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冬对本报记者说,电影人之间合作就像一环扣一环的链条,有因有果,但需要一座“好的桥梁”。06年,他参演了陈可辛的《投名状》之后,不到10分钟的戏份却给他带来了不少大制作片约,包括徐克的《深海寻人》和程小东的《江山美人》。接下来,他还要主演袁和平导演的一部动作影片,但故事和搭档都还需要保密。
郭晓冬游水城 |
广州日报:谈谈陈可辛。
郭晓冬:现在回过头来想,陈可辛给我开拓了一个新天地。很感谢他,因为有了《投名状》,之后才有了《深海寻人》,有了《江山美人》。然后才有了跟袁和平合作的这部新片。所以《投名状》是一座非常好的桥梁,给了我很多的空间,打通了我的另外一个方向。前段时间我在北京一个活动上碰到他,我跟他说很感谢他给了我一个新的空间。他就跟我说,你6年以前就应该得到这些了。我在那儿想,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想来想去,想到了《暖》。
广州日报:你和陈可辛是怎样合作的?
郭晓冬:我对于人物的理解,他非常认可。其实导演和演员应该寻求精神上的沟通。在“神”上有了沟通,你才能在“形”上去靠近。思想能够达成一致,你会很享受这样营造出来的创作气氛。这令我们合作愉快,然后才有了之后的这些电影。
录像厅里产生的徐克崇拜
广州日报:那么,你是在拍《投名状》的时候认识徐克导演,然后才接了《深海寻人》这部电影?
郭晓冬:那时,徐克导演正在找男演员,陈可辛导演就跟他说,我这儿有个男演员,你要不要见一见?我也不知道陈导是怎样把徐导忽悠了,徐克就跟他的副导演一起从香港飞到了横店,到了《投名状》拍摄现场,看了我拍了一天的戏,就让我去演他的这部新片。我当时真是很兴奋。
广州日报:在这之前,你对徐克的印象是什么?
郭晓冬:我一直跟别人说,我之所以走上电影这个行业,是受徐克影响很深重的。因为在我那个年龄段,小时候都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那时候录像厅很流行,可以看各种各样的电影,好多都是香港的。徐克是香港电影鼎盛时期的中流砥柱,印象深的有《倩女幽魂》、黄飞鸿系列、《新龙门客栈》、《青蛇》。其实我很喜欢他早期的那些作品。他的电影有意境,渗进去很多内容,但很难用语言去讲,只适宜电影语言来表达,这种感觉我很喜欢,它更像梦幻;后期他的作品从《七剑》开始,就更具象、更具体了。
广州日报:这样的经历给你和徐克的合作带来了什么?
郭晓冬:给我带来了信任感,跟这些导演一起,你可以完全放松,你把你交给他,完完全全就可以了。
广州日报:你期望跟徐克合作一部武侠片?
郭晓冬:对。我跟他合作拍戏就是因为喜欢他的武侠片。每个大男孩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有种侠义感,对任何事任何人的一种正义感。所以我想在徐克的电影里演一个侠义英雄,除暴安良,赴汤蹈火。
广州日报:在你的作品里,你自认为代表作是哪部?
郭晓冬:我最喜欢的是《暖》,代表作也应该是《暖》。在电视剧上,《新结婚时代》和《大校的女儿》是分水岭;电影上《暖》是一个起点,《投名状》是另外一个分水岭,然后是《江山美人》、《深海寻人》。
每个人都有一个信仰
广州日报:你在《投名状》里的角色、苏州守将黄文金将军跟别人很不一样,大军压境依然困守城中,在一堆典籍中超然人世。你当初跟陈可辛是怎么讨论这个角色的?
郭晓冬: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信仰,这种信仰不是你一定要相信哪个教派,不是这个概念,而是你的理念、你追寻的东西。《投名状》这个角色的信仰,就是期望一如既往地坚守,坚守忠诚和责任,这种理念你不能背叛,否则会有良心上的谴责。但他面临的战事情势已经没有办法挽回。我和陈导沟通过后都觉得,这个角色有一种“坚守”的信仰,带有责任和家国之情,理想和抱负在他身上体现。
广州日报:那么,《深海寻人》中的角色国栋身上又带着什么概念呢?
