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波兰斯基：我没有任何理论但有自己的原则

　　10 月27 日，在北京电影学院800多名学生面前，罗曼·波兰斯基又回味了一遍自己的“壮举”。

　　2007 年的戛纳电影节，32名世界导演共同为戛纳60周年拍摄了一部短片集。面对记者，名导们坐成两排。“但是记者都是问些平凡、无聊，甚至低能的问题，其中有很多众所周知的世界重量级老导演，对于记者来说却是十分陌生，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

　　大多数导演都昏昏欲睡，波兰斯基站起来，向记者发飙：“你们就知道在电脑前敲下字母，在把这些导演的名字前后加上一些句子，然后发表在报纸上，这就是记者所做的工作”，“这实在太浪费时间了，而且到饭点了。”说完，波兰斯基自顾自地离开了。

　　“结果，记者们都大吃一惊，反而对我的评价非常高”，说到这里，波兰斯基很自然地扬起下巴，嘴角向上翘，脸上带着胜利者的笑容。

　　今年75岁的波兰斯基头发花白，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年轻人，穿着深蓝色的牛仔裤、黑色的夹克外套、轻便的旅行鞋。偶尔坐得时间太长，他走起来路，左腿会显得有点不自在。他的脸上并没有出现和年龄相符的皱纹，轮廓还保留着做演员的俊朗；语速很慢，但仍然掷地有声。

　　此次，波兰斯基跟随波兰电影展代表团来到北京，在京呆了足足5天，最后一天的行程是在北京电影学院讲课。这位老导演举手投足之间的魅力和幽默的语言，让全场气氛非常热烈，台下有女影迷不断疯狂地朝他大喊，“Master，Iloveyou ”。讲课结束，上百名热情学生冲上演讲台，围着波兰斯基希望得到他的签名。那辆黑色奥迪A6 座驾距离他只有10多米，8名保安人员“拎”着身材瘦小的波兰斯基，艰难往前挪动，整整用了15 分钟才到达。

　　“我非常感动，从来没有想到我在中国会这样受欢迎，我相信，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我都不会这么被热情欢迎。”波兰斯基告诉记者。

　　被舆论淹没的导演

　　每个接触过波兰斯基的人，都会向记者特别加注一句，“他的人生经历非常曲折、复杂，这对他的影片有巨大的影响”。

　　在大众媒体上，介绍波兰斯基的传奇经历大致如此：母亲死于纳粹集中营，年轻时他侥幸逃脱波兰兵役上了电影学院；在好莱坞如日中天时，爱妻却遭到杀害；1997年，他因涉嫌强暴13岁的模特而锒铛入狱；此后，他再未踏上美国，至今还是美国的通缉犯。

　　今年6 月，根据波兰斯基本人经历拍摄而成的纪录片《被通缉和被渴望的波兰斯基》在HBO播出。该片就波兰斯基30多年前的性丑闻展开调查，包括法官、律师、以及当事人都进行了调查，尖锐、直接地呈现整个事件。波兰斯基本人在北京并没有回避此事，他告诉记者已经看过了这部影片：“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纪录片，第一次能够在不被外界干扰的前提下客观真实地反映事情的经过，也为我在美国所碰到的种种问题揭开迷雾，我非常欣赏它。”

　　“我已经记不起最后一次读到波兰斯基的电影评论（而不是轰动的花边新闻）是什么时候了。于是，我决定与波兰斯基访谈，把他依旧当成我所敬仰的优秀艺术家，而不是私生活充满问题的主角。”美国画家泰勒·蒙特根在采访波兰斯基时说。

　　1933 年8月18日，波兰斯基出生于巴黎犹太人家庭，不久，法国兴起了反犹、排犹浪潮，波兰斯基一家迁回波兰老家。他曾经拍出《水中刀》、《唐人街》、《苔丝》、《钢琴师》等代表作，均以孤独、阴冷、奇情见长；他也是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戛纳金棕榈大奖、柏林金熊奖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得主。

　　当波兰斯基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他是个幽默、有点吹毛求疵、要求完美主义的小老头。担任波兰斯基翻译的赵晶小姐告诉记者：“他和我想象中的人完全不同。他的所有电影的主题都非常阴暗、沉痛，如果不是担任这次翻译工作，打死我也不愿意看他的作品。但是当我看到他本人，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乐观、开朗、幽默还很和善，不是我想象中很阴郁、怪癖的人。”

　　为了表示感谢，波兰斯基临走的时候，把影迷送他的两大束玫瑰花全部送给了赵晶。“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从他那里拿到什么礼物，其实最后的时候我一个劲地向他道歉，因为有些地方我觉得自己翻译得并不好。但是他却说，没关系，你做得特别好”。

