国斯皮尔伯格的《太阳帝国》，都以中国为题材并跑来中国拍片，由此一来，‘中国电影学派’顿时就在世界上蔚为一片东方 ‘新大陆’的奇观。不妨说，改革10年，到了1988年便迎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电影年’，这是时代给予中国电影的一个恰逢其时的机遇。”

　　在黄老师这一段盛赞1988年中国电影辉煌的文字中，有两部电影都跟张艺谋有关。他导演的《红高粱》为中国电影拿下了第一个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的“金”奖，他主演的《老井》，让他在东京封帝。《红高粱》是张艺谋以“导演”身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1982年进入陕西电影制片厂后，张艺谋在第五代成名的几部影片《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大阅兵》中，担任的都是摄影师的角色。据《红高粱》小说的原作者莫言回忆，1986年，他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那年暑假，张艺谋毛遂自荐地来找他，说他看好了《红高粱》，想当导演。莫言和张艺谋只谈了不到十分钟，就达成了共识。投资成本70万元，在当时拍电影而言，算是个不小的数字。不过，当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和莫言第一次看到《红高粱》时，他们觉得，那个场面的震撼与投资是完全成正比的。

　　1987年底，刚刚制作完成的《红高粱》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代替临时转投戛纳电影节的陈凯歌新片《孩子王》，去参加次年的柏林电影节。就是这一次的顶替，把张艺谋送上了电影舞台的一个高峰。柏林金熊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的最高荣誉。《红高粱》创造了这个荣誉，同时，这部电影也开启了中国电影“先走海外电影节，再攻国内市场”的一个先河。《红高粱》在当年是成功的。据说，在当时电影票都还只是几角钱的时代，《红高粱》的票价一下被炒到10元。但在《红高粱》之后，尤其是第六代电影人的时代，想要重复“墙外墙内花都一样香”，就很难再办到了。

　　带手绢看《妈妈，再爱我一次》

　　1990年，每个正在念小学的80后，都被集体带进电影院，看了一部名叫《妈妈，再爱我一次》的电影。这部台湾独立制片富祥公司摄制的低成本伦理悲剧片，故事改编自台湾民间故事《疯女十八年》。该片在台湾上映时并未获得重视，只上了几天便悄悄下映，在海外市场更连公映的机会都没有。可是，当《妈妈，再爱我一次》于内地公映时，却创造了超过2亿人次观看的惊人纪录。当时负责该片发行、宣传的钱月明回忆说：“那个年代的台湾片不如香港片火，我们当时在试印《妈妈，再爱我一次》这个片子的拷贝时还有点犹豫。内部人员看了之后都很感动，但不知道能不能让观众感动，结果洗印了130个拷贝，还觉得这个数目太大胆了。当时河南、江苏、浙江、辽宁、湖北、福建、四川等几个大的省份拷贝需求量比较大，我们还想，万一人家没有定购那么多，我们就多给它们一些。没有想到的是，观众反应特别强烈。《妈妈，再爱我一次》是那几年中拷贝洗得最多的一部电影，素材带都被洗烂了。一般来说，每个拷贝放映300场就要报废，但当时有的拷贝连续放映500场的都有，有的因为放映次数太多，开头和结尾都没有了，还在放映。”在当年，内地电影从业人员对电影包装的观念还不是很强，钱月明说那句“请带着手绢进场”是后加的，因为市场反馈回来的信息说观众都哭成一片，不光是女性，包括男性都哭。

　　多年后，当80后的我们作为记者采访影片中的“妈妈”杨贵媚时，才知道当年演这个角色时，杨贵媚才18岁，“让我演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我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幸好有我妈妈在背后当军师，找了很多朋友为我出谋划策。最后电影拍出来后，我妈妈带头感动得直掉眼泪，直夸我体会到当母亲的真髓了。”演完《妈妈，再爱我一次》，杨贵媚俨然成为“全中国最知名的妈妈”，她说那时候她来内地，她去打车，司机不肯收钱，她去住店，服务生抢着要帮她买单。