郭晓冬:这个人物的核心就是爱情吧。爱情也好,广义的感情也好,在感情面前任何一个人都很单纯,就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不掺杂任何东西。感情就是这种概念。国栋和他的爱人之间很简单,像玻璃一样透明,清澈见底。越简单越伟大,也越彻底。
广州日报:章明导演的《秘语17小时》里的爱情呢?
郭晓冬:那里面的感情是一种错过,一种无奈。感情总存在错过和错位,但你没有办法。我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但有很多东西不是你能掌控的,命运就是这样子,每个生物从诞生那一刻起,一生的轨迹已经完成。你可以活得更精彩,但轨迹已经定了。一段感情的诞生和一段感情的毁灭,都是有原因的。我在《秘语17小时》里的角色于栋,他要面对他的老婆,还有当初的恋人之间的选择。他和他的恋人为什么分开了?他们追寻的东西不一样。价值观和爱情不一样,虽然你可能可以坚守爱情,但价值观会直接影响你的行动方向。恋人去了北京,于栋没去,但不等于于栋对于爱情已经失望了。他在坚守,但碰到很多问题,只能去选择另外一个人。
我喜欢做梦,我愿意把做梦作为我生活的方向
广州日报:你参加过的电影节很多,威尼斯给你什么不同的感觉?
郭晓冬:到每一个地方的感觉,跟你当年那部影片的方向有关。《暖》去东京电影节的时候,跟现在感觉不一样。在威尼斯,面对“电影”这两个字,这是所有电影人展开自己心灵最纯净的地方。也有些遗憾吧这次,《河上的爱情》这部片子是在展映单元,而不是在竞赛单元。我期望有天能带着自己的作品去竞赛单元。
广州日报:你是说你自己导演的作品吗?
郭晓冬:现在说做导演还太早。但我也希望能表达我自己,希望能有那么一天,希望这一天不是很远。如果你连做梦都不敢,那你活着还有啥意思。任何人不能剥夺我的权利,我喜欢做梦,我爱做梦,我愿意把做梦作为我生活的方向去走,这就是我对电影的概念。我跟霍建起拍《蓝色爱情》的时候聊过。我说,为什么我听见摄影机转动的声音就特别兴奋?我觉得这就是融在血液里面、渗入细胞里的。我觉得是一种上瘾的感觉。我知道我的生活不能没有电影,不能没有胶片。
拍电影的代价是要面对很多外债,要勒紧裤带
广州日报:从毕业到现在8年,你为了拍电影,付出过什么大的代价吗?
郭晓冬:代价就是你面对很多外债,压着你透不过气来,你要勒紧裤腰带。因为窘迫时你连吃饭都有很大问题,你要面临追债的问题,这就是拍电影的一种付出,一种“经受”。这要看你需要什么。我是觉得,一个人会为思想生存,我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为了坚定他的理念和思想,放弃所有的一切。我曾经跟人聊过,身体上的辛苦不重要,肉体辛苦,歇一下就好了;我打了你,受伤了,过一个星期就好了,皮外伤而已。但是,对不起,如果你思想受伤,那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就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了。
广州日报:什么叫思想受伤?
郭晓冬:在感情上受到伤害。
记者手记
郭晓冬——充盈的血气与现实主义者
面对这位一谈到电影眼睛就发光的人,我自报校友身份时,在他的眼里看到了他在寻求理解。他的助理在一旁说,你们该惺惺相惜啊。不知道这位曾经的借债者遭遇过什么样的坚硬现实,不得不遇见同声同气者就“相惜”一下,大诉热爱电影的衷肠。
是的,心怀表演理想的演员借钱度日好几年,这就是现实的一种。听到早年合作者霍建起在媒体上劝他多拍电影不要拍电视剧,他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这就是现实的一种。
鉴于新闻的真实原则,我不能说,陈可辛在他身上投射了一个坚守理想者“与子皆亡”的绝望;我不能说,徐克在他身上寻求一段只能存在于胶片中的古典爱情;我不能说,贾樟柯借他抒发一种对苦涩年代的诗意回望。这一切只是猜测。
我可以说,在一个小时对谈、连听几次“这你没有办法”、“这你没有办法”的感叹之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害怕受伤的天蝎座,敏感、血气充盈,熟视现实直至无睹。
|