　　美国的好莱坞给了波兰斯基至高无上的荣誉，美国的法庭却羞辱这位犹太导演，这些他都不会轻易忘记。波兰斯基的新片《幽灵》是根据理查德·哈里斯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代笔作家为英国前首相亚当·朗撰写回忆录的故事，皮尔斯·布鲁斯南将扮演亚当·朗，尼古拉斯·凯奇将扮演这个代笔作家。该小说的故事原本发生在美国马撒葡萄园岛，但波兰斯基告诉记者，他将不会去美国，影片将会于今年秋天在德国取景拍摄。

　　演员和导演纠缠中的身份差别

　　14岁时，波兰斯基在儿童剧院担任演员。他曾经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演员，在自己的几部短片作品里，他都表现了对表演工作的喜爱。“我喜欢扮演丑角、喜欢蹦蹦跳跳、喜欢在全世界的舞台上赢得观众。说真的，如果我的生命能够重新开始，我将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表演而不是投入到导演中去。”波兰斯基曾经在自传《波兰斯基回忆录》中写道。

　　这种表演欲至今残留在他身上。在酒会上，没有人关注的波兰斯基会显得疲惫、精神状态不佳。但几分钟之后，身处上百人的大厅中，走上舞台的时候，他顿时变得神采奕奕，而且总能说出幽默的话来逗得所有人哄堂大笑。

　　他会突然指着电影学院会议室高高悬挂的标语问：“我可不可以也问个问题，这上面写的字是什么意思？都是方块，我也不明白。”那是一个随处可见的条幅，大意是“继承发扬北京电影学院优良传统，理论联系实际，做21世纪……”作为导演，他追求完美主义，有强烈的控制欲。一位女影迷向他赠送了一份中国传统竹简做成的《三字经》，波兰斯基很惊讶地把它打开，细细地欣赏。他要给这位影迷签名，很多人都把手中笔递给他，都被拒绝了。他宁愿就这么静静地站等3分钟，直到旁边的记者手忙脚乱地从背包里找出一只签名笔，他才一边开心地写下自己的大名，一边眼睛里还透着迷人的闪亮，温柔地问那位女孩，“你叫什么名字？”

　　年龄在他身上并没有显露过多的疲态。波兰斯基给中国电影资料馆负责人谭女士留下的印象是，“脑子非常聪明、反应速度很快、关注细节”。在专访中，他会特别关照后来的人记得关上门；和观众交流时，他会经常提醒翻译，“这个你应该翻译出来给大家听”。

　　波兰斯基听力不错，除了自如应对记者、影迷的各种问题，他更喜欢游刃有余地控制大场面。波兰电影展开幕式的当晚，陆川和自己的偶像波兰斯基刚站在台上，下面500多名兴奋的观众、媒体就挤挤攘攘混乱成一团。波兰斯基干脆自己就成了主持人，“来，让观众提几个问题吧”。象征性回答完两个问题后，他就来了句漂亮的结束语，“好了，我们不要废话了，还是看电影吧！”

　　波兰电影周开幕影片是《钢琴师》，这是波兰斯基拿到奥斯卡3项大奖的作品。也就是这个时候，波兰斯基终于向记者承认，他个人最满意的作品就是《钢琴师》，“如果我死了，这三个字可以刻在我的墓碑上”。而影迷陆川表示更喜欢他的处女作《水中刀》。

　　早在20 多年前，波兰斯基就曾经来过中国。据他本人透露，当时是骑着自行车游北京，还到过西藏，亲自爬过珠穆朗玛峰。

　　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谭女士介绍，波兰斯基由于正忙于筹备自己的下部新片《幽灵》，并没有在北京安排太多的游玩计划。除了参加波兰电影展的开幕仪式、参加波兰好友的摄影图片展，给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上课之外，他只去游览了天坛。

　　对话波兰斯基“我所要做的是，忠实自己的真实情感”

　　奥斯卡当然很重要

　　Q：你的处女作影片是《水中刀》，当时为什么会挑选拍摄这样一个题材？

　　A：那段时间我对航海非常热衷。在波兰，有上千个湖泊相互连通，第一部电影在湖上拍摄就很方便，而且成本预算不会太高。另外一个原因是故事本身，我需要设计一个非常有悬念，又发生在湖水上的故事。让三个演员来支撑整个故事，又要保持整个故事不能干瘪，要有足够的吸引力，这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Q：你经常告诉年轻人，想拍电影就去电影学院学习。对你这样的调皮学生来说，在学院里究竟学到什么东西？