　　上海国际电影节诞生

　　每年6月中旬，上海影城都会格外热闹。上海国际电影节，对于热爱电影的沪上观众而言是一年中最该买票看电影的时刻。追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办，一个最重要的名字是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吴贻弓。

　　1988年，张艺谋从柏林捧回了金熊奖，吴天明从东京带回了金麒麟，于是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上，几位导演坐到了一起，开始讨论中国创办国际电影节的问题。彼时身为上海电影局局长的吴贻弓，心底里盘算着筹备上海国际电影节。1992年，吴贻弓对现任电影局副局长江平说了一句话：“我们要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在中国电影界可能会留下‘史话’这样的意义。”同一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创办上海国际电影节。1993年2月，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宣布成立，吴贻弓担任执行副主席，当时的上海电影局副局长张元民任秘书长。1993年5月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国际制片人协会正式认可并接纳上海国际电影节。

　　1993年的10月7日至14日，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当时出席的国内外电影人，至今仍被老一辈的电影记者们津津乐道：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日本著名导演大岛诸，中国香港著名导演徐克，好莱坞著名影星索菲亚·罗兰，中国内地著名女演员巩俐等。然而，风光背后，危机很快也显现了出来。尤其，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与上海电视节“双节”共同举办后，开始有媒体质疑这个中国唯一A类电影节的成色。到第六届时，甚至有媒体“怀疑”上海国际电影节“降级”了。

　　为了解答媒体的疑惑，在第六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国际制片人协会(FIAPF)电影节部主任菲里斯·莫兰女士专程与媒体见面沟通。她特别解释，FIAPF批准认可的国际电影节仅仅是按不同属性分为A、B、C、D四类。A类，竞赛型非专门类电影节：目前有12个；B类，竞赛型专门类电影节：此类电影节突出特定的主题(如新导演或新类型)或突出一个地区(如亚洲电影)，目前有25到30个；C类，非竞赛型电影节：此类电影节不设评奖，目前有10到15个；D类，纪录片和短片电影节。所谓的“A级”电影节其实是记者的一种发明。

　　误会虽然澄清，但对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化”问题，伴随着电影节每一年的举办从未停止过讨论。

　　《霸王别姬》戛纳捧金棕榈

　　1993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上，发生了两件对中国电影有历史性意义的事情。一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得到国际制片人协会的认可和接纳，圆了几代电影人希望中国有自己的国际电影节的夙愿。第二件，就是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作品《霸王别姬》捧起了当年戛纳的最高荣誉最佳影片金棕榈奖。

　　在《霸王别姬》前，陈凯歌的《孩子王》成为首部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电影，而后，他的《边走边唱》也曾有份角逐金棕榈。两次怀揣希望却失望而归的陈凯歌，拒绝柏林电影节邀请《霸王别姬》参赛的好意，因为在当时，陈凯歌和制片人徐枫的心里只有金棕榈——放眼整个亚洲，只有日本导演今村昌平的《樽山节考》得过的最高荣誉。

　　启程戛纳前，制片人徐枫已经把《霸王别姬》戛纳夺奖看作是去打一场硬仗。当时，《霸王别姬》在商业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香港本埠票房1500万港币，海外版权销售超过80%，但在制片人徐枫心里早已暗暗下定决心，要在《侠女》代表中国电影首捧戛纳技术大奖16年后，于戛纳再赢回一座更高的荣誉。

　　在已为影片制作投入了2000万港币后，徐枫又带着300万港币前往戛纳。这笔费用中，有一部分徐枫拿来印制28页的宣传手册，对影片的故事背景和人物关系都进行了详细介绍。另有一部分，徐枫拿来为女主角巩俐定制了一身白色的旗袍。因为前一年的9月，巩俐就是穿着一身白，凭《秋菊打官司》封后水城威尼斯。同时把最佳影片和最佳女演员两个奖项给予一部电影，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上并不多见。因此，徐枫有理由相信白色会给巩俐，会给《霸王别姬》带来好运。同样有点迷信的是陈凯歌，在整个戛纳之行中，他的手腕上一直绑着一根黄丝带。丝带上有个幸运结，很像是一枚棕榈叶。