　　A：在学校的时候，我的确很调皮，还差点被开除。但是那时候，我们想的是通过各种实验的手法来尝试电影，尽可能地把所有的镜头都切碎，像做一盘沙拉一样。但是现在我才明白，电影最终是要讲故事的，这也是最重要的。

　　学校的教育虽然不能让你成为有才华的人，却能让有才华的人懂得如何运用才华。毕业之后，你会发现，有的人变成有才华的人，有的人是没有才华的人。有才华的人才能讲好故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比如大家坐在一起吃晚饭，有的人就能讲很好玩的笑话，但是有的人讲笑话的时候，我们宁愿藏在桌子底下去。

　　Q：你曾经执导的《苔丝》在中国内地公映，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也是现在中国电影学院上课的经典教材，你个人怎么看待这部影片？

　　A：我很想知道大家看的《苔丝》版本究竟片长多少。记得大概在25年或27年前，我就得知中国很多观众都对《苔丝》有着很高的热情。据我所知，当时这部影片在中国广受欢迎，但也有很多人反映，他们很难理解这部影片。我不明白，这样一个故事大家为什么会出现困惑，后来我才知道，这部2小时40分钟的电影被剪成了1小时30 分钟的电影。我知道这个电影有点长，但是对于这样的影片来说，它的确需要这样的长度。

　　Q：这次波兰电影展的开幕影片就是《钢琴师》，这部影片在你看来是你个人最好的一部吗？

　　A：《钢琴师》是根据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当时作者本身就是小说中的本人。这和《辛特勒名单》不同，那完全是虚构的故事，对我来说，拍摄《钢琴师》这样的影片更为容易。我是通过他的角度去讲述个人化的故事，要做的就是把小说搬上银幕就是了。

　　在我看来，过去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为拍摄这部影片做准备的。现在我也必须承认，《钢琴师》是一部完全满足了我的电影。把二战和战后的事情、经历搬上银幕，是我之前一直有的强烈欲望，但是我不知从何入手。按照我们波兰的话，就是钟敲响了，但是你不知道是哪个教堂的钟被敲响了，这跟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让我心动的关于二战的素材有关。

　　Q：事实上，你最终选择了《钢琴师》而不是拍摄《辛特勒的名单》，这两部同一时代背景下的影片，对你来说究竟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A：《辛特勒的名单》也很好，但它是虚构的。此前，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叫我拍《辛德勒名单》，那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自己曾经就生活在贫民区，总觉得跟那段生活太近了。《辛》后来的导演理查德就比我能胜任，虽然他比我年轻，但他是与那段岁月直面交锋过的人之一，也是以前被扔在粪坑里而存活下来的孩子中的一个。那段生活在波兰贫民窟的时光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其余的一切都与我太近了，所以我最后没有拍那部电影。

　　在拍摄《钢琴师》的时候，我已经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也投入了很多我个人的感受。我通过拍摄影片，努力还原我记忆中的一些东西。我并不担心，我要通过这部电影要表达什么。其实电影已经自己呈现出来了。我所要做的就是，忠实自己的真实情感。

　　Q：2003 年，你凭借《钢琴师》拿到奥斯卡奖项的时候，却缺席了领奖。对你来说，这个奖项不重要吗？

　　A：获得奥斯卡奖对一个导演来说当然会是事业上最重要的一个事，虽然并不一定要站到领奖台上，或者在自己架子上能有个小金人摆着。最重要的是，你的作品能够得到权威的认可，在这一点上，奥斯卡的确具备一种象征意义。

　　输给费里尼，一点都不觉得遗憾

　　Q：现在你是功成名就的导演，影片的投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需要你去找钱，还是制片人带着项目来找你？

　　A：制片人经常会带一些剧本来找我拍摄，但是很少有项目真的具有拍摄的意义，我也不想这样随便浪费几年时间。大的制片厂来找我，然后落实这些影片也有一些，比如《唐人街》、《罗丝玛丽亚婴儿》，其他的电影都是我自己来主导的。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下的电影是我自己来主导的：比如某本书，我很喜欢，就想拍成电影；还有一种情况是来源我自己的灵感，虽然我也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想法，就想拍成电影。

　　Q：现在很多专业人士都在研究你的电影，寻找你拍摄电影的成功法则，你认为自己有据可循吗？

　　A：实际上，我没有任何理论，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讲一个好故事，有话就说，没话就闭嘴。其实这个问题，就像蜈蚣。如果你想要这只蜈蚣走路，先迈那只脚的话，这只蜈蚣肯定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走路了。

　　Q：全世界研究你的电影的书籍，仅仅翻译成中文的就已经有很厚一叠，你自己会看这些评论吗？

　　A：实际上，我曾经想试图去看看这些书，但是太多了，我实在没有时间去看。这些电影爱好者写我的文章，对我来说就像集邮册一样。有时候，打开这些书的时候我也会大吃一惊，这个也是我拍的，那个也是我拍的……另方一面，他们那些描写我的字句，我可能都没意识到，原来我可以做得这么好。

　　Q：刚才看了你两部学生时代的作品，都是你本人表演的，非常精彩，但是后来的电影中，除了《怪房客》之外，则很少亲自演出，为什么？

　　A：当我开始我的艺术生涯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儿童剧团里做演员。哪怕现在，我经常站在舞台后面，还会想象着自己某天会回到舞台上。

　　但是要找一个适合我的角色，非常难。另外，我发现，在自己拍摄的电影中出演角色，比在自己主演的影片中当导演更难。演员需要具备两方面素质：完全放松、高度注意力集中。对于我来说，首先必须要忘记自己导演的身份，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但是在现场，演员走路的时候超过标记的地方，我就会很着急；发现灯光有问题，也会显得很焦虑；和你演对手戏的女演员如果讲错了台词，你也会显得很生气。要忘记这些对我来说，太困难了，可能当打板声响的时候，女演员等我说台词，我却注意到她的头发有点乱，需要她做一些调整。

　　Q：你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是否受到过其他导演、电影人的影响?

　　A：如果非要说有人对你影响很大的话，一定是你最年轻的时候，看的最多的那部影片。对我来说，应该是卡罗尔?里德，当时他拍摄了影片《谍网亡魂》。当时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还小，他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无论是表演、动作还是灯光，这个片子我看了20多遍。这部影片促使我也很喜欢在自己的影片中追求气氛，让观众能够坐在电影院里，追求身临其境的感觉。

　　等我十六七岁的时候，我看了《公民凯恩》，这部影片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是我看过最好的一部电影，哪怕现在回头来看，都不会觉得影片镜头很枯燥，它把电影的表现力向前推进了很大一步。后来，拍摄电影《水中刀》的时候，我有幸观看了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我很荣幸地和这部影片一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在颁奖礼的那个晚上，我们两个人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后来，我输给了费里尼，能输给这么伟大的一个导演，我一点都不觉得遗憾。

　　改编电影就要忠实原著

　　Q：在你的电影创作生涯中，去过的国家比如波兰、美国、欧洲等，这些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你一生的创作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A：当我来到好莱坞的时候，在派拉蒙拍摄了第一部影片。那时候我还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有不同的变化。但是你能想象得到，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相差不大，工作人员在现场有什么不同，一切都完全取决于导演。所有人都期待在导演身上获得灵感，如果他心知肚明，旁边的人也会明白影片的意图；如果他对电影怀有很大的热情，所有人都会跟着受到鼓舞；如果他有幽默感的话，工作人员都会相处很愉快；如果他是个悲观绝望的人，工作人员也会被传染。

　　Q：你也来过中国多次，是否会有计划在中国拍摄一部影片？

　　A：我现在处在影片《幽灵》的准备阶段。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作者收集、记录英国前首相的笔记的时候，发现有些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这个故事打算在德国拍摄，因为没有中国演员，所以不太可能会在中国拍摄。

　　Q：是什么吸引了你，现在来拍一部政治惊悚题材的电影？

　　A：最新的这部影片《幽灵》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成，小说的原作者是我非常喜欢的人，他所有小说我都拜读过。我改编的这部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如果定义的话，这不是惊悚政治片，这是一个发生在两天里的故事，体现了时间、动作、惊悚的美好统一。

　　Q：你的很多影片都是改编自名著小说，比如《苔丝》、《雾都孤儿》、《钢琴师》以及即将拍摄的《幽灵》。一般来说，你在改编时会怎么处理这些现有的素材？

　　A：我之所以喜欢将小说改编成电影，那一定是被这部小说感动。因此在改编中，我所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忠实原著。改编之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这个故事充分表达完整。还是孩子时，我在读这个小说《苔丝》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改成电影，我该怎么操作。但是很多时候，改编的结果并不尽如意。主要原因是改编后的电影和小说相差万里。我喜欢的很多角色不见了，更夸张的时候，一些小说里根本没有的角色出现了。在我的经历里，学到的是如何忠实原著、保持原著本身的创意，而不是自己随便乱发挥。

　　2008-11-06 总第 30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