　　那一年的戛纳电影节，有23部电影角逐金棕榈，《霸王别姬》最大的竞争对手有二：侯孝贤的《戏梦人生》以及美国女导演简·坎平的代表作《钢琴课》。而后者因为身怀六甲，被认为还可能博取评委们的同情分。

　　在正式颁奖前一天，《霸王别姬》先抢下了代表影评人意见的费比西大奖，也就此结束了中国电影25年与该奖无缘的历史。而最后戛纳给出的得奖名单，多少有些让陈凯歌哭笑不得。侯孝贤的《戏梦人生》赢得了评审团特别大奖，而《霸王别姬》则与《钢琴课》并列赢得最佳影片。换句话说，那一年的金棕榈下了双黄蛋。

　　尽管不是第46届戛纳电影节唯一的金棕榈大奖得主，但《霸王别姬》的确创造了历史，并且至今未被打破。遗憾的是《霸王别姬》因为涉及同性恋题材，当年在内地曾遭到全面禁映的命运。在戛纳得奖后，该片终被“允许上映”但“不允许宣传”，因此并未有相关票房上的数据。

　　艺术电影院曾经辉煌

　　1982年，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顾长卫、李少红、张建亚等一批优秀的中国电影人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俗称第五代。因为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的慧眼识人，第五代迅速得到了拍片的机会，1984年诞生的《一个和八个》，1985年诞生的《黄土地》等影片，在中国电影界激起不小的涟漪。然而，影片的质量得到专家评选的“金鸡奖”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第五代创作初期的作品，与当时的电影观众之间存在着无法妥协的距离感。自然，这些作品也没有受到发行公司和电影院的欢迎，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等影片只有两三个拷贝，而李小珑的《鼓楼情话》和吴子牛的《晚钟》等影片更遭遇了零拷贝的命运。

　　为了替新导演们拍摄的这些艺术电影寻找市场和观众，中影公司在全国九大城市选择了11家电影院专门放映这些作品。

　　“专门找一个地方放映文艺片(国产片)的尝试，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胜利影院开始的。但放完了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它也就面临着片源的问题。”第四代导演郑洞天如是说。据郑洞天自己介绍，他与谢飞导演曾试图建立一条“艺术院线”。为了给计划中的海淀区艺术院线排片，谢飞导演甚至去日本电影资料馆和对方谈价，如果把黑泽明的四五十部电影借过来放映，需要多少费用呢，结果人家开了个非常惊人的低价，让谢飞等备受鼓舞。

　　然而，外忧容易解决，内患却是谢飞和郑洞天无法预料的。对于谢飞谈回来的“黑泽明系列”电影，海淀区各大学里负责放映电影的人担心地表示：“万一学生不爱看，没人买票怎么办？”还有，当时为海淀区电影发行公司供片的北京市公司也不支持这个“艺术院线”，甚至表示说：行啊，你就放这些“艺术片”吧，其他赚钱的片子就不排给你了。

　　北京的这个艺术院线计划就此搁置了下来，但上海胜利艺术电影院在单兵作战的情况下，居然也红火了好一阵子。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胜利独家上映根据王朔同名小说改编，由夏钢导演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时，443个座位的影厅连续满座放映了3个月，售票处必须拉起铁栅栏阻挡没买到票的观众。

　　1992年起担任影院业务经理的顾敏，回忆起在胜利的时光，颇为自豪，“那个时候没事就去电影公司的片库里‘挖宝贝’，找那些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像凯瑟琳·德纳芙主演的《最后一班地铁》，还有《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都是被我从片库里拣出来的。”1992年的情人节，顾敏安排了《罗马假日》和《柏林之恋》两部爱情电影，受到了观众的热烈响应。原定放映三天却欲罢不能，最终连映14天。而在沪上其他电影院热映《夺命飞刀》和《碧血剑》等古装片时，胜利艺术电影院却剑走偏锋，独家放映刚从柏林捧回金熊奖的《香魂女》。遗憾的是，1995年因为机构调整，胜利艺术影院逐渐失去了片源优势，加上单厅影院逐渐被市场淘汰，胜利艺术影院的辉煌最终成为历史。

　　从内部片到录像厅

　　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下的影迷，如果希望看到一些电影院不放映，但自己很感兴趣的影片，大部分都会求助于盗版。而在1980年代中后期，影迷们选择的是“内参片”。位于宁波路的上海新光电影院1980年代一度以放映内部观摩片闻名。“内参片”是历史产物，在思想禁锢时期，外国电影往往只能以“内参片”的形式放映，新光、永乐宫、武警会堂、上译厂等都是内部电影的大本营。

　　“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内部片都是从香港过来的，原意是电影从业人员‘内部参考学习’。但后来发现，这样的‘内部放映’其实也是可以盈利的，反正要占用影厅、设备，不如开门卖票。”吴鹤沪进一步介绍说，内部片营业性放映被“默许”后，市场上出现了更加盗版、更加混乱的录像厅。“那个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去香港买的。1988年的时候，那个LD，400元一张，还是挺贵的。但做营业肯定还是合算的。”担任大光明经理时，吴鹤沪也曾辟出一个厅做录像厅。而且当时大光明的录像厅走的还是高端路线，以沙发为座椅，前设小桌，用激光投影机放映，虽票价较高，但上座率颇好，“其实那时候，一些家庭也有录像机了。但片源肯定没有录像厅那么丰富。其实很多音像制品跟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影片在电影局审查没过，但音像制品在文化部通过审查，尤其是一些香港的电影。”

　　许多对香港电影如数家珍的影迷，都曾在录像厅内流连忘返。从一部部港产武打片、枪战片中，内地观众认识了成龙、周润发、刘德华、周星驰、胡慧中等等香港明星。生于1970年代的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在年少时，曾一度把泡录像厅作为重要的课外活动之一。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无法摆脱港片的影响，很多东西都是从港片中学到的，如男女情，兄弟情，甚至正义感……”深受《英雄本色》、《喋血双雄》、《警察故事》、《醉拳》、《新独臂刀》和《十三太保》等一系列港片的熏陶。所以，在贾樟柯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港片元素，或声音，或画面。《任逍遥》更是还原了一代人的录像厅情怀。

　　据统计，到1990年，中国录像厅发展达到最高峰，全国范围不完全统计有5万多家大小录像厅。通宵放映曾衍生出录像厅另一功能———住宿。常有住不起旅店的人来“看”夜场，因为花三五元钱就能在录像厅睡到天亮，比住店便宜多了，虽然吵了点儿。

　　后来录像厅怎么会消失的呢？对这个问题，吴鹤沪的回答是：“太乱了。很多录像厅到后来开始放映淫秽录像，对文化生活的冲击非常大。后来就出了一个文，从上海开始，取消营业性的录像厅。”

　　【电影院故事】

　　>>大光明电影院

　　1988年，拥有“远东第一影院”美誉的大光明电影院，在其中国第一家宽银幕电影院、第一家四声道立体声电影院、第一家四星级电影院的头衔之上，再增加了一笔“第一家推出周末通宵场”的电影院。

　　>>上海影城

　　1991年岁末，历时四年建设的上海影城闪亮登场于番禺路新华路口。当时拥有5个放映厅的上海影城开启了多厅影院的先河。这座新兴的影城很快取代了大光明在上海电影院中的龙头地位，成为沪上影迷最佳的观影场所之一。而上海影城的建造在两年后还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从1993年起，上海影城一直担负着国内唯一A类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主会场的重任。

　　>>胜利电影院

　　位于虹口区的胜利电影院如今已成为胜利街咖啡馆。这座建造于1929年的电影院，曾在1989年时，被中影公司“指定”专门放映当时还是新生导演的第五代人的作品。胜利电影院也因此改名为胜利艺术电影院。

　　初名好莱坞大戏院，地址乍浦路408号，由张志标(魔术师张慧冲之父)创建，民国18年2月11日开幕，未几即停业。随后由德商、英商接办，先后改名国民大戏院和威利大戏院。民国31年售与日人律吉悦夫，更名昭南剧场。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上海市社会局接收，改名民光剧院。1949年6月7日由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接管，同年12月易名胜利电影院，曾一度易名胜利新闻科